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梦之鉴

　　托尼·朱特在2005年写成的《战后欧洲史》，在2010年由新星出版社引进出版时没有牵起多少波澜。随着欧债危机全面爆发，以史为鉴的思考逻辑又出现，从盐野七生的《罗马人的故事》、霍布斯鲍姆的《年代四部曲》以及这部《战后欧洲史》都是欧史热的延续。

　　《战后欧洲史》四卷书的内容非常“巧合”的与战后中国的历史一一对应，卷一为“旧欧洲的终结（1945-1953）”：关于东欧的情景，大致可以跟中国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历史进行对比；卷二“繁荣与革命（1953-1971）”：关于西欧的情景，大致可以跟中国改革开放后的30年历史进行对比；卷三“大衰退（1971-1989）”最值得当下中国人阅读和思考，里面关于西欧的情景，大致可以跟中国在2007年至今，并可能延续到2020年的转型时期的历史和未来进行参照；卷四“旧欧洲新欧洲（1989-2005）”：或将成为我们思考中国在大约2020年转型成功后的未来之参照。

　　旧欧洲的终结

　　二战后，欧洲人逐渐回到了正常的生活秩序中。无论东西欧，重建家园都需要在一段时期内压抑大众的消费需求，补贴工业投资，这当然会引发人民的不满，特别是遇上了“大灾之年”——1947年6月是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炎热最干旱的夏天，年末的冬天则是1880年以来最坏的天气。此时欧洲依然是一个农业为主体的社会，极端思想开始死灰复燃。在这个关节点上，东西欧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西欧开启了城市化的大门，引导农民进入城市建设以消化过剩劳动人口；而东欧则采取了苏联式的集体化、合作化运动，让农民固守在农村土地上。

　　这并非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是经济环境的不同使然。作为二战最大受益国的美国，在1947年大灾后启动马歇尔计划，以无偿物资援助和贷款的形式对西欧的城市化进行“托底”，并将欧洲纳入稳定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让后者稳步踏上市场化的良性循环之路；而作为“二战中唯一遭遇永久性经济灾难的国家”的前苏联，不仅没有能力“托底”东欧的城市化，更须反向操作将城市危机转入农村。1951年，斯洛伐克就曾过把城市职员和政府公务员都赶到农村去，即所谓的“七万人大生产运动”。

　　由此看来，中国后来的类似做法，同样是在无人“托底”背景下的现实选择（温铁军的《八次危机》对此有精彩的论述）。

　　繁荣与革命

　　作者认为，“冷战”是西欧经济得以开启繁荣时代的原因而非抑制，政治稳定随1953年斯大林的逝世和朝鲜战争的结束，就像水凝成冰般突然出现了。摆脱了军事防御负担，西欧各国全程投入到被两次大战打断了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去。

　　意大利、法国只花了一代人的时间就直接从农业国跃升为以服务业为经济基础的国家，实质性的跨过了工业阶段，原因在于“一次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街头到处都是儿童和青年，1960年，荷兰、爱尔兰、芬兰人口中30%的年龄不到15岁，1967年法国1/3人口年龄不足20岁。而伴随人口爆炸的，是欧洲第一次出现了人口的跨地区大范围流动。如果说西欧花了20年左右的时间跨越了工业化时代，那么人口基数更大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则大约花了30年左右。

　　在大繁荣的20年里，西欧有很多情景可以与中国改革开放后30年进行对比，比如：各国都提倡“大政府”，并强化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的重要性，一流大学生不去私企工作，而是在国家垄断行业或政府部门寻求就业；城市化的进程，出现了诸如上班长途交通、基础设施不足、城市边缘的超高密度街区等现象，也包括大拆大建中对历史传统建筑的破坏，这些都被视为“现代化报应”。

　　战时和战后初期的一代成为繁荣期的最大受益人，并由于拥有独立消费能力的青年期，从而萌发了上代人不曾具有的自我意识，以及朦胧的独立和反抗意识。当然，这一代人并不会真的起来革命，而只是希望表现得与众不同罢了，因为，他们经历着“最好的时代”，这也许跟中国的70后、80后有相似之处。

　　总的来说，公民社会和福利社会在慢慢成型，社会民主不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现代生活方式。

　　大衰退

　　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终结布雷顿森林体系，取而代之的是浮动汇率制和美元贬值，代价就是“你们的问题”：西欧各国为了遏制必定出现的经济滑坡而不得不采取通货再膨胀政策，放宽信贷、放任物价上涨和货币贬值。1971年-1973年，非燃料商品价格上涨70%，食品价格上涨100%，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油价再涨至1973年初的两倍多，并在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再次上涨150%。中国虽然没有如此严重，但物价和资产价格的大幅上涨，以及企业经营困难、失业率上升，也是2007年-2013年所面对的最大风险。

　　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人口红利”消失，和亚洲新兴国家地区的出口竞争加强，欧洲企业竞争力不再，失业率开始无情而稳步的上升——大部分国家的失业率都达到了双位数，只有德国低至4.7%，因为德国企业先解雇的是“外国劳工”，这保住了德国企业的利润率和居民的消费力，却把危害转嫁给了南欧的劳动力输出国。同样的，在世纪末两德合并花费了上万亿欧元的高昂成本，为了避免财政赤字带来的通胀和马克贬值，德国央行加息带动欧共体各国跟随，也令失业问题成为了“大家的问题”。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欧终于来到了经济转型的拐点处，这也是最接近中国的此时此刻之历史性时点了。

　　70年代的经济危机促使人们对社会民主、福利国家以及其背后的凯恩斯主义的怀疑，而没有经受过大萧条等自由主义危害却饱受“滞涨”折磨的年青一代尤甚。撒切尔-里根主义带来了私有化大潮，将西欧带入了自由主义时代，其中又以英国最为激进——1984年-1991年，仅英国一个国家的私有化资产金额就占了世界总量的1/3。

　　但作者对英国的激进做法并不认同，他认为，首先，大量工人失业后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与其说公司盈利是私有化创造的奇迹，不如说是通过失业救济将成本社会化了；而且，私有化后政府依然被私企以就业为理由绑架，如英国财政部对钢铁工业的债务一笔勾销。其次，过分宣扬个人主义并轻视和消灭国有资源，让民众在集体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二选一”，导致了公民与国家、公民与公民之间的撕裂，造成了破坏性的社会影响；最后，被释出的大量财富通过“金融大爆炸”而聚拢到以金融为首的部门和个人手中，1992年，索罗斯领头的量子基金令英国退出欧洲货币联盟且贬值英镑，就是标志性事件——国家整体受创之余，私人的富裕伴随着大众的贫穷，贫富分化加剧了。换句话说，欧洲是在富裕时期发展了下层阶级。

　　我们不妨看看2007年-2013年间的中国，有几点值得思考：首先，国土面积大且地形多样令经济转型更有弹性，而统一高效的行政体制加上对较多国有资本控制，也提升了应对危机的调控能力；其次，赶上了互联网创新的班车，众多的制造业失业工人，无须专门培训即可转入到物流配送工作，而且收入还不错；再次，成长于消费时代有非常强烈的自我意识的年青人，在传统的庞大企业和公共部门中可能与制度文化格格不入，但成为淘宝店主后，却可以在家里喝着咖啡听着音乐赚钱——也许，赚不赚钱不要紧，要紧的是这些年青人可以“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为自己的梦想而活”；最后，人口结构可能也是转型至今较为顺利的原因之一，即计划生育令20世纪90年代成为生育低谷期。

　　旧欧洲新欧洲

　　托尼·朱特归纳了有别于“美国梦”的“欧洲梦”。

　　从优点方面看，欧洲人更加认同贫穷是社会大环境而非个人无能造成的，也愿意为平衡贫富差距而支付高税收，比如德国工人在失业后32个月内可领最后一周工资的60%，过后仍可以无限期领取53%。更少的穷人，更健康长寿的人口意味着欧洲的医疗费用大大低于美国——2004年，瑞典的医疗财政支出占GDP的8%且覆盖全国人口的80%费用，而美国占GDP的14%却仅仅覆盖45%的费用，还有4500万人完全没有医疗保险。

　　从缺点方面看，就是过重的福利负担令企业和个人缺乏创新激励——“当你还年轻，还是单身的时候，你适合去美国；但当你上了一定的年纪，还是该回到欧洲。”欧洲成了怀旧之城。

　　所谓的“欧洲梦”，就是富足而又安全、自由又不失保障的前景。那么，“中国梦”又将如何实现？

　　张健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