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与罗斯福的“同学会”改变历史

　　中国名列联合国“五常”过程艰难

　　中国得以名列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可以说是抗战八年最重要的外交成就。但在荣耀背后，中国跻身“五常”的过程却非常艰难。苏联担忧中国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对此强烈反对，英国也不支持中国成为“四强”之一。在顾维钧与罗斯福的斡旋下，苏联才终于作出让步。

　　苏联反对中国签署

　　《普遍安全宣言》

　　从1941年美英两国签署《大西洋宪章》，到1945年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联合国的成立，在同盟国内部经历了漫长的博弈过程。在这一过程中，1943年莫斯科会议所签署的《普遍安全宣言》，和1944年的橡树园会议对“一票否决权”的争论，最为关键。中国因对抗战的不屈坚持，得以“四强”身份，在《普遍安全宣言》中签名，并出席橡树园会议。但获得该资格的过程，一波三折。同属四强的英、苏两国，即因自身利益的缘故，对中国列名“四强”颇多非议；惟美国总统罗斯福，坚持“使中国成为大国”。

　　罗斯福的这种坚持，既有战时的现实考量——譬如，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对日宣战，在其战略计划中，中国有为美国提供空军基地、阻截并消灭日本船队、轰炸日本国土的价值；也有战后布局的需要——太平洋战争，可以说是日本“东亚新秩序”与美国“华盛顿体系”间的冲突。正如美国外交部长赫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我们应该尽一切力量援助中国……美国、英国、俄国也是太平洋的大国，然而，他们的重大利益都在别处。如果远东要保持稳定的话，那么在任何安排时都要保证中国处于舞台的中心。”

　　美、英、苏对中国的这种态度差异，在《普遍安全宣言》的签署过程中表现得很清晰。罗斯福力主由美、英、苏、中共同签署《普遍安全宣言》。英国则反对中国签名，丘吉尔的理由是：“（中国）作为一个民族，我钦佩他们，喜欢他们，也同情他们一直遭受的政治腐败。但是，决不能指望我接受一个我认为是完全不真实的价值标准”。苏联对中国的态度更恶劣。时值中苏关系“冷漠期”，《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苏联不但在国内禁止公开发表反日言论，在国际上，对有中国政府代表出席的会议，也坚决避免与之同席。此外，苏、中意识形态各异，且在新疆、外蒙、东北均存在冲突，故不喜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由美国推动中国加入四强，更非苏联所乐见。

　　英国最终被美国说服。但美、苏两国在莫斯科会议上，因为中国的签署权问题，产生了很大冲突。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认为会议是三国参加，却提出四国宣言，这不合逻辑。美国代表赫尔则强调“如果将在战争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大国排除在外，对联合国家的统一将产生极为有害的心理效应”。双方僵持不下，会议一度陷入僵局。休会期间，赫尔私下会见苏联外长，强调美国极度重视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角色，若中国无法进入四强，美国可能要重新考虑其太平洋政策。实际上是在暗示，若苏联排斥中国进入四强，那么，美国将不得不亲自将更多的力量放在太平洋地区。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直接短兵相接，非斯大林所愿，苏联终于不再反对中国作为《普遍安全条约》的原始签字国。签字完成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本月对外交涉之处理与策略之运用得有成就者四事，甲，莫斯科四国协定之签字……”

　　顾维钧感慨

　　“中国处境十分困难”

　　使顾维钧不解的是，已开幕3天的橡树园会议第一阶段参加的是英美苏3国，而中国被排挤在外。莫斯科会议早已确定中国是四强之一，也是联合国发起国之一，而苏联却以它在中日战争中处于中立地位、不能与中国共一张会议桌为由，反对中国参加。很显然，当时的苏联很怕中国成为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的工具，使自己在会议中陷人孤立。当然，在这一点上，苏联得到英国的响应，只是在罗斯福的坚持下把会议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英国、美国、苏联会商，第二阶段由英国、美国与中国参加；而第二阶段，不过是将第一阶段的3国的提案征求中国的意见，走走形式，给中国一个安慰而已。

　　顾维钧决定拜会罗斯福总统，不仅出于外交礼节，也想一吐不平。他和罗斯福在哥伦比亚大学是同学，在威尔逊任美国总统时，他是中国驻美公使，罗斯福是海军部次长，交往很密切。据顾维钧回忆，罗斯福如此表述了他支持中国成为四强的理由：

　　“‘顾，到目前为止，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起源于欧洲。这些战争使世界的其他地方不得安宁，并使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遭到了骇人听闻的损失。’就人口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就领土而言，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综观中国历史，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人民。因此他决心使中国成为负责维持世界和平的四大国之一。”

　　在雅尔塔会议上，对此有不同想法的斯大林同罗斯福进行了艰苦的讨价还价。斯大林认为英美法及中国都站在西方阵营的一边，而苏联只占有一席，所以必须遵循大国一致原则，否则苏联就不参加联合国。罗斯福由于急于成立联合国，所以“忍痛”接受了苏联的要求。至此，安理会“五常”的一票否决权终于尘埃落定。同年4月，盟国召开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由美、英、苏、中、法作为主办国家。并顺理成章地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

　　纵观上述过程，中国能够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坚持抗战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其次，也离不开美、英、苏三国之间的博弈。（综合）

　　延伸阅读

　　罗斯福的中国情结

　　罗斯福在执政时期，屡次提到他的家族与中国的关系。罗斯福的外祖父沃伦·德拉诺家族在中国的经商史在罗斯福的脑海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在他孩提时代的家中，摆满了从中国带回的纪念品，他对外公的在华贸易经历和母亲在香港度过的一段少女生活颇感兴趣，也因而对中国产生良好的印象。担任总统后，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他总情不自禁地谈起他的外公、母亲与中国的关系，也谈及他对中国的情感。正如埃利奥特·罗斯福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父亲一向对中国人民怀有崇高的敬意，并且对他们的问题和开发他们潜在资源的可能性有浓厚的兴趣。”

　　当然，罗斯福的对华亲善政策，不仅仅是由自己的中国情结驱动。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看到了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所起的巨大作用。（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