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团圆饭》乌托邦无法永恒

　　片名：团圆饭

　　导演：徐纪周

　　编剧：王力扶

　　主演：李光洁、马苏、李建、傅晶、李依玲、何泓姗、代旭等

　　类型：当代都市

　　集数：45

　　播出时间：12月6日

　　播出频道：江苏卫视、天津卫视、东方卫视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下，家一直是个富有深情意味的存在。剧中的“团圆饭”也是如此，它代表的是中国式的家庭观，围绕着宋家的六个孩子一道道上着菜。但“团圆饭”真的只是意味深长的一个念想，剧中大哥宋一达终于体会到他心心念念的合家欢，其实只是一个不会永恒的乌托邦，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家被永远放在心里，才是“团圆饭”为什么那么牵动情感的原因。

　　大哥宋一达的出场颇有“小马哥”的风范，在火车上把牙膏挤在手指上刷牙、把亮黑油直接涂在旅馆里那种廉价的塑料梳子上梳头的镜头之后，是走出火车站迎风站立的宋一达，那派头简直是“自黑”的自我调侃。把已经是医生的弟弟宋一亚，当小偷的弟弟宋一和，被包子铺的外地人收养的四妹宋小梅，被送进福利院有自闭倾向的小弟宋一文重新找回来需要勇气和智慧，大哥就像是个游戏玩家，重建一个家简直就像是打通关。编导赋予了每个孩子以独特的个性，在他们的成长经历中赋予了他们那些特征之外，其实很难知道他们每个人的情感和所思所想，不夸张地说，在韩剧里，寻找一个失散多年的妹妹或者哥哥并和她（他）重新生活在一起是需要几十集来完成的，何况是五个弟妹？编剧王力扶和导演徐纪周在打造亲情的这碗“团圆饭”时，深入人物性格与内心，细节铺垫十足，并用“喜嗨”风一扫剧中重拾亲情的苦心苦情，实属难得。

　　剧中的年代是从里面的歌曲和家庭成员得以基本确定的。20世纪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也是中国刚刚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宋家本是有着六个孩子（其中一个为收养）的幸福大家庭，却因父母遭遇车祸突然离世而分崩离析，老大宋一达（李光洁饰）进了省体工大队，老二宋一亚（李健饰）、老三宋一和（代旭饰）、老四宋小梅（何泓姗饰）分别被人收养，老五宋一文（熊俊豪饰）年龄尚小又身患小儿麻痹，被送进孤儿院，而宋家的养女宋小雪（傅晶饰）因不愿被再次收养，小小年纪就自己顶门立户，也一直期盼着这个破碎家庭的再度复合。

　　很难说清楚这样一个年代背景下的年轻人的故事会不会为大多数80、90、甚至是00后的独生子女所理解。他们也许难以理解为什么大哥宋一达，把已经失散多年的每一个孩子找回来重新在一起生活的良苦用心，可是把断裂的亲情续接起来是中国人的传统情感所在，这种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打动人的归属感，看起来是中国家庭根深蒂固的家庭观念，但恰恰这个不是这部剧想要的最终表达，深度解读请看下文对编剧王力扶、制片人黄澜的专访。

　　编剧王力扶制片人 黄澜 深度解读《团圆饭》 Q&A

　　剧作上的冲破和形式上的浪漫

　　Q：《团圆饭》据说是购买了日本的电视剧《同一屋檐下》的版权，那么主题立意呢？

　　王力扶：主题我们最后也做了比较大的改编，因为日剧主要就是团聚，我们还是做了一个人物关系的结构，基本上是散——聚——散，散是一开始大家伙儿离心离德，很孤单，在大哥的带领号召和聚集下，大家伙儿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大家慢慢成熟，找到理想，为了幸福，为了各自不能分享的幸福又彼此分开，但是这个家永远留在了心里，我认为我们是对日本的偶像剧《同一个屋檐下》做了升华。

　　Q：当时为什么进行过程中说只用了人物关系？

　　王力扶：《同一屋檐下》是个偶像剧，日本和韩国的偶像剧前提是要有群众基础非常好的商业偶像，剧情却很稀薄，基本上就是偶像在大街上配几首歌走十分钟大家也会看的。但在中国，首先没有那么成熟的商业偶像，其次日本的国情跟我们的国情也完全不一样，伦理道德、社会关系，乃至于日常生活里小事情的质感都不一样。当时看完《同一屋檐下》我都崩溃了，因为一集戏有半集是在各种吃饭，然后就絮叨，来来回回说一模一样的话。我说这可怎么弄啊？所以就只能留下人物关系重新解构，加入和寻找到当代的中国叙事。

　　Q：按照中国的传统，传统家庭伦理剧最后是以大团圆为标准式结局，但《团圆饭》是以分开各走各路为结局，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结尾？

　　王力扶：电视剧是个标准的大众文艺的形式，所以就有所谓的大家要求看到大团圆结局，但是我们有自己的叙事理想和叙事愿望、叙事高度，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个片子里做一点贡献的话，那我觉得还是重复了以前创作者做的所有工作，重复别人也很痛苦，《团圆饭》的团队都是非常有勇气的年轻团队，为什么不能稍微去尝试做一点既不得罪观众，又能给大家一点新鲜东西的事情呢？前两天我看《圣经》里面有句话特别感动，大意就是说上帝把他的孩子送到了父母身边，你们要好好爱护他长大，像客人一样爱护他长大，直到他们从这个家里离开，我觉得这就是家庭的意义吧。

　　Q：你刚才说要对原有的一些家庭伦理剧的观念做一些升华再思考，在这个大结局之外的人物关系的编织上有没有一些你们的心意在？

　　王力扶：我一贯的看法是，除了人物关系之外还有故事，尤其是对于这种群像的戏，人物关系的差异和扭结、人物之间互相造成的困境就是故事本身，我们其实想找到的也是一个家庭里个人的理想、个人的身份等这几样造成了他们生活愿望、生存态度的不一样，就自然而然会有很多摩擦和矛盾，这样诞生的故事一定是既自然、不脱离生活逻辑，同时它也是好看的，它还是在生活里面找到了真实的戏剧性。

　　Q：这个故事的背景设定在一个什么样的年代？为什么？

　　王力扶：之前我做的是1985年左右，徐继周导演把年代放得靠后了一些，这个调整离我们这个年代更近。事实上可能老一辈的演员创作这种现实主义题材，一定会把很多细节抠得非常真实，他们认为现实主义等同于写实主义，但是事实上我觉得徐导这一代导演在美学上最大的创见就是，现实主义可以在一些局部的细节上跳脱一些，所以这个片子，徐导在他的导演风格上创造了一种意外的浪漫和美，这个跟我们以前惯常见过的现实主义题材是一次挺大的刷新。不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还是没经历过那个年代生活的观众，其实对那些细节不是很较真了，因为没有一个观众在看电视的时候会看你衣服的领子和钮扣那些细节，他看的一定是人物关系和命运。

　　兄弟的价值观角力是点题“团圆饭”涵义

　　Q：大哥宋一达简直是集苦难于一身，当时做这个人物的时候是不是下手有点狠，还是你认为的中国式大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呢？

　　王力扶：不是，你看到他在捡破烂，看到他一步步受苦受难，感觉我们在人造苦难，事实上因为我自己就是标准的现实主义阅读、现实主义写作训练出身，所以我不做那种生硬的狗血，这个大哥并不是一上来就那么高尚，他一上来就被自己的三弟偷了个精光，不拉着他，他就要去蹲监狱。那个五弟黏着他，看到亲人就像看到了火一样就这儿扑过来了，他没有办法把他推出去，他也不是一开始就想捡破烂的，他做了几次生意都砸了，卖烤红薯，因为买了个公斤称，又不认识，一公斤白薯都按一斤卖出去了，碗也赔了，卫生纸也赔了，底子那么薄的家他是赔不起的，不赔还赚的生意就是捡破烂，所以他就做了，事实上这样一步一步过来都是合理的。

　　Q：好像生活对于一个这样的人来讲，苦难过多了。

　　黄澜：从故事角度出发的话，如果兄弟姐妹个个过得好，大哥非要把他们弄在一起也不合理，正因为大家过得不好，才有了他的这个人物的塑造。所以前面我们营造了很多困境，有些困境我们可能会有共鸣，有些可能我们并不了解，没有经历过，然后看他是拿什么方案来做解决的，可以跟他有些借鉴或者学习，或者有些感情上的认同吧，就是一种构建人物的方法。

　　从人性人格的角度来讲，大哥是一个真实的人物，谁都不是一味高尚，牺牲掉自己的家庭，牺牲掉个人的爱情，维护一个家，如果那样一上来这个人物就已经是这样的话，这太高尚了、太假了。

　　王力扶：而且事实上来说这些大哥中间有一度也是非常依赖他这个兄弟姐妹，用一句现在特别时髦的话讲，他是用这种跟兄弟姐妹聚在一起的方式刷他的存在感，所以二哥当家，二哥进来以后开启了另一个家庭时代的文明，二哥就说我们不能这么聚在一起，彼此消耗、彼此牺牲，这样没有意义。

　　Q：李健饰演的二哥是不同于其他兄妹的社会精英，他是一个承载着你的家庭理想的人物吗？

　　王力扶：二哥是一个复杂的人，他跟那几个兄妹不处在一个社会阶层里，和他们的所受教育、思考都不一样，二哥觉得我是一条很大的鱼，不能老在一碗水里游，你们觉得这一碗水是大的，在这一碗水里游是快乐的，但这个快乐你不能强加给我，因为我不能在一个碗里游，这是二哥从始至终的痛苦，他自己的个人理想，他的社会地位，包括他的事业追求，都跟这个家庭有矛盾。

　　Q：对亲情的复杂感情，或者说淡漠，是很多这个阶层的人的共同的特征吗？

　　王力扶：也不是，二哥其实很复杂，他放不下这个家，但没有办法用跟大哥同样的方法把这个家挑起来，他认为一群没出息的人聚在一起很痛苦，也没有意义，这是两个时代的两种文明。

　　黄澜：这个人物把我们对现代社会的认知放在里面了，大哥是代表传统的继承，而二哥更多是代表现代观念的，希望社会发展，希望每个人独立。他们两个人代表着目前我们这个社会的两股力量，但随着剧情发展两人互相会有影响和改变，我们传统观念和现代的社会发展的这些理念，其实是会有交织的。

　　王力扶：没错。最后事实上从这个家第一个走出去的反而是大哥。中国的家庭是全世界最脆弱的家庭，似乎必须得有一张八仙桌，有一个四合院，再有一大堆饭碗筷子才是家，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血脉、强调宗族，它完全没有建构一种精神上的归属的凝聚力。至少在我写剧本的时候，有个意识是特别明确的，就是一定要砸烂这个团圆的大锅饭，我不相信中国人的家庭真的脆弱到没有这张八仙桌、没有那一堆碗就不是家了。

　　创作上扎得太深到底好不好

　　Q：你刚刚说在《北平无战事》播出之前，你们编剧圈甚至动摇了现在这种创作剧的理念。

　　王力扶：在经历了《北平无战事》这个事件之后，我觉得观众还是相当识货的，如果在识货的观众面前我们折了，那我们也认了。

　　Q：这个戏好像在发行上也遇到了一些阻力。

　　黄澜：这个戏2013年年底就做完了后期，这整一年的时间我们都在做发行，发行的过程当中也遇到很多客户的质疑，问题包括像这种传统故事对现实的意义有多少？我们所有的创作的方法都是非常经典的、学院派的，也非常认真，和目前市场上流行的那种更快销式的做法好像是有一点距离的，观众是不是愿意来看，沉得下心来看；我们的演员阵容也没有那么耀眼；另外在家庭剧的范畴当中，目前这种风格稍微有一点创新，这种创新风格的观众群在哪里，大家都会有一些疑问。一是很多能明年播的剧都扎堆今年播了，二是政策的调控等等原因造成最后我们只是到12月份才争取到了档期。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经历了很多创作观上面的振荡，接下来该怎么写剧，是不是写一些比较轻松的愉快的，不要扎到那么深的，讲点普通的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