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望若神仙——父亲张伯驹的人生沉浮

　　他是“民国四公子”之一，却少有纨绔之气；他曾投身军界，却因政局黑暗而回归文人之身；他被母亲视作十足的“败家子”，却又被同仁誉为“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刘海粟语）；他把毕生心血倾注于保护中华文明、中国艺术之中，一腔赤诚却在动乱年代被屡屡错待。他就是张伯驹。多年以后，在女儿张传綵的回忆中，名士张伯驹的身影依然鲜明。

　　决然脱下军装

　　我父亲原名家骐，字丛碧，别号春游主人、好好先生等，河南项城人。父亲出生于贵胄豪富之家。我爷爷张镇芳是袁世凯的姑表兄弟，父亲的姑母嫁给了袁世凯的弟弟袁世昌，因为爷爷在家中排行老五，袁世凯的儿子们称我爷爷为“五舅”。

　　父亲所处的青年时代，革命浪潮汹涌澎湃。1913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爷爷张镇芳升任河南都督。第二年，袁世凯采取了一个重大举措——创立培养军官的陆军混成模范团。父亲这年刚16岁，不符合模范团的选材标准。但在爷爷的安排下，他破格进入了模范团的骑科，并由此进入军界，后曾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部任提调参议等职（皆名誉职）。

　　此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接着军阀混战，政坛风云变幻如儿戏。父亲眼见政治黑暗，又目睹爷爷官场的沉浮，叹道：“内战军人，殊非光荣！”决然脱下军装。

　　奶奶眼里十足的“败家子”

　　父亲退出军界，回到家里，奶奶十分不满，絮絮叨叨地骂他没出息，要他进入金融界。父亲一度十分困惑、苦闷，终日无言。此时父亲唯一的乐趣就是读书，他读《老子》《墨子》，兴味十足。

　　1927年，父亲正值而立之际。一次，他去爷爷任职的北京西河沿儿的盐业银行，半途拐到了琉璃厂，在出售古玩字画的小摊儿旁边溜达。一件康熙皇帝的御笔书法引起了他的注意，只见上面的四个大字“丛碧山房”写得结构严谨，气势恢宏。虽然此时父亲对收藏尚未入门，但由于旧学根底深厚，其眼力已然不俗。他没费思量就以一千大洋将其买了下来。回去后，父亲愈看愈爱，遂将自己的表字改为“丛碧”，并把弓弦胡同的宅院命名为“丛碧山房”。这是他收藏生涯的开始。从此，父亲为了收藏文物，大把地花钱。

　　这年，父亲30岁。父亲说过：我30岁开始学书法，30岁开始学诗词，30岁开始收藏法书名画，31岁开始学京剧。他从少年时代就喜欢京剧艺术，此时他正式拜余叔岩学戏，彩唱过《二进宫》《空城计》《八大锤》三出戏，成为余派艺术传承的重要人物。

　　爷爷去世后，在奶奶的苦苦相劝和严厉责骂下，父亲无奈答应子继父业，出任盐业银行的董事兼总稽核之职。但父亲对银行的事从来不闻不问。从此，父亲有了“怪爷”的绰号。他一不认官，二不认钱，独爱诗词、书画、戏曲。在奶奶眼里，他是十足的“败家子”，不可能使家业中兴。

　　初见母亲，惊为天女下凡

　　20世纪30年代初，父亲初到上海，不久便结识了母亲。

　　母亲潘素，1915年生于苏州，时为上海当红的青楼艺人，在沪上有“潘妃”之誉。母亲长得清秀妩媚，谈吐不俗，而且弹得一手好琵琶。

　　父亲早年已有3位太太，均为父母主聘而娶，感情始终不谐。在盐业银行挂名任职后，父亲每年要到上海查账两次。说是查账，实则是来玩的。因为常在青楼走动，结果就撞上了母亲。父亲初见母亲，惊为天女下凡，才情大发，提笔就是一副嵌字联：“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

　　父亲将母亲比为王昭君，誓要娶她。母亲也欣赏父亲的落拓不羁，两人很快定情并论及婚嫁。可是，母亲此时已被有权有势的国民党中将臧卓看中。臧卓得知母亲另有新欢，便把她软禁在一个叫“一品香”的旅店。父亲无奈，于是找到换过帖的把兄弟孙曜东。

　　孙曜东是上海滩的玩家子，年轻气盛，颇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气概。孙曜东趁天黑开出一辆车，带着父亲，先在静安别墅租了一套房子。然后驱车来到“一品香”旅店，买通了臧卓的卫兵，知臧不在房内，急急冲进去，母亲已经哭得泪人儿一般。孙曜东将他们送到静安别墅，躲了几天后，父亲就带着母亲回天津了。

　　最后，父亲分别将两笔巨款给了家里的太太，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

　　父亲自比“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他要把母亲培养成董小宛式的人物。母亲嫁给父亲后，改名潘素，父亲还给她一个爱称——慧素。

　　1935年年初，父亲为母亲请来一位老画家，名叫朱德甫。母亲21岁时正式拜师，开始了她的绘画生涯。母亲初从朱老学画花卉，不久，父亲请来古文根底极为深厚的夏仁虎老先生，专教母亲通鉴古文。经夏老先生介绍，父亲又请苏州名家汪孟舒专教母亲绘制山水。母亲从这时起，开始专攻金碧青绿山水。

　　母亲时而泼墨，时而抚琴，父亲时而作诗填词，时而挥毫疾书，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令人神往的光阴。

　　20年后，父亲在母亲生日时，回忆往事，特填《水调歌头》词一阕，后半阕为：当时事，浮云去，尚依然。年少一双璧玉，人望若神仙。经惯桑田沧海，踏遍千山万水，壮采入毫端。白眼看人世，梁孟日随肩。

　　宁死也要保住藏品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为了银行不致落在和汉奸有勾搭的李祖莱手中，加上他多年收藏的大部分藏品都放在银行，只好勉为其难，以总稽核的身份，兼任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前去主持行务。

　　父亲每周去一趟上海。1941年的一次上海之行，让父亲陷入险境。

　　一天早晨，父亲去银行上班，刚走到弄堂口，迎面冲来一伙匪徒，把他抓住塞进汽车后面，迅速离去。母亲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跑到孙曜东家，见到孙曜东就跪下，请他救救父亲。孙曜东分析了一番，想想父亲在上海没什么仇人，只有盐业银行的李祖莱，因为父亲挡了他的升迁之路。

　　第二天，母亲接到绑匪的电话，说是要200根金条，否则就撕票。这下子母亲更急了。后经孙曜东打听，果然是李祖莱幕后策划，由“七十六号”特务组织干的。

　　经孙曜东的一番活动，绑匪开始和母亲谈判。谈判过程中，绑匪说父亲绝食多日，已昏迷不醒，请母亲见一面。母亲见到父亲时，只见他已经有气无力，憔悴不堪。母亲唏嘘不止，可是父亲却置生死于度外，悄悄关照母亲说：你怎么样救我都不要紧，甚至于你救不了我，都不要紧，但是我们收藏的那些精品，你必须给我保护好，别为了赎我而卖掉，那样我宁死也不出去。

　　父亲被绑8个月，最后，绑匪给母亲传话：“7天若拿不出40根金条，做好收尸准备。”

　　不多久，经孙曜东努力调停，周佛海亲自过问，父亲终于安全回到家中，而他不愿卖画赎身，视书画如生命的事情很快传开了。几家报纸也刊登了消息。父亲怕树大招风，便于年底离开上海这块是非之地，取道南京、河南来到西安。为谋生计，父亲在西安创办“秦陇实业公司”，自任经理。

　　小时候，我对父亲和母亲一次次往返于北京和西安之间，当时不甚了解，长大后才知道，那时候北京已经沦陷。父母为了不让像《平复帖》那样的国宝级字画出任何意外，将它们偷偷缝在被子里，一路担惊受怕地带出北京，来到西安。直到日本投降，他们才重回北京安定下来。

　　为劝说傅作义，忍痛割爱送蜡梅

　　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企图将一切有地位、有影响、有才学的人都拉到台湾，自然也打起了父亲的主意，他们不时派人到家里游说，都被父亲断然拒绝。此时的北平城内，已经可以听到解放军的炮声，父亲坐卧不宁，他不只是担心个人的安危，更为千年古都随处可见的文物而忧虑。他遂以昔日闻名的贵公子、文物鉴藏家等特殊身份，多方活动，积极促进北平的和平解放。

　　民盟不时在我家开会，讨论如何能使北平免于战火劫难。父亲与西北军人素有渊源，身为西北军人的傅作义将军也知道父亲是个正直文人，很是敬佩他。于是，民盟的盟友们就撺掇父亲去劝傅将军，千万不能开战。父亲与邓宝珊将军和侯少自将军（傅作义的高级顾问）一直是好朋友，他们三人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劝说傅作义将军勿起干戈，以保护北平的百姓和北平的文物、古建筑。为了劝说傅作义，父亲还忍痛割爱，将家里两盆最大的蜡梅送到了傅府。

　　一方面国共谈判在反复进行着，一方面朋友也在劝说着。傅作义权衡考量了一番之后，最后下决心走和平的道路。

　　北平和平解放了，父亲是有功的，可是，父亲极少与家人谈及此事。有老友劝他向政府要官，他淡淡地说：“我还是画我的画，我也不要官，我也不要钱。”

　　被打成“右派分子”

　　1949年以后，父亲收藏的热情丝毫未减。但是，此时的文物市场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光是有钱还远远不够，地位和权势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有了“好东西”，文物商店先要留起来，等江青、康生等过目。如果他们看中了，几毛钱就可买走一件价值连城的古物。到了父亲之流那里，已经是残山剩水了。

　　一次，父亲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时的父亲，已不是彼时的张公子。他不供职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而所担任的北京棋艺社理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文教委员等职务，无权无钱，皆为虚职。想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生活之需，母亲有些犹豫。父亲见母亲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母亲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母亲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父亲这才翻身爬起。

　　1956年，全家迁到后海南沿的一个小院落，这是父亲最后的一点不动产。

　　这一年，父母将30年所收藏的珍品，包括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以及黄庭坚的《草书》等8幅书法，无偿捐给了国家。这八件作品件件都是宋元以前的书画，至今仍是故宫博物院最顶尖的国宝。

　　国家给了3万元奖金，父亲坚持不收，说是无偿捐献，哪能拿钱呢，怕沾上了“卖画”之嫌。后经郑振铎一再劝说，告诉他这不是卖画款，只是对他这种行为的一种鼓励，父亲才把钱收了下来，并拿去买了公债。

　　张传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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