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熔金 宋元明时期金银

　　中国古代的金银器艺术辉煌而丰富多彩。从商周到春秋战国一直至唐代，中国的金银器制作艺术漫长的发展逐渐达到了中国金银器制作艺术第一个顶峰。而本文着重讲述的则是继唐代之后中国的第二个金银器制作高峰，宋元明三代的金银器制作艺术的发展历程。

　　如果说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的唐代如同一位伟岸雄壮的男子，那宋代更像是一位江南女子，温婉内敛，精致细腻。宋代经过晚唐五代十国的战乱和中国疆域版图的改变，通往西域的道路被慢慢堵塞，西域文化对宋代金银器制作的影响也日渐减少，宋代的金银器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对传统中原汉文化的一种回归和重新确立，与此同时，宋代士大夫文化的繁盛和儒家道教对社会的广泛影响，也一样改变着宋代金银器文化的走向。

　　由于宋代统治者对于金银器制品使用权限的放开，也使宋代的金银器和之前各个朝代相比，数量相对明显增多。不过，由于在宋代金银制品已经不再是专属于统治阶级的奢侈品，所以宋代开始，金银制品从体量上变得相对轻薄，灵巧。宋代的匠人们已经不再只是单单满足于前朝相对机械的以模压浇铸为主的传统工艺，而是增强了手工的锤揲，錾花，剔地，镂空等技艺，充分利用金银的延展性，以轻薄的金银材料直接捶打出极其立体的浮雕效果。其实，锤鍱和錾花工艺自唐代以来中原的工匠就已能够熟练的运用在金银制品上，而到了宋代，这两种工艺在工匠的手里再次得到提高，宋代的匠人能在更加轻薄小巧的材料上完成更加精致细腻的创作，让人叹为观止。

　　宋元金银器的基本构成为首饰类和器皿类：首饰类主要为冠，梳、钗、簪、耳环、钏、镯、戒指、帔坠、项链，题材广泛，器皿类主要为瓶、盏、盏托、碟、炉、奁、杯、盘、壶等等。此外，佛教题材的金银制品也占据了其中一部分，如舍利宝函、金棺银椁、净瓶等等。两宋时期不仅塔基中出土的金银棺椁较多，还出现了银制的塔、佛、僧人及寺院建筑模型、舍利瓶、葫芦瓶、净瓶等，如浙江宁波天封塔南宋地宫中曾土的浑银地宫殿模型和各种造型的银牌。宋代的金银制品器物出现了许多新种类。器皿流行端庄秀美的多曲形、多瓣形、多棱形，如福建邵武故县窖藏银器中的莲花杯、菊花碗、菊花盘、梅花杯、梅花盘和鎏金八角碗、双鱼盏、八角碟等。它们继承了唐代以及五代十国还有辽金的基本艺术风格，再经过自己本身的再创造，最终完成了由唐式向宋式的转变。

　　从宋代金银器的制作题材来看，宋代的金银器使用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更自由。因为宋代政府放宽对金银制品使用的限制，所以很多的金银制品的制作题材也更加接近普通的人民群众，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比如湖南窖藏出土的一只元代的“掬水月在手金簪”，饱具文学内涵又富于历史传承，表达出惜花春早起、爱月夜眠迟、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这种唯美的古代文学含义，虽然这只簪被看做是元代时期的作品，但是从历史上来说南宋和元朝有着无法分割的千丝万缕联系，我们似乎也能借助此簪一窥南宋社会的真实写照和缩影。

　　宋代金银制作在纹样上，如童子、鱼藻、鸳鸯、蝴蝶、蜜蜂、孔雀、翟鸟、乌龟、以及各类水果花卉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见到的动植物占据了更多的篇幅，得到空前重视。比如宋元时期比较常见的“满池娇”形制的发簪，簪面都以池塘的各种动植物为素材，通常由蜻蜓、青蛙、乌龟、螃蟹、鸳鸯、荷花荷叶等组成，充满生活情趣。是应了元代著名画家柯九思《草堂雅集·宫词十五首》诗：“观莲太液泛兰桡，翡翠鸳鸯戏碧苕。说与小娃牢记取，御衫绣作满池娇。”的诗句。柯九思还在《宫词》后作注释解释到：“天历间，御衫多作池塘小景，谓之满池娇”。“满池娇”，其名甚雅，宋元就已成一固定名称，后将以荷叶、莲花、鸳鸯、鹭鸶、虫鱼嬉水等为主题，表现荷塘小景、描绘自然界生机盎然、祥和安宁的池塘美景都称为“满池娇”了。这种平民式样的轻松惬意的艺术表现形式，在宋代之前的金银制品上是很少见。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金银器有更多的对印度教和佛教的内容表现，比如迦陵频伽，化生童子等佛教题材就数次出现在宋代金银饰上，和宋代一起出土金银器的同时，大量的琉璃器也同时被发现，宋代琉璃器和金银器两者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是值得日后单独研究的好课题。

　　笔者注意到，宋代金银器物的镶嵌工艺相比之后明清两朝的金银器来说要相对单一，由于年代久远，出土的宋代金银首饰上的镶嵌物大多已经消失或者掉落，不过从已知的出土资料来看，玉，水晶，松石，珍珠，螺钿，琉璃为比较常见的镶嵌宝石，这从侧面说明，由于珍珠螺钿属于有机宝石本身就不易保存，而松石和琉璃本身密度不大，遇到酸性强湿度大的土壤和保存环境时间一久就很容易钙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很难看到宝石镶嵌比较完整的宋代金银器了。

　　两宋时期的金银器还曾出现了很多的仿古作品，这也许是由于宋代士大夫文化的日益盛行以及宋代文人雅士崇古的高涨热情所影响，比较著名的如苏溧阳平桥窖藏出土的一件乳钉纹鎏金银盏，造型如同商周时期青铜器中的簋，所饰的乳钉、雷纹也类似青铜器的装饰纹样。

　　很多元代的金银器工匠也许本身就是南宋时期的金银器匠人，所以在元代特别是元代初期，南宋和元代的金银器制作风格几乎一致难以区分也就不足为怪了。元代金银器制造业更为商品化。在当时的社会，金银器已经不再是皇室宫廷、王公大臣的私有品，富商巨贾，富裕的平民家庭，哪怕妓馆、赌馆和酒肆都非常流行使用金银器。所以到了元代。金银器的风格变得更加世俗化，取材也更加的广泛，不拘一格。

　　元代的金银器基本上使用的还是南宋时期流行的手工锤揲，錾花，剔地，镂空等技艺，南方的元代金银器基本保持了南宋风格，以玲珑俊俏的镂雕花纹和立体感强烈的手工锤揲为主，只是有些器物轮廓的棱角更为突兀，且常用圆雕和高浮雕技法。元代金银器上经常可见制作者的铭文和款识，有些铭文甚至是八思巴文。这一时期的南方金银器代表作以如湖南出土的大量元代金银器窖藏为主，而江西，四川，浙江，福建，安徽等地也有众多的墓葬或是窖藏元代金银器出土，亦是很好的体现出元代金银器的大貌，例如江苏无锡南郊元代钱裕墓出土的一批金银器，以及安徽合肥出土的元代金银器窖藏，都为南方元代金银器中的典型器。而这一时期的元代北方金银器更为大气厚重。不拘泥于金银器细部的刻画，更看重的是器物本身的韵味。多了一种北方草原的雄浑和洒脱。而这种元代特有的金银器制作的南北差异，到元代的中晚期由于民族和蒙汉文化融合的进程，以及南北金银器工匠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小。

　　笔者注意到，有个现象非常特别：宋代开始，金银器制作的工艺上，战汉以来流行的掐丝镶嵌，焊缀金珠的技法几乎看不见了，有的基本都是本土的金银制作工艺，不过到了元代，这种奇特的工艺又重新出现在了元代的金银器制作上，特别是在元代的金银首饰上尤为多见。而且南北的金银器工匠都能熟练的使用这一来自中亚的工艺。这一工艺到了明代初期，又再一次消失了，这是否和统治者的更迭和国土疆域的改变有直接的联系，还是和社会艺术审美的改变和贸易对象的改变有关？也是值得学者们继续研究的。

　　由于元代统治阶层为北方游牧民族，所以除了传统的南宋汉人所使用的首饰器物外，也出现了一些草原马背文化所特有的饰物器皿。比如说各式的酒具和马具带饰物。此外，元代金银器陈设品的比重相对宋代有所增加，如瓶、盒、樽、奁、架等。但就器皿而言，多为银质，纯金器皿较为少见，元代某些金银器，特别是南方元代金银器，表现出一种更注重纹饰装饰的趋向。这种趋向，对元以后金银器风格的转变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从总体上看，元代金银器与我国各种传统手工业生产均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由于城市化和市场化的继续发展以及对金银需求的持续激增，这一时期，各地金银器制作业十分兴盛，值得一说的是，从宋元特别是元代开始，有个人店铺铭款的金银器显著增多，成为元代金银器的一大特点，有很多都錾刻或戳敲上制造工匠或制造店铺的名款，如安徽合肥出土的元代金银器上有“庐州丁铺”铭、“至顺癸酉”款、“章仲英”款等。这就像现今我们购物时候所谓的“名牌”一样，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宋元代金银器制造技术趋向民间化的过程。也说明元代社会上下对于金银器的需求和使用有多么巨大。由于元代金银器普遍有留制作工匠的风习，这也让让我们能有机会了解当时的金银工匠，有如朱碧山、闻宣、章仲英、谢君余等。

　　元代金银器的题材相当广泛，有些戏曲题材的纹饰也逐渐更多的加入进来，这和元代戏曲文化的空前繁荣有一定关联。在纹饰上，元人也持续了宋人喜用吉祥纹饰的传统，并通过自己的审美，有了成功的创新，例如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元代如意云纹金盘就是很好的例子：该金盘1959年江苏吴县元吕师孟墓出土。金盘以四个如意云纹组成，锤揲而成凸起状，再在空白处錾出细密的缠枝牡丹纹饰，中心又以四个小如意头组成一朵四瓣小花。外底凿“闻宣造”款识。锤揲和錾刻的混合运用，整体大气雄浑，细节又精致饱满，在平面视觉和立体感上都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该盘造型别致，颇有创意，在宋时期亦未见同类型。

　　元代时期，金银器制作的镶嵌的基本仍旧是沿袭了宋代的材料，一直到明代中早期，金银器镶嵌工艺才逐渐多元化起来，明代中期，特别是郑和下西洋以后，红蓝宝石、碧玺、猫眼等珍稀宝石已经越来越多的出现在首饰或者器物的镶嵌上。这除了当时社会审美的改变外，也和两个朝代的贸易途径和渠道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

　　明代中期，由于明代金银器制作匠人将锤揲工艺发挥到了极致，由于明人十分崇尚立体的金银器制作艺术效果，所以元代的相对平面的金银器制作工艺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时社会的审美与创新的时候，明代金银器才有了完全独立的金银器制作工艺和水平。

　　笔者认为，当下我们对元代的金银器的研究还非常不彻底，有时甚至比较主观，例如由于元代统治时期较短，很多学者认为与宋代和明代相比，迄今为止见到的元代金银器为数不甚多。然而从文献材料和最近的出土资料上来看，其实元代的金银器饰并不少见。甚至出土有相当的量，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窖藏保存出土，出土的实物资料丰富，品相也相当完整。由于有些元代的金银器被断为宋代，还有学者认为元代的金银器制品多“光素”。其实也非然，从很多的考古发现和出土记录表明，元代很多金银器制品和宋代金银器制品一样璀璨夺目，巧夺天工。例如江苏张士诚母亲墓出土的银器，以及元代著名的金银制作大师朱碧山的银质仙人乘搓等，都让人叹为观止。

　　经过宋元两代金银制作艺人的不懈努力和积极创新，中国明代金银器制作艺术，无论是手工金银制作技术的提高，还是首饰器物种类的增加，以及金银使用的广泛程度，都是自唐代以来的又一个高峰。明代金银器，以其写实花鸟虫草的灵动、皇家龙凤的尊贵、镶嵌宝玉的富丽而展现了它们独特的风格。

　　从制作技艺上说，明代的金银工匠把金银的锤揲技术发展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当时的工匠对金银这样的贵金属本身材质延展性的熟练把握和利用，使得我们现在仍有机会一窥那个朝代令人叹为观止的金银器物和首饰精品。明代的金银工匠往往能够利用很薄的金银片，在这些薄如纸的金银片上锤揲出非常立体和突出的人物或动物或静物形状，让人啧啧称奇。明代的金银工匠也仍旧延续和继承了宋元以来已经使用的比较熟练的錾刻，模压，累丝，镶宝等技术，并逐渐形成明代金银器制作所特有的艺术和技术风格。就拿明代的金银制作镶嵌工艺来说，相对于前朝，明代时期的金银制作更加热衷和喜爱对于各种宝石的镶嵌，从皇室贵族一直到普通的平民百姓，镶嵌宝石的金银制品似乎成为了明代的流行时样，例如山东省邹县鲁荒王墓出土的金镶宝石带扣，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该扣体为双层透花金片，一颗大红宝石镶在中间，周围由红、蓝宝石、绿松石、祖母绿、珍珠和猫眼宝石簇拥，通体总计镶嵌各色宝石33颗。在如此小的面积内，镶嵌这么多宝石，确是明代首饰最典型的流行风格和时样。除此之外，定陵以及湖北钟祥梁庄王墓出土的金银嵌宝器物和首饰，都是明代金银器样式风格的典型代表。

　　明朝建立之初，由于海上贸易还不很发达，很多产地在东南亚，印度甚至非洲的各色珍贵宝石无法通过贸易流入中国，所以在宋元甚至明早时期，金银制作的宝石镶嵌相对比较单一，宋元时期更是几乎以珍珠，绿松石，水晶为主，而当时还属极少量的红宝石和蓝宝石，更是大多只有皇室贵族才能使用得起。这样的情况在明代中期逐渐发生改变，尤其是在郑和1405年第一次下西洋，开辟了明朝政府的海上对外贸易路线，来自东南亚，印度，斯里兰卡甚至非洲各地的多种珍贵宝石，开始源源不断运往中国，这些舶来的宝石中，红宝石和蓝宝石成为大宗，是实用得最多的宝石，其余部分为猫眼石，组宝石，碧玺，有色水晶等。这些宝石在中国的普及，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首饰的色彩，对中国古代金银制作特别是清代金银制作的发展影响是深远的。笔者发现，在明代的镶嵌珠宝中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明代镶嵌用的宝石基本都是随形的，基本不做切面，也不同与之前的历代以及之后的清代，明代的宝石不将宝石特意打磨成一种形状。基本都是保留宝石本身的大小形状，只通过一些有必要的打磨，仅去除宝石本身的裂隙或瑕疵而已。有学者认为，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当时中国对宝石的打磨技术还不到位发生的。而笔者认为这一部分是由于当时宝石基本都靠进口所以数量相对比较稀少珍贵有关，另一部分应该与明代社会的审美，士大夫文化崇尚自然的艺术理念的成熟和发展，也许也从另一个侧面影响了对宝石的加工。随形的打磨相比对称的切割更能受到当时中国明代主流社会的喜欢。而出土资料中有个别带切工的宝石，笔者认为是在国外加工成型的成品宝石产物。

　　此外，明代金银用品制作相比起之前的另两个重大发展和创新是，一：在首饰制作上大量出现了累丝工艺，二：明代开始创新使用点翠工艺（点翠工艺在清代被广泛运用在珠宝首饰上）。累丝工艺是用很细的金银丝编织，堆垒成首饰，其上再镶嵌珍珠宝石，显得玲珑剔透，珠光宝气，非常精细华贵。北京宫廷内府有累丝生产，例如明十三陵定陵出土的金冠、凤冠就是内府所产。金冠是用极细的金丝编织成的，上有二龙戏珠装饰，外表简洁，装饰精巧，工艺精细。凤冠除用花丝镶珠工艺外，还用点翠工艺装饰，点翠工艺是中国从明朝（也有学者认为从元代开始就有点翠工艺在首饰制作上的运用）开始运用的一项传统的金银首饰制作工艺。它是首饰制作中的一个辅助工种，起着点缀美化金银首饰的作用。翠，即翠羽，翠鸟之羽。

　　在明代建朝初期。金银制作方面基本仍然延续了宋元时期的基本时样和纹饰内容，明代的金银器皿通常有壶、爵、盏、碗、盘、匙、盂、粉盒等，若是出自皇家或者官宦人家，则大多雕龙画凤，镶嵌珠玉，表现出精致豪华的奢华气派。不过在金银首饰的种类上，相对宋元有所增加，尤其是头饰，相比宋元分类更加细致也更加讲究，如狄髻，挑心，掩鬓，压发，围髻，耳环等等，特别是由于围髻的出现，金银首饰由相对分散的搭配形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组合关系。在金银器物和首饰使用的纹饰上：龙凤，祥云瑞兽，禽鸟走兽，瓜果花草，田园小景等传统图案仍旧是金银制作图案内容的主打，但在明代金银器的纹饰中，龙凤形象的图案比重则相对宋元逐渐增大。这一变化到了清代，更加推向极致。与宋元相比，明代金银器体型编的相对更大，纹饰结构也愈加趋向繁密华丽，通常一件作品上会出现多种金银制作的方法。这种“组合式”的金银制作理念，对以后清代的金银器制作的发展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明代的金银纹饰内容中，藏传佛教题材的图案纹饰在明代也和元代一样，被金银工匠们更多的融入到了金银制作的素材当中来了。藏传密教西夏时传入内地，元朝极盛。洪武、永乐间，密教诸派仍受朝廷重视。梁庄王墓随葬大量密教法器是当时上层社会密教流行的反映。这批珍贵的密教法器在以往明代墓葬的考古发掘中甚为罕见。

　　笔者发现，明代的金银制品的制作风格似乎也存在南北艺术文化差异，从现有的发掘出土资料以及许多私人藏品中，似乎越往北的金银器物和首饰都相对比较大件，许多的工艺则不拘小节，充满雄浑大气的艺术风格，而江南一带的明代金银器作品。尤其是在如今江西福建一带的金银作品，做的则相对精巧细腻，更多的以写生写生以巧取胜，形成了当地特有的地域文化手工特点，其中又以明代中晚期的作品上体现得更加明显。由于明朝政府对金银等贵金属管理政策的进一步放宽，让明代的金银制作得以百花齐放，官用和民用的金银制品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更由于明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稳定，国家殷实。使得有一些民用的金银用品一样被制作得绚丽无比，富丽堂皇。

　　较之相比之前的中国早期金银器制作，宋元明的金银器制作发展中已逐渐不再过多的依赖国外金银器制作的工艺，更是创造出更多中国自己的金银器制作技艺和特点，这也让宋元明的金银器制作艺术承载了更多的中国文化特色，也更充分的体现中国文化的精髓。值得相关的学者和机构更多的关注与研究。

　　文：钱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