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要在更宽广的世界中存在——陈应松先生访谈录

　　胡颖峰：您长居湖北，祖籍江西，请谈谈您对江西的印象。

　　陈应松：我出生在湖北，对江西应该也不陌生，因为小时候常从我父亲口里听到过江西的许多事情，至少对余干是有认识的，所以我第一次回余干有十分亲切的感觉。那时候我父亲已经去世，但我见到我表姑父的时候，他的神态和讲话的口气完全像我父亲，而且方言我完全听得懂，让我有一种时空穿越感。我是在南昌乘船去的，可以直达我们瑞洪镇，在信江旁，与进贤县交界。而信江就是在我老家瑞洪镇汇入鄱阳湖的，所以，我的老家也在鄱阳湖边，风景非常好。行走在鄱阳湖边，有一种强烈的回家的感觉。走在瑞洪小镇上，那里的老街、青石板路、河埠、店铺，都仿佛很熟悉，仿佛在这里生活过许久。

　　江西人性格比较憨厚老实，这从我父亲身上可以明显感觉到。在武汉有一些余干人，有一段时间还有往来。江西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很深厚的，我会经常宣称自己是江西人而不是湖北人。但湖北人的祖先又大多是江西人，所谓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但我认为我与那些人不同，因为我的父辈是在江西长大的，我回去还为我的祖父重新建墓立碑。我说我是江西人应该是没有疑义的，我是正宗的江西人。

　　胡颖峰：您生活的荆楚之地自古风俗信鬼神，您去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还魂记》，写了一个亡灵魂归故里的故事，很容易让人想到屈原的《九歌》以及中国悠久的“还魂”故事传统，这样的叙事方式是您有意识的选择吗？

　　陈应松：我喜欢写神秘的鬼魂之类故事，这固然与荆楚风俗有关，但全国不分南北其实都有这种写法。莫言、张炜都写过，东北作家也写过。我认为写中篇小说应该以现实主义为主，但长篇是一种灌入作者野心的文体，应该把胸怀放远一点，不必循着自己以往的写作之路走，应该走得更远一点。关于亡灵叙事，不少中外作家都有所涉及，不过我看得不多。我只是抱定我想写一个魂归故里的故事，也想对自己的写作模式有所突破，以此证明和检验自己是否有其他的能耐，是否还有创新能力。这种挑战自己的行为会有激情驱动和想象力的爆发。我肯定是有非常强烈的自觉意识的，就是想写一部这样的作品，不管它最后的命运怎样。

　　胡颖峰：我不知道您写一个村庄之痛时状态是什么样的，您好像经常下乡体验生活，您觉得《还魂记》写出了您迄今为止印象最为深刻的记忆吗？

　　陈应松：如此恐怖的故事肯定有最深刻的记忆，这也是我小时候诸多记忆的总和，还有大人们讲的各种鬼故事的总和。但长篇也存在取舍，我没有像塞垃圾似的将太多的鬼故事塞进去。如你所讲，我的确是在写一个村庄之痛，但我想作家写村庄的时候他会想更宽广的东西，乡村的，时代的，国家民族的，不会不想，不会不有所指，不会不有涉染世界的企图。世界性、普遍人性的东西都是作家渴望的。

　　胡颖峰：我觉得现在的小说面临一种信任危机，就是读者不大相信小说描写的现实，或者说作家描写的现实有时让人觉得很可疑，不如看新闻报道那么真实精彩，您觉得文学反映现实最难在哪里？

　　陈应松：大多数人认为我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也有看到我的现实主义不是通常所说的现实主义，因为我更喜欢现代主义。但为了让作品有更坚实的依托，必须在主调上是严肃的现实主义，却也可以在风格上掺入一些更有表现力、舒张力和象征色彩的现代主义的东西。一个当代的作家，如果没有能力让自己的作品到达千山万水，那么他的作品会是僵硬僵死僵化的。我从来不想成为传统作家，不想成为现实主义作家。我的梦想是写一种突破人们传统阅读概念的小说，打通各种文体的小说，在阅读上有崭新刺激和愉悦的小说。当然，也很难说是小说，也许就是一种有着特别味道的文章吧。

　　胡颖峰：《还魂记》与您之前震惊文坛的神农架系列小说一样，充满象征意味，您在接受访谈时也曾说过，您的小说有着“象征色彩很浓的真实”，这应该怎么理解？

　　陈应松：我总是在强调小说是象征的，但我看到，当下的文学却少有这种象征品质，太实，挣扎在具体的故事、具体的现实纠结中出不来。现实生活有太多的事情，你总是写不完的，事无巨细，但我的写作是大刀阔斧的，不喜欢婆婆妈妈、拖泥带水。我喜欢在一个事件中寻找有象征意味的东西来表现，这样省去了太多的交待和解释，也让作品有了更多的解读价值。纯写一个故事，塑造一个人物，我认为这不是文学的终极意义。文学要在更宽广的世界中存在。象征作为一种手法，为文学的生命力注入了新奇的营养。我有一段话是这样的：“在小说中，象征不是象征，现实不是现实，人物不是人物，故事也不是故事。它们表达的是另外的东西。”这个“另外的东西”才是小说的核。

　　胡颖峰：您说过，“语言是小说的尊严”。您小说的语言被认为具有惨烈而雄浑的冲击力（陈建功语），被认为是“极富个性的”，“营造了一个瑰丽多姿、充满了梦魇和幻觉的艺术世界”（莫言语）。您认为语言的永恒魅力来自哪里？

　　陈应松：语言是作家的心跳，是作家生命的节律。我喜欢语言好的小说。语言好了，哪怕小说有诸多瑕疵，故事和人物的不足都可原谅；但语言不好，再好的故事不就是个故事吗，再伟大的人物有什么意义？语言是小说的第一享受，对于任何文体的作品来说，语言都是最重要的。无论思想多么深邃，人物多么伟大，如果没有好的语言来完成这些，那就都是空的，是不成立的。

　　胡颖峰：您的创作是由诗歌起步，视诗歌为自己的灵魂，多年来您一直在探索诗与小说的融合，有没有特别的感受可以分享？

　　陈应松：诗歌作为我的前期写作，算是一种投入吧，当写小说后，就有了丰厚的回报。如果我没有写诗，我的小说创作不会走得这么远，也不会坚持到如今。我看到太多的作家因为没有写过诗而匆匆走进小说创作，他们的语言难以为继，不足以支撑他们的信心和野心，于是中途跳船。即使坚持写的，语言因为没有诗的光芒，干瘪无趣，堆砌壅塞，这种作家没有价值，我是读不进去的。我现在既写诗也写小说，我写小说也是在写诗，是另一种形式的诗，不分行的诗。诗的心在小说里。

　　胡颖峰：您被认为是中国新时期底层文学的代表作家，对底层文学您也有自己的看法。我很赞同陈晓明教授说过的话，文学是弱者的伟业，弱者是文学里最重要的一环。您的小说多关怀底层弱者、卑微众生，您平时对人性的观察是否有极大的兴趣？

　　陈应松：这个社会的不合理构成让作家成为对弱者同情的一类人，也有了同情的对象和渠道，有了情感和书写寄托的地方。职业作家的身份让你不得不时刻在生活中观察人性，对人性有特别的敏感和归纳。我好像不刻意去观察人，但理解人性，理解人的弱点。文学就是表现人性的方方面面，表现人的善与恶。卡夫卡说，文学的本质就是同情。所以在我的作品里，永远总是为弱者辩护的，我做的那点事有时候总是躲在时代的某个角落里，所以我的作品谈不上时代高度，不爱出镜，没有宣言，也不激动人心，更不鼓舞人心。我写的是很偏僻的题材，很偏远的故事，很偏颇的情感，常常在发表和出版时给编辑带来烦恼，需要修改，需要削平。我在写作上常常碰壁，不讨人喜欢。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瞎猫碰死老鼠抓了那么多奖，可见有同情我的人，也有认同我文学坚持的人。就这么傻乎乎地写下去吧。

　　胡颖峰：您有时间阅读同时代作家写的小说吗？您对中国当前小说创作整体现状持何看法？

　　陈应松：我阅读的小说大多是外国作家的作品，对当前中国的小说创作几乎一无所知。但我不喜欢读国内小说是真的，这也是大多数作家的阅读现状。我不是评论家，我没有义务阅读那些让人提不起兴趣的作品。我只是一个作家，我写我的就是了，一天写作的时间都不够，哪有时间阅读别人的小说。外国的小说也就喜欢那么三两个，其他的虽然买了不少，也就放在书柜里睡觉。

　　胡颖峰：您持续写作的动力是什么？

　　陈应松：我写作的动力是因为我想过好一点的生活，希望有更好的创造力，得到朋友们的喜爱—这句话是马尔克斯说的，他说他写作的目的是得到朋友们的喜欢，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

　　胡颖峰：您有没有想过您的哪些作品能流传下去？

　　陈应松：我的作品有一些是能够流传下去的。在别处我不敢保证，在神农架和我的家乡湖北公安县，甚至在江西余干县，我的作品是永远会有人读的。我的《豹子最后的舞蹈》《马嘶岭血案》《太平狗》《野猫湖》《猎人峰》以及现在的《还魂记》，是有可能被记下的。但一个人只对生前负责，只管生前高兴，死后的事，流不流传就没有意义了。人已经没了，成为一把灰了，即使流传，你也不会活过来，即使不流传，你也不会再痛苦，这些都与你无关了，你永远不存在了。还是趁当下过好每一天吧。

　　陈应松 胡颖峰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