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的暗与光——中国麻风病降伏记录（六）

　　“每一个来医院的病人，进院时英俊，出去还一样英俊；进来时漂亮，出去后依然美丽。绝不让畸残摧残他们的身体，祸害他们以后的生活。”这是医生给自己的告诫。而要做到这一点，何其的难。

　　陈院长说，有时候病人服用草药后疼痛消失了，病人高兴医生欣慰。赶紧给病人抽血化验，发现他的血象异常，会导致严重的并发症，器官衰竭。不行，赶紧停了草药。

　　那些年，医生对于良药的求索，像在黑暗的隧道寻找光明，不知道哪一处能凿出一点光亮来，给病人解除痛苦。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麻风病非常重视，出台麻风病管理条例，保护麻风病人。在物资相当匮乏的年代，麻风病人的医药费国家全免，不仅如此，对他们生活的需求也有政策倾斜。陈院长回忆，那时，病人到医院入住，大都只有一床被子，一套衣服，亲人早已抛弃他们。给他们做一身新衣裳，为他们添一床新被子，成为院长的另一个愿望。

　　要布。要大量的布。

　　什么？连他们的衣服被子都要换新的？没有人理解。

　　在那个物资严重匮乏的年代，什么都要凭票购买，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票白糖票曾经阻挡了多少人追求生活质量的脚步。而区区一个麻风医院怎么可能要到数量不小的布呢？

　　写申请，到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布票，成为那个年代陈院长时不时要做的一件大事。让他深感欣慰的是，每一次他的申请都得到足够的重视。常常是，他的申请递交不久，就能接到通知，让他去某个部门，他总能拿到那个部门批出的条子。那个年代，一张条子的力量有多么巨大。他怀揣那张沉甸甸的条子，回到县里，从供销社带回簇新的散发着棉花气息的布匹。

　　那个时候，武康疗养院有多少病人因为换了新被子而感动得落泪，有多少人因为获得了一套新衣服而悲喜交集。

　　在武康疗养院，夫妻同时患病的有好几对，他们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这个幽静的山坳。陈德友的妻子董亦平也是麻风医生，1987年因病过世，就安葬在麻风村。她的墓前，年年清明，都有康复者前来扫墓。

　　在繁忙的院务工作之外，陈德友的身影总是出现在病区，从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他撰写论文，把自己的经验与全国的同行分享。他发表在《中国麻风杂志》的题为《1139例麻风病的疗效分析》的论文中提出建议，对少菌型麻风的疗程应延长到1年；对多菌型麻风若治疗2年仍无明显好转者，可再用氨苯砜加利福平治疗到细菌阴转，或延长1年；对所有氨苯砜治愈复发者，则均按多菌型麻风方案治疗。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这位不多言语的院长的履历，的确，这只是履历，是写在纸上的，看起来多么平淡。

　　位于浙江湖州的浙江省第四康复医院，曾是华东野战军第七野战医院。医院所属五个医疗队，专门收治部队病人，在战争中患病的军人，复员后先到第四康复医院，接受治疗，病愈后才转到地方。抗美援朝结束后，病人锐减，保留其中专攻精神疾病的医疗队。第四康复医院正式撤销。医务工作者由省卫生厅统一分配，陈德友被分到位于上柏的第六康复医院。那是1955年12月，在这之前，陈德友是一名年轻的外科医生，而到武康从事的却是麻风病治疗。

　　1955年的陈德友，风华正茂，从湖州城区到浙江武康疗养院，担任医务部主任；1957年担任副院长；1959年起担任医院党支部书记、院长，直到1991年离休。

　　1990年1月26日，首届马海德奖在首都北京颁奖，陈德友获此殊荣，成为马海德基金会设立马海德奖后首届获得者。三十八年，风雨兼程的三十八年，从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到一名新中国麻风医院的院长，陈德友默默地献出了最宝贵的青春。

　　不要温顺地走进良夜

　　张恒太先生的家在医生宿舍楼，这幢建造于上世纪80年代的宿舍，在如今看来，依然陈旧。安静的巷子，植物的清香依稀可辨。我在张老先生家，见到了他。曾经被麻风病菌侵蚀的面庞，留下了印记，但老人整体给我干净的感觉，精神矍铄，有着88岁老人特有的通达与安然。他的普通话依然有着浓重的山东乡村调子，也许在南方时间长了，他的叙谈，在我听来，既有北方话语的利索，又有南方语系的柔软。

　　回忆起往事，张老先生的话匣子打开了，让我惊讶的是，老先生很少谈自己得病后如何沮丧，言谈中透露的，是满腔的对生活的感恩。

　　1928年1月，张恒太出生在山东一个村庄，16岁那年，家人把他送到城里一家百货店当学徒。那时，学徒要做的事很繁杂，上门板，生炉子，劈柴，抱孩子，卖杂货。

　　少年张恒太对世界抱着巨大的好奇心，店里有个账房先生，打了一手好算盘，张恒太做完手头的活计，抽空便去看账房先生打算盘。在一家杂货铺里，学徒的地位是最低的，而账房先生却像是店老板的贴心朋友，伙计们都很敬畏。

　　张恒太去看先生打算盘，每次都惴惴不安，账房先生见他好学，便默认了他的“旁观”，三年学徒下来，也教了张恒太不少打算盘的技巧。

　　1940年代，战事紧张，风雨交叠，街角热闹处有时会贴出告示，抓住共匪了，要枪毙。又传说共产党很可怕，“红鼻子，绿眼睛，吃小孩，共产共妻”，可在少年单纯的眼里，心里，疑问却一个接一个。“都说共产党这么可怕，可从街上带过要去枪毙的共产党没长那样嘛，眼睛亮亮的，鼻梁挺挺的，这是怎么回事？”

　　疑惑多了，便要问。偶尔的，他跟要好的伙计嘟囔一句，我看共产党不像他们说的那样，那国民党是说谎的吧。

　　闻听者马上打断他的话，“你这娃儿，说什么呢？以后可不敢再这么说，当心被抓去杀头。”

　　“可是，我还是想不明白……“

　　“你就一个伙计，学好你的手艺就是，管那么多干啥？”人家摇摇头赶紧走开了。

　　店里有个伙计，平时很少说话，店里其他伙计都说这个人很古怪，便很少跟他往来。张恒太却觉得这个沉默的人，身上有种莫名的亲和力，他有事没事地就想跟那人讨教几句。

　　有一次，拉警报了，仓皇逃进防空洞，警报过后，人家一个个的都走了，只留下张恒太和那个沉默的伙计。

　　张恒太犹豫一下，说：“有个事儿我还是想不明白，都说共产党坏，可老百姓怎么都拥护他们共产党呢？”

　　话一出口，那个沉默的伙计就严肃起来，说：“你这娃儿想什么呢？这话在我这说说没事，别的地儿可别再说了。”

　　原以为人家会应和他的话，至少也会展开讨论一下，却不料他来了这么一句。这让少年张恒太很失望，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懂他呢？

　　懵懂之中，日复一日地过去，这一天，1948年3月的一天，城破了。时局变得紧张起来，伙计们大都四散开去，正当张恒太犹豫是否回乡下老家时，那个沉默的伙计却找到张恒太。

　　你想不想参加共产党？

　　共产党？我又不认识。

　　我带你去，你就认识了。

　　可是……你为什么要带我去？

　　你要是想去，就跟着我。

　　这一天，张恒太跟着这个沉默的伙计，来到渤海总队，原想着能有一口饱饭吃，却怎么也没想到，他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他先后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过长江，穿越枪林弹雨，一路来到湖州。解放上海，又从上海打到苏州……

　　1949年9月，上海解放，部队驻扎上海。张恒太便在上海警备军工作。不久，上海警备军改为公安十六师，他在十六师四十七团供给处从事会计工作。那时，他打算盘是全十六师出了名的，几次大比武他都力拔头筹，还被奖励一个手工缝制的本子。从那之后，“铁算盘张恒太”成为他的另外一个称呼。

　　他那双灵敏的手，十指修长，少干农活的他，皮肤白皙。每当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地响起，便是他最快乐的时光。年轻，有为，有南征北战的经历，他的好年华才刚刚开始。

　　然而，命运有一双大手，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挥舞，操纵着一切。1952年春节刚过，转眼便到了第二年的春天，万物复苏，而他却感到了不适。

　　先是胳膊和手，不好使，不听使唤了。似乎跟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他是会计，要用算盘，需要灵活的指头，而命运的暗箭却最先射中了他的手。

　　当时，他已经接到命令，要去连队当指导员。而他却不能及时赴岗，因为疾病缠身，而这疾病又显得神秘而让人猜疑。

　　结核样型麻风，好在不是多菌型的，传染性不强，但治疗却迫在眉睫，如若耽搁，将会残疾。他来到了上柏，报恩寺的浙江麻风病院里，住着三军转送过来的麻风病军人。

　　人生的大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弯，跟其他军人麻风病患者一样，他住进了浙江麻风病院。

　　的确，这是一个收治部队军人的医院，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他们的头顶闪耀着光芒。然而，细心的张恒太却发现，这些曾经在战场奋勇厮杀的战士，在这里，却成了地道的病人——从身体到精神。他们茫然地坐着，等待医生护士的检查和治疗，他们的脾气变得极坏，内心又是那么的脆弱。有的战士，白天对护士大声呵斥，夜晚却躲到僻静处独自哭泣。

　　人生必定苦多，为什么偏偏是我——这大约是那个时候，所有麻风病患者发出的诘问。只是，除了隐藏不见的命运，没有人能够回答。

　　住院不久，张恒太便跟医务人员打听，我这病能治好不？

　　能。当然能！

　　医生护士给出的响亮回答，让他心头燃起希望之光。

　　偶尔的，他也会黯然：他们是安慰我的吧！他们不希望我一蹶不振吧。

　　事实上，久经战场的他，早已看淡了生死。那一年，跟他一起出来打仗的有6个战友，牺牲了4个，残疾了1个，只留下他一人。他是熊熊战火的幸存者。

　　再跟病人打听，回答说，能治好。有个团长，前年入院，治好出去了。有个县长也治好出去了。

　　那还担心什么？安心养病就是了。他真的安心下来，心安了，心便也静了，静了，才能听到心底最真切的渴望——我想读书，我要学好多好多知识——难不成，这就是命运赐予我的最好礼物？知道我家赤贫，没识几个字，腥风血雨十多年，是该静下来给心灵滋养一下了。

　　他一头扎进医院图书室，看完大半个图书室的书，那是他迄今为止最安静的时光，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做笔记，翻资料，常常为一个句子，反复推敲理解。而在他从书本抬起头来，才发现，图书馆里常常只有寥寥几人，其他的病人呢？他们怎么不看书？他知道，军人识字的少，都是家贫去部队扛枪，有的战士当兵只为不饿死在家乡。他纳闷，这些军官、战士，在部队都还学文化呢，怎么到了这里就不用看书了呢？

　　他曾经暗暗地做过一个调查，医院180个军人病人，160个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地哭。他们看不到未来，对自己身患这个可恶的病而无奈，不知何时才能离开这个地方。他们的脾气变得暴躁，他们开始抱怨命运，他们训斥护士，他们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麻风病使人性情变异，如若不及时疏导与自救，便会走进人生的死胡同。曾是解放初全国十大海军战斗英雄之一的隋树德，把身患麻风看作是他人生天空的晴天霹雳。这位受到过毛泽东主席接见、有过辉煌的战士入院后，情绪非常波动，治疗才开始不久，就要求出院。院方不允，他写信到中央，卫生主管部门来人调查。隋树德激动地说：“我受不了这儿的日子，我要工作！如果说我的病会传染，能否派我去一个海岛，让我去守灯塔！”

　　让我去守灯塔！

　　这似乎是每个军人病患曾经在心底呼喊过的，的确，他们希望自己依然青春的身体不会被病魔击败，他们走过残酷的战争，希望自己的青春能在和平年代再一次奉献给祖国。

　　张恒太是个细心的人，他观察到，住院病患，有的一天只需打一次针，有的服药，除了重病患者，他们看起来跟正常人没有什么两样。他私下找军人病患聊天，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一天里除了打针吃药，你们还做些什么呢？

　　还能做什么？我们都是有病的。

　　可我看你手也好脚也好的，不像个病人。怎么不看看书呢？

　　看书？哪有心情看书？再说了，看书有什么用，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治好病，也许一辈子都要在这里了……我们被判了死刑的。

　　悲观，失落，绝望，放弃。这些情绪让张恒太觉得压抑，不安。

　　一个人，失去了精神支柱，那活着跟死了有什么区别？这样浑浑噩噩地活着，不如战死沙场呢。要有爱，对于生命的热爱，对于生活的热爱。

　　尤其不一样的是，我们是军人。

　　没错，我们生病了，我们离开心爱的工作岗位，我们远离亲人，我们与世隔绝。然而，即便再小的天地，依然可以有所作为的。

　　这一天，张恒太在党小组会上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改变这个现状。

　　把身体交给医生，把灵魂交给自己。

　　这个自己，便是精神的提升。

　　院领导决定，在病区成立连队，由张恒太担任指导员。

　　不久，他这个特殊的指导员麾下，有了6个连长，3个排长，9个班长。

　　不久，医院的宣传墙上，贴出了一张告示。告示是一般的文书，背后的含义却是，麻风村要活着，活得精彩。

　　不久，读书班成立了。扫盲班，40人，人手一套书，一个本子……他们激动不已，大多军人，都是贫穷出生，为了图一口饱饭去了部队，征战南北，也没赶上部队扫盲，这会儿，他们终于开始识字了。

　　读书班人气很旺，除了扫盲班之外，又开了5个班。一二三四年级一个班；初中一个班。1个大学生和6个高中生成为这些特殊班级的老师。

　　180位军人病患，除了重病以及肺病患者之外，160人参加了各个班级的学习。

　　不久，篮球俱乐部成立了。往日那个无精打采的篮球教练出现在球场上，他的面前，是一群生龙活虎的球员。

　　不久，戏剧班成立了。越剧婉约的唱腔，京剧铿锵有力的唱白，在医院各个角落响起。二胡、京胡，各种乐器都响起来。

　　顿时，医院活跃起来。

　　读书识字，球赛，唱歌跳舞，戏曲擂台，画画练字。

　　哪里还有一丝阴郁的气息，整个医院洋溢着积极的，乐观向上的气息。

　　那些年，浙江省卫生厅领导跟外省交流时，总会情不自禁竖起大拇指，赞赏这个位于上柏的麻风病医院，说，这个医院的病人是最安定却又最活跃的。

　　安定的是身体，活跃的是精神。

　　那是1953年7月。

　　1955年，张恒太病愈。部队来人为他办理归队手续，他也希望还能回到上海，服务部队。院长孙光明却告诉他，我们都舍不得你走呢，要不你留下来吧——事实上，早在他病愈前，省卫生厅就已经跟医院及上海方面协商，希望留下张恒太。

　　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这是张恒太以及他那个年代最为闪光的精神。

　　于是，便留了下来。

　　这一留，仿佛就为了见证一场场运动。

　　大跃进，一化三改造，放卫星，大炼钢铁……运动席卷全国，医院也不例外。让他感到欣慰的是，风起云涌的运动，并没有影响他一手营造起来的那些精神氛围。依然有人孜孜不倦地在读书，依然有人在运动场上挥洒青春，还是有人在清晨的山坡唱戏。

　　这样迷人的抚慰人心的氛围一直延续，直到军人病患陆续离开医院。

　　医院搬迁后，张恒太常常要跑三个点，鸿渐岭，下柏，报恩寺，院领导看他工作勤勉，奖励一辆自行车。

　　时间一路往前，“文革”开始。

　　坐在张老先生简陋的屋里，他一直微微笑着跟我诉说往事。说当时医院几个领导，其他几位都是医生，只有他是政工干部。他是第一个被批斗的，理由很充分，红卫兵小将这么罗列他的罪状：你看，院长会看病，是医生，在医院还有点用处；医生好歹给病人看过病救过人；只有你，一天到晚拉扯着一些虚头巴脑的事，不批斗你批斗谁呀。

　　他回忆起一件有趣的事，白天他被揪出去批斗，灰头土脸。夜晚，红卫兵小将偷偷摸到他屋子外面听，只听得他鼾声平稳睡得安心，丝毫不受白天批斗的影响。第二天，红卫兵小将忍不住问，你怎么还睡得这么好哩？白天斗你，晚上你也不检讨检讨反省反省哩？

　　张恒太看着红卫兵，哭笑不得，这些孩子们啊，那么稚嫩，还不懂得风雨之后，什么才是最宝贵的呢。

　　打仗那些年，我都死过几回了，从来没有怕过，还怕批斗么？

　　最让他心痛的是那两次抄家，“损失最多，都是书啊，都是我喜欢的书，鲁迅全集，全套的宣传手册……都没有了。那些书，每一本我都翻过看过的，有感情。”

　　都过去了。那些历史，是非对错，都已成为过往，成为漫长回忆里的一个个注脚。而我们却记住了，在那个麻风村，曾经有那么一段时光，因为一个人而改变了。那里曾经充满了热情，乐观，向上，还有世间最珍贵的情感，爱。

　　爱生活，爱命运赋予我们的一切。是张恒太的生活准则，也是像他那样，曾经不放弃自己灵魂的一代人的精神命脉。

　　永不言悔？

　　倪启超出生那年，日本人已经入侵到湖州，父亲担任校长的那个小学离湖州城区太近，无奈，父亲带着一家老小逃往乡下避难。他们离开第三天，学校被日本人炸成废墟。

　　战争带来的恐怖笼罩着这个叫和平的小村庄，这一天，母亲生下了倪启超。同一天，夜深沉，日本人进了村，父亲带着倪启超逃出家门想要逃往山上。却不料，远远地来了一队鬼子，无路可走，回家必定死路一条，情急之下，躲进菜地，窝在了篱笆后面。篱笆旁，也有来不及逃走的村邻藏身在此。他们蹲下来，惊恐万状地屏住呼吸，婴儿大约也感受到了不详，先是发出呜呜呜的声音，接着便小声啼哭起来。

　　这还了得！眼见鬼子越来越近，远远的，他们似乎也在寻找某种声音的出处。

　　怎么办？

　　母亲急急地给婴儿喂奶，没有奶水，出生才三天的婴儿，还不懂得觅食，只是哭。

　　这个夜晚，发出任何声音都将是致命的。何况，篱笆后面还躲着其他人呢。

　　有人不愿受连累想要换地方躲藏，却发现无处可藏。

　　别让孩子哭……唯一的办法就是，捂住他的嘴。

　　篱笆这一边，是求生的中国人。篱笆那一边，是烧杀掳掠的日本兵。

　　被捂住了嘴的婴儿，呼吸不畅，挣扎起来。

　　再捂紧一点！

　　母亲颤抖的手，用了一点力。

　　好在，这一队日本兵十几个人，他们脚步匆忙，从篱笆外面走过。

　　松开手，婴儿安静地躺在母亲怀里，不知是睡着了，还是昏迷了。

　　战争是如此残酷，母亲甚至来不及看看孩子的情况，只是紧拥着他，跟着大家往另一边奔跑。

　　时隔多年，当幸存下来的倪启超跟我回忆起那短暂的休克时间，笑笑说，后来我想，我没有被闷死，也没有被日本人杀死，是上天对我的眷顾。我的命是捡回来的，大概就是要我活着，来为麻风病人服务的吧。

　　在和平小学毕业，到长兴修完中学，考上嘉兴卫校。这一路走来，倪启超是戴着一顶反革命后代的帽子成长起来的。在他的记忆里，解放后，父亲便被抓走，罪名是“国民党反动派”。也就十多年前，父亲的一个学生，也是倪启超的中学老师，辗转找到倪启超，说，他在世时间不多了，离开这个世界前，只想告诉倪启超，他当年参加共产党，倪校长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都已经过去，风云变幻，政权更迭，总有人会无谓的牺牲。倪启超常常宽慰自己。

　　1955年，倪启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安排到省公安干校，政审时，他被刷了下来。一起刷下来的，还有他另外5个同学。那5个同学被安排去了劳改农场，倪启超拿着介绍信，颠簸着来到浙江省第六康复医院——虽然不能去公安干校，但相比于劳改农场，康复医院算是好地方了。他暗自庆幸。

　　拿出信封，里面装着介绍信，倪启超递给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拆开介绍信，打量倪启超。

　　小倪，你是自己过来的？

　　嗯，坐公共汽车到上柏车站，雇了人挑行李进来。

　　好好好，欢迎你小倪。我们麻风病医院正需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

　　麻风病医院？是不是搞错了，我是到第六康复医院报到的。

　　没错，第六康复医院就是武康疗养院，武康疗养院就是麻风病医院。

　　啊？

　　嗯……小倪，你以前听说过麻风病吗？

　　没有……没有！

　　没关系，我们医院有经验丰富的老医师，你好好跟他们学习，很快就能掌握医疗技术了。

　　不！我不是到麻风病医院来的！

　　……

　　时隔六十年，当我跟倪启超先生相对而坐，回忆起那段时光，倪医生笑笑说，当时那么单纯，介绍信装在信封里，信封没有粘浆糊我都不会想到拆开来看看。信封上写的是“武康疗养院”，介绍信上却明明白白写着“浙江麻风病医院”。虽然提前看到介绍信内容，一切也无法改变，但至少有个缓冲，不会觉得那么突然。倪启超想逃，跟当年父母带着他逃难一样，离开这里。可是，能去哪里呢？头上这一顶反革命后代的帽子，好沉重。

　　住的是茅草房，一条羊肠小道，山坳里，除了那些被病痛折磨的麻风病人，四周不见人烟。这就是倪启超今后要工作生活的地方，他黯然，他沮丧，想到自己学习成绩出类拔萃，想到自己平时表现那么积极上进，难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一路奔赴这个叫金车山的地方吗？

　　淡而无味地吃下一碗特地为他烹制的韭菜炒鸡蛋，一碗葱花蛋汤，算是为他接风。倪启超却从这简单的饭菜里一点点地感受到了温暖，从食堂烧饭师傅，到帮他挑行李的农民马月仙，到疗养院办公室主任，他能从他们看似平常的眼神中读出赞赏，读出期盼。他们用一种特殊的情感在挽留这个才19岁的年轻人。

　　安排他入住最好的房间，带他入门的是最好的医生，跟他搭档的是最有爱心的护士长。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第一次去病房，全副武装，像冷兵器时代的盔甲，保护的是身体，也锁住了他年轻狂躁的心。穿着高筒靴子，站在来苏水里消毒，站着三分钟，他做了一个深呼吸——这病房里，有什么在等待自己呢？

　　接触的第一个病人是余杭人，四十多岁的样子，看上去却像六十多岁了，常年的病痛折磨，让他看起来更加不堪。眉毛脱落，眼睑外翻，鼻孔朝天，手指弯曲像鸟爪。倪启超感受到了恐惧，甚至恶心，尽管戴着口罩、眼镜，但他依稀觉得刺鼻的味道直直地钻进来，从嗓子口呼啦啦窜进肺里、心里，五脏六腑都被这细菌侵袭……

　　他为他清洁脚部溃疡，那腐烂的肉，那腐肉下的深洞，他感到自己快顶不住了。

　　小倪医生，你辛苦了，你是大学生吧，谢谢你……谢谢你，小倪医生！

　　病人看着倪启超，那满眼的感激，满脸的欣慰——虽然那张脸已经畸形了，但依然有笑容。

　　这让倪启超心中一热，再一热，饱受政治宿命钳制的他，第一次感到自己那么被需要，被期盼。

　　从病房出来，经过来苏水，到更衣室换衣，洗手消毒后，护士长问他手上有没有破的地方。倪启超一愣，没有啊，怎么了？

　　护士长说，我看你只戴了一双手套，这是个瘤型病人，菌多，容易传染。你还是当心一点好，下次还是戴两副手套吧。

　　“消灭敌人，保护自己”，那个时候，医生护士间流传这样一句小小的口号。

　　那是倪启超上班的第一天，这一天，他见证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那些麻风病人的痛苦惨状，也见证了他们多病的心灵如此需要慰藉。从这一天开始，他告诉自己：我是医生，他们需要我。

　　当然，誓言是轻声告诉自己的，旁人不知，旁人依然不解。

　　这一天，他去省里开会，都是卫生系统的，好多都是卫校的同学。见面寒暄之后，有个比较要好的同学把他拉到一边，轻声问，启超，你得病了？

　　没有啊，身体好着呢。

　　那……你，犯错误了？

　　没有啊，我犯什么错误？

　　那……你，怎么上麻风医院去了？

　　他一时想不出怎么回答，只笑笑说，革命分工不同，都在为党工作。

　　话是这么说，心里到底藏了一些难过，好在他总是适度自嘲：比起那些分在劳改农场的同学，这份工作还是不错的，至少还让我当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职责。只是上食堂吃饭时，之前最要好的同学却借故离开，一张桌子，只留下他一个人坐着，失落就这样一点点地压迫过来。低头一看，才想起胸前还佩戴着一枚单位的徽章，蓝底白字：浙江麻风病医院。

　　他默默地摘了徽章。

　　会议结束，走出门外，他嘘了一口气。到车站，买票，售票员问到哪里。他说出上柏两个字，售票员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问，你是麻风病吗？他赶紧解释，我不是我不是。

　　下车，从小路走，这条小路，他已经走了快一年。这一年，他总是给自己打气，受点委屈算什么，做出点成绩来，让生命更有价值。

　　那次省城之行，给倪启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学间的冷落与疏离，车站售票员的白眼，让他忽然之间有了另外的感触：我一个医生尚且如此被鄙薄，被轻视，被歧视，被喊作“麻风佬”，更何况那些病人呢？

　　这一刻，他从心底感到，一种类似亲情一般的同情心，慢慢地涌上来。还没进医疗室，见一护士在一边哭泣，她刚分配来，没见过这场面，不敢上班，心底委屈，躲在竹林边。又不知道要去哪里，倪启超没有去劝慰，他知道，每一个进入麻风领域的人，医生、护士，都会有一场战争，那是一个人的战争。

　　虽然，他也很想大哭一场。

　　这一天，倪医生照例去病房，有几个病人照例亲热地招呼他，小倪医生你来了！

　　有个病人悄悄问倪医生：“小倪医生，你有靠山吗？”

　　倪医生一惊，“什么意思？”

　　“你看看这里，那些医生背景很复杂，有的是原国军的军医，有的是发配来的，你这么年轻，要是有靠山，就早点调走，不然，你就娶不到老婆了。”好心的病人这样劝慰。

　　调走？这何尝不是他盼望的？只是，谈何容易——而且，我走了，他走了，谁来照顾你们？

　　这话倪医生没有说出口，他只是笑笑说，看缘分吧。

　　缘分如约而至，1964年，命运终于给他送来了一位好姑娘。

　　说来真是机缘巧合，毕业于宁波卫校的朱根娣是到武康邮电局去问路的，这时邮电局的车正要出发去医院送邮件，便把这位姑娘捎了进来。

　　朱根娣是个美丽的姑娘，她心地善良，当她决定做倪启超医生的妻子时，同时定下了一辈子献身麻风防治事业的决心。她曾是麻风村的护士长。她走到一个个病人身边，询问他们的情况。她轻轻地走过去，连盲人都能脱口而出：“护士长来了！”她是如此地亲近他们，他们是如此地熟悉她。

　　休养员徐小童回忆说，朱护士长对病人很好，经常从家里拿东西给病人，有一次，孙发松2岁的儿子从二楼掉下来，朱护士长急得快要哭了，急忙送孩子到医院，又从家里拿了棉被送到医院。

　　将青春与爱情献给祖国的麻风防治事业，倪启超朱根娣夫妇无怨无悔，唯一遗憾的是，为了工作，儿子从四岁起就寄养在外婆家，直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一直就没敢让他回家。

　　相关资料说，雷公藤最早应用在麻风反应是在福建某个麻风村，而在浙江农村，这种生长在大地上的植物，被农民用来杀虫。咨询农民，如何控制剂量，医生护士亲自试吃，3片叶子也许刚好控制疼痛，5片叶子却会要了人命。怎么办？

　　试验，实验，一次两次三次，无数次。

　　萃取雷公藤根内的木质纤维，10克，煎汤，按比例加10%的红糖，口服。

　　那边病人麻风反应疼痛难耐，这边医生为了研制控制麻风反应的药剂绞尽脑汁。

　　最原始的雷公藤口服液制剂在上柏简陋的药剂房产生，赶紧让病人服用吧。不行，每个病人的体质体征不同，剂量如何控制？

　　我来试试。姚雨冰倒了一小量杯，喝一口，苦涩中带着红糖的甜，说不出什么味道。

　　我也试试。倪医生也尝一口。

　　到病房，病人痛得昏死过去。

　　来吧，喝下这药，你会好受一点。

　　放心，我们都尝过了，没事。

　　我问倪医生，当年你们这样尝这个尝那个，难道不怕？据说神农尝百草，就是尝了雷公藤中毒了。

　　倪医生淡然地笑笑，当时每个医生都自告奋勇愿意以身试药，喝药时想到的就是赶紧减轻病人痛苦，根本不会去想个人安危。只要对病人好，不管是医院领导，还是普通医务人员，都一样。

　　在中国，直接拿植物当药材已经习以为常，西方医学没有传至东方的漫长岁月里，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有过借助植物来祛除病痛的经历。而当西药引进武康疗养院时，依然面临如何服用和剂量大小的问题。

　　大枫子，长期以来人们口服，也曾经用来治疗麻风病，义乌人朱震亨是世界医药史上最早记载的应用大枫子油治疗麻风的医者之一。到了近代，大枫子油注射剂在欧洲被广泛运用，这种救星一样的药物，远涉重洋来到上柏，让医生们新奇，却也掺杂了担忧。

　　有副作用吗？哪些病人适应？哪些病人不适应？

　　那就再试验，高鲁医生打了一针，姚雨冰打了一针，富阳医生章恒华打了一针，倪医生当然也不例外。

　　他捋起袖子，针管朝上，缓缓排出空气，注入肌肉。

　　真他妈的痛！

　　不知谁喊了这一句，几个医生终于都忍不住喊起痛来。

　　氨苯砜，苯丙砜，都是新药，那就都试验吧，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一点痛吗？

　　试验过后，每个医生都记录下感受，在实验室检测，观察身体反应，记录指标的相关变化。做完这一切，才放心把这些药物应用到病人身上。

　　有段时间，病人之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就算自己家人，也不会这么用心来对我们，武康麻风病院的医生，是我们的再生父母。

　　有个晚期麻风病人，并发症引起肝肾肿大，腹腔积水，濒死。家人闻讯赶来，带来了寿衣，他们帮他擦洗身子，趁身体还柔软，帮他换上了寿衣，只等他吐出最后一口气，等天亮后拉去火葬然后埋到土里。心电监护仪显示，病人生命体征还有，心跳依然。久病床前无孝子，更何况得的是这个病，人都是要走这一条路的，既然他已经走在黄泉路上，就不必挽留了吧。何况，他得病那么多年，生不如死的日子，或许自己早就不想活了呢？

　　这一边病房里亲属在商量如何最简洁地处理遗体，那边医生办公室却正紧急研究最佳抢救方案。

　　医生护士各就各位，抓紧每分每秒，硬是把这个已经穿上寿衣的病人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

　　过了不久，病人身体慢慢恢复，医生过来问候他，他含泪告诉他们：觉得自己在做梦，就算我得了这个病，我也想活着。我们中国在变好，我就想看看变好后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啊，我以为再也看不到了，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心思呢？我是多么想好好地活着啊！

　　的确，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的，都只有一次，即便一只蚂蚁，也有尊严，也有好好活着的权利。倪医生回忆起那件事，依然感慨万千，说，虽然那时条件艰苦，可是医务工作者团结，每个人身上都散发出一种力量。

　　的确，哪一个病人的身体和心灵不是千疮百孔的呢？如果我们不拉他们一把，不在精神上给予最大的支撑，他们随时都可能倒下，放弃自我。

　　“看到病人活过来了，慢慢恢复了，坐在阳光下，跟病友说笑，这个时候，是我们医生最大的快乐。”倪医生依然淡淡地说。

　　在我国，马海德博士最早提出了我国基本消灭麻风的宏伟目标，在1981年11月的第二次全国麻风防治工作会议上得以确认。世界卫生大会在1991年也通过了消除作为公共卫生问题的麻风的决议，加强麻风防治工作成为全国及全世界的共同诉求。都说麻风防治难，难于上战场。而千难万难，最终难在不理解，不理解便不支持。

　　“我们县没有麻风病！”有个县，麻风病人不多，因此该县对麻风病的认识还停留在旧时代。那时，武康疗养院举办浙江省皮肤病防治培训班，重点培训基层麻风防治骨干。培训班的学习除了理论知识，还有临床实践，这些培训都在上柏完成。其中有一个培训项目至关重要，就是如何在人群中查出麻风病患者。这个科目不可能在病房取证，也无法在实验室完成，必须要到麻风防治现场。

　　这天倪医生带着培训班学生来到一个县，找到该县主要领导，希望得到相关支持。那时下乡，都是凭着介绍信。县领导接过介绍信，一看是麻风病防治，下意识地把介绍信丢到一边，看着倪医生，眼神透出的却是隐隐的恐惧。

　　“我们县没有麻风病！不用普查！你们走吧！”县领导言语之中透露出嫌弃。

　　怎么解释都没有用——当医生的知道，你们县就有几个麻风病患者在上柏接受治疗呢！可为了保护病人，采取的都是保密治疗，一般情况下，医生是不会说出病人的姓名和所在村落的。

　　怎么办？路远迢迢，从武康上柏坐车，到这个县，转了多少车站啊！路途劳累不说，还不被理解，有的学员见工作这么难以开展，加上麻风病本身传达给他们的信息也是那么的悲苦，忍不住要哭了。

　　十多个人站在县政府门口，想不出一个好的办法。不知是谁，嘟囔一句：人家中央领导都在说要消灭麻风病，这县的领导却还这么不开明。

　　不，他是害怕。

　　领导都那么害怕，那老百姓就更怕了。难怪病人要受歧视了。

　　不能就这么退缩了——办法终于想出来了，他们来到供销社，买了红纸，毛笔，墨汁，就着木头柜台，写下一句标语。

　　一定要消灭麻风病！！！

　　后面三个大大的感叹号像极了三把利剑。

　　标语贴在县政府大门口，三三两两的人围观，马上有人进去报告，事情便这么解决了。

　　这一次，他们因为耽搁时间太多，等查完一个村后来到招待所，天已黑尽。疲惫不堪的他们拿出带来的干粮，啃上几口，充当晚餐。

　　苦不苦，怎么不苦？

　　累不累，怎么不累？

　　可是，那些还没被我们发现的麻风病人，他们在忍受怎样的煎熬啊！

　　苦不苦？不苦！

　　累不累？不累！

　　好吧，那就继续往前。

　　倪医生还记得那个“蚕宝宝不发了”的故事。那一次，他们来到一个村里普查，晚上就睡在生产队仓库。仓库本是堆放农具农药的地方，开门进去，只觉得各种气味扑鼻而来。十来个人七手八脚，扫地，整理农具，搬开大竹匾，移动大风车……没有床不要紧，只要有谷糠——生产队长热心肠地搬过来两大箩筐谷糠，倒在地上，用扫把摊平，再铺上稻草。

　　打开带来的铺盖，从左到右一字铺开，席地而躺，没几分钟，大家便呼呼睡去。

　　谁知第二天傍晚，他们刚进仓库，生产队长就来了，让他们卷起铺盖另外找地方。

　　你们是来查麻风病的吧。

　　没错啊，我们是医生。

　　我知道你们是医生……你们还是另外找地方过夜吧。

　　就让我们再住一个晚上，还有一个村还没普查，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

　　不行！今晚你们就得走。

　　为什么？

　　早知道你们是搞麻风病的，昨天晚上我就不该让你们过夜。

　　队长……你就让我们再住一夜，你看我们忙一天，晚饭还没吃呢。

　　我们可都是为了老百姓健康，请你支持我们。

　　这我不管，你们搞麻风的……唉，你们还是走吧，你们在我们仓库过夜，我们这里可是要养蚕的，你们这一睡，我们养蚕就不发了！

　　乡村的夜，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他们的心也落到了深渊。看不到亮，只觉得黑乎乎的，心底的委屈无处诉说。

　　大家分头找地方过夜吧，记住，千万不要说自己是搞麻风的，哪怕说自己一路要饭来的也行。

　　去招待所吗？那要看运气了。前一天人家不是丢了你的介绍信，客气的说客满了，不客气的直接说，我们要做生意的，你这麻风病住夜，要是让旅客知道了，以后我还要不要开招待所啊。

　　多少冷眼白眼，就这样，他们一路走了过来，哭过，也挣扎过，唯一的安慰，大概是在病人家属说，医生，在我家吃饭吧，谢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来，我们一家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你们是大救星啊！

　　地毯式的麻风病社会防治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收效巨大。《浙江麻风防治60年》载：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浙江省开展麻风病线索调查，从1954年至1960年末，共调查600余万人次，发现麻风病人6365例。

　　而从1970年代开始，有序的防治更是不间断地进行。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