雨后水泥地上，我点燃了纸巾盒

　　生菜、芹菜、西红柿、烤土豆、火鸡胸、大块provolone cheese（波罗伏洛干酪）、大碗cottage cheese（茅屋芝士）、两杯深黑的苦咖啡。

　　直至今天早上我依旧难以相信，学校因为我周末夜里在室外空旷水泥地上烧了两个小纸盒，给我下达了校史罕见的驱逐令。如今的我活得像个见不得天日的逃犯，除了上课时间外严禁踏入校园一步，无处可去的课间我便只能戴上帽子悄悄猫在图书馆某个角落，背对世界，默默忍气吞声，写着越来越学不懂的作业。

　　美国人是被9.11吓怕了，有纵火嫌疑的外国人一个也不能放过。依稀记得那阴冷潮湿的夜晚，当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用打火机点燃两个面巾纸盒后，不出三分钟竟然就见校警惊慌失措背着灭火器前来控制局势。十分钟后，我身着打底白背心被几个罗切斯特警察押在寒风飕飕的墙角严厉审问，我想把外套要过来他们也不准许，生怕我身上携带武器，于是就开始这样与几个凶神恶煞虎背熊腰的大汉语无伦次地周旋着，听他们紧张而谨慎地试探我是否有恐怖袭击倾向，而我也只好给着越辩越理不清的答案，说自己不过是一时脑洞大开想烧纸盒，却在头脑简单的美国人面前无力得如草。这般绕圈圈绕了许久后，不知不觉竟然已过午夜，几位警察叔叔终于感到了困意，才承认并没有当夜逮捕我的正当理由，于是他们最后怒目圆视了我数眼，拍了拍屁股上车扬长而去。

　　风中，鼻涕流淌的我掸掸身上被灭火器吹起的灰土，穿上外套，落魄地离开了现场，地上散落着半个没烧完的纸巾纸盒。

　　当晚警察是没找到抓我的理由，但自那天起我被学校审讯了三天有余，每一次还都有心理部门的人在一旁陪同，时不时就问我一句“你是否有伤害自己的冲动”或者“你是否有一点点轻生的念头”云云，面对这种问题我也只有苦笑，然后努力平静地告诉他们“没有，真的没有。”

　　昨天我拿到了一份正式通知，告知我不仅有三个违反校规的罪名，下周还要上学生法庭的听证会去再度接受那一个个口若悬河的指控和惊恐的目光。我已经完全脑补出了那时令我哭笑不得的氛围，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我真的感到无力也无奈。

　　搬出宿舍的那一天，就连楼里一向什么事都无所谓的RA也跑过来最后远远看了我一眼，当她小心翼翼地跟我说祝我好运时，我这辈子也忘不了那一秒她眼里的恐惧，仿佛我是一个终于被绳之以法的变态杀人犯。

　　唉，其实我早知道这就是美国，但我还是被自己一秒间的愚蠢决定所出卖。

　　昨日四月姐姐带着她的数个南美洲好友上门拜访我，聊到这桩事，那几个南美洲的大朋友也止不住惊呼：“烧个垃圾而已么，在我们国家就是大街小巷遍地可见的事儿啊，美国人真是莫名其妙。”

　　我倒不觉得莫名其妙，只是以一个外人的角度来看，我所熟知的美国人难免是悲哀的。客观评价，21世纪的美国人犹如活在一套充斥着幕后黑爪的体制之下的笨蛋，之所以毫不留情用笨蛋这个词，是因为用它来形容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不能更加确切了：从小衣食无忧、精神生活廉价、只要不去做大家都不做的事，就可以在一种假象的青春浪荡中高高兴兴长大，最后过上比世界其他地方99%的人都要物质丰富的愉快家庭生活，平时上个班周末开个后院BBQ party放假带孩子去个迪士尼，一辈子也就这么过去了，平淡无奇，与上一代、上上一代甚至都是同一条轨迹。这就是典型的美帝中产阶级白人生活，也是美国人民不怎么为中国看客们所了解的真实面貌。

　　如今的美国人民如果称得上是一个民族，它一定是人类历史上最无趣的民族，因为人们盲从着越来越精细的规则，甚至忘了规则的制定其实是为了服务于人。更加具有嘲讽意味的是，那些年与苏联冷战的美国所惧怕的正是这么一种为庞大体制笼罩得密不透风的机械化社会，而谁能料到数十年后美国竟自然而然地也演变成了这么一副模样，引用网上的一个段子：“不知不觉，我们都变成了当初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这话放到美利坚合众国身上毫无违和感。

　　这段时间极为流行的短语“也是醉了”，比照我现在的处境与心境，未免太过恰当。

　　最后提醒各位，千万不要在美国烧垃圾，哪怕是在雨后的水泥地上，你会被当成疯子甚至恐怖分子抓起来的。

　　“臭小子我警告你，如果有人来跟我报告说那纸盒是他的财产，我可会让你妥妥坐二十年大牢，我对天发誓。”大胡子警官那晚对我说的这句话至今还让我想笑却笑不出来。

　　真是心塞。

　　王青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