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杀人犯

　　冤案的预防和纠正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对于蒙冤者及其家庭，即使是万分之一的概率，每个冤案造成的伤害也是百分之百。人性的偏见、制度的漏洞、技术的落后，美国的史蒂文案集中体现了冤案发生的三大原因。

　　每一个冤案都推动着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然而，正如史蒂文第二次身陷囹圄的经历所示。在讲究证据的法律面前，即使没有犯下前述错误，一个被判有罪的人仍有可能陷入冤案的罗生门。如何平衡追求真相和法律事实，如何确定刑事司法链条上警察、检察官、法官的责任，仍然是一个未完的课题。

　　谁“制造”了杀人犯

　　文｜方圆记者 沈寅飞

　　从当年青葱无惧的青年走进监狱到大腹便便、留着一把长须走出监狱，史蒂文整整失去了18年自由

　　“在这一切麻烦开始之前，我想我的人生是美好的。”史蒂文在纪录片镜头前说道。这个来自美国康斯威星州马尼托沃克市的小伙虽然智商只有70，从小成绩也很差，但也得过且过。他没想到自己的一生会和两起凶杀案纠缠不清。

　　这部讲述史蒂文的经历的纪录片名叫《制造杀人犯》，由两名刚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劳拉和莫伊拉历经十年拍摄而成，2015年12月开播以后便在美国引起了强烈轰动，引发了对美国司法体系的一次大讨论。

　　不受欢迎的社区成员

　　故事是这样的。1985年7月29日，一个晴朗的夏日。马尼托沃克县市民潘妮和她的丈夫来到密歇根湖边度假。大约下午三点，潘妮开始在密歇根湖的北边沙滩慢跑的时候，一个身穿皮衣的人挡住了她，并把她拖进了小树林里。对方对潘妮进行了殴打并实施了强奸。完事之后，不明男子将她扔在了小树林里，扬长而去。

　　当潘妮被送往医院后，马尼托沃克县的一位副警长朱蒂被派往医院调查这起强奸案件。她听完受害者的陈述后第一反应是，“听起来犯罪嫌疑人像是史蒂文。”

　　在一个只有8万人的县城里，警方对于那些经常犯事的人名耳熟能详。“当史蒂文出现在犯罪嫌疑人的名单中时，没有人会感到意外。”一位经常采访警方的新闻记者说。史蒂文所在的家族依靠拆解报废汽车为生，很多年来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并且很少与周围的人打交道，家族中多对夫妻近亲结婚，让这个不善交际的家族在当地人眼中并没有多少好感。

　　被视为犯罪嫌疑人的史蒂文此时因为另外一起案件还处在保释期间。19岁的史蒂文因为新仇旧怨开车在雪地里逼停了表妹桑德拉的车。他下车拿起手枪，直接对准生气万分的桑德拉，直到桑德拉在一步一缩中退入了马路边上的渠沟里面。

　　当桑德拉去丈夫担任副警长的马尼托沃克县警局提出控告后，警察自然对这件事情格外重视。他们迅速将史蒂文带到了县警局关了起来。

　　当时的案卷中这样记录：“史蒂文的行为表现出一副变态的心智，拿着装有子弹的枪指着桑德拉。”而据史蒂夫所说，枪里并没有子弹。

　　潘妮性侵案发生后，一名警员库舍根据朱蒂记录的嫌犯特征，很快就画出了犯罪嫌疑人的素描像，而这份画像却与史蒂文有很多神似的地方。就这样，史蒂文成了警方首要的怀疑对象。

　　言之凿凿的目击证人

　　潘妮由于眼部受到犯罪分子的袭击，还处在视力模糊的阶段。不过警方调查人员为了快速破案还是向她核实了肖像画，得到了她的确认后，又拿出一组由九个人组成的照片让她继续辨认其中的犯罪嫌疑人。潘妮勉强辨认出史蒂文就是那个侵犯她的人。

　　“在美国历史上，受害者的指认一直被视为破案和定罪最有价值的工具，而且它对陪审员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在大多数已知的错误定罪案件中，这是形成冤案的重要因素。”美国俄亥俄州原检察总长吉姆佩特罗说。碰巧，潘妮的这次辨认成为了错误证词的典型。事实上，在那张素描像上，很多地方并非按照潘妮的描述，“一米七左右，棕色瞳孔，长头发……”这些真凶有的而史蒂文并没有的特征。

　　“当副警长妻子桑德拉被恐吓的案子悬而未决，又一起恶性案件惹火上身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史蒂文干出这样的事情毋庸置疑。因为以前那些事足以说明他生活中反复出现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负责此案的法官黑泽伍德评价说。

　　史蒂文再次被抓并且不被允许向外进行任何通讯往来。按照程序，当地的公派律师应该会在办公室得到一份前一晚被捕人员的名单，并以此保证犯罪嫌疑人在第一次出庭时有律师陪同。然而，当时史蒂文的名字却并不在被捕人员的名单中。直到史蒂文的妻子洛丽给公派律师瑞莎打电话寻求帮助的时候，瑞莎才知道史蒂文已经再次被抓。不过，马尼托沃克警局的警长指出，史蒂文涉嫌严重犯罪，已经被单独监禁，所以不准以电话、探视等任何方式与外界接触。

　　此外，这起强奸案之所以受到警方如此高度的重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据当地媒体深度报道，潘妮并非一个普通人，她是马尼托沃克县的模范市民，在市区经营着好几家连锁商店。丈夫汤姆也被称为过去十年马尼托沃克最为骄傲的人物。这样的家庭背景也让警局承受着不少社会压力。为了在警局树立威信，从案发的第一天开始，很少在案件之初就过问的警长亲自参与了案件的调查。

　　法官黑泽伍德指出，在法庭上，聪明、具有很高人气的潘妮说自己留意过犯罪嫌疑人的特征，并十分确定地指认了史蒂文为那个侵犯她的人，因此，她的证词占据了上风。尽管史蒂文一方提供了22名亲戚朋友作为没有作案嫌疑的目击证人，但是爬进破了窗户的酒吧，偷了14美元和12瓶啤酒、在朋友的怂恿之下将家猫扔进火炉这些前科却对他极为不利，由康斯威星州的普通市民组成的陪审团还是选择相信潘妮。

　　史蒂文被判有罪，罪名为性侵、谋杀未遂和非法监禁，获刑32年。

　　宁愿继续坐牢也不认罪

　　在史蒂文所在的威斯康星州，对于保释有一条特别规定，如果你想被保释，那么就首先要认罪。史蒂文入狱后一直没有认罪，所以也就意味着他不可能被保释。当他眼睁睁地看到有过杀人等重罪的人被保释出狱，他只能面对铁窗无可奈何。“如果我有罪，我愿意坐牢接受惩罚，但我绝不会对没有犯下的罪刑认罪。”史蒂文显得有些倔强而坚强，“对此我绝不妥协。”

　　从福克斯湖监狱到格林湾监狱，再到怀特维尔监狱，最后到斯坦利监狱，无论多远，无论什么天气，史蒂文的父母都会定期探视他。

　　妻子洛丽一开始的时候也会带着孩子去探视，但是慢慢地她开始怀疑史蒂文能否出狱，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让她的生活不堪重负。她给史蒂文写信：“我没办法管这些孩子了，他们整天哭闹、叫喊、顶嘴、打架，我受不了了。这样下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的孩子，然后自杀。”

　　狱中的史蒂文更是无法接受妻子的这般情绪，开始在信件中咒骂，“如果你不抚养我的孩子，那就去死吧，我保证我会杀了你！”

　　信中的吵骂持续了近三年，两个人最终达成了一致，离婚。史蒂文在给洛丽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当没人值得你爱也没人爱你的时候，就是时候离开了。对不起，洛丽，我曾经真的很爱过你，你想离婚，我成全你。

　　洛丽的名字也正式从史蒂文探视的名单里剔除。看着父母正在一点点老去，孩子也在慢慢长大。史蒂文的身上有一种莫名的压力，仿佛在逼他认罪。它在对史蒂文说，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是时候招认了。“如果你认罪，我们就马上放你出去，否则你就待到刑满释放的那天。”不止一个人这么“教育”史蒂文。固执的史蒂文却始终对自己说，“那我就待到那一天吧，反正我不会认罪的，我绝不说谎。”

　　像史蒂文这样坚持的还有他的母亲，好多天，她都坐在客厅的复印机前，将上千页的案件材料分开复印成十份，分别寄往当地的各大媒体，希望可以引起舆论的关注。然而，这些花费了老人很多精力和体力的资料最终纷纷被退了回来，答复都是我们帮不了你。

　　监狱外，史蒂文的父母亲、哥哥几乎花光了所有继续为他申冤。从1986年到1994年，史蒂文不断向康斯威星州最高法院上诉，但是他的上诉全部被驳回。包括对受害人的暗示性辨认等之前案件的种种疑点，虽然经过史蒂文的一审律师史蒂芬一再提及，但是都被法院一一驳回，除非找到新的证据，案子才能重审。

　　一个毛囊平反18年冤狱

　　早在案件第一次判决前，就有人提供线索告知警长，你们可能抓错人了，应该关注一下另外一名叫做亚伦的男子，他具有多次性犯罪和使用暴力的前科。在当年7月29日下午，负责监视亚伦的警官被派去调查别的案子，潘妮被袭击的时间，正好是亚伦处于无人监视的时间段内。而警长却不屑地回应“不必劳烦，我们已经抓到了人，他就是史蒂文。”

　　1995年，一位史蒂文的一审律师罗伯特重新回到马尼托沃克县法院翻出当年保存证物的箱子，一件一件地重新翻阅研究。DNA的逐步发展让当年保存史蒂文性侵罪证物中的一些指甲残留物和毛发证物发挥了作用，给案件带来了第一次转机。

　　此时，美国的一些实验室已经能够通过等位基因将对象缩小到特定范围的人群。根据当时的技术认知，每个人都有两个等位基因。然而，在受害人的指甲残留物里面却发现了三个等位基因，但是巧合的是其中两个基因与史蒂文和受害人吻合，而另外一个基因却并非来自这两个人。也就是说，这个等位基因来自于第三者。

　　拿着新发现的证据，史蒂文的律师向法院提出了申诉。但是公诉方提出，既然不能证明那个等位基因来源于第三个确定的人，就不能排除来自潘妮的丈夫或者医护人员的可能。据此，上诉法院还是否决了史蒂文律师的请求。

　　“如果你阅读了法院的说明书，你会发现法院有多偏向于维持原判，而不去调查一个人是否无罪。”律师史蒂芬说，法官没有尊崇无罪推定的原则，而是已经把史蒂文当成康斯威星州史上罪行最恶劣的人。

　　直到2001年，威斯康星大学发起的昭雪计划组织接手了史蒂文的案子。史蒂文的一审律师和上诉律师将案件材料递给威斯康星昭雪计划的创始人芬德利，DNA技术的发展让史蒂文的案子再次出现突破。

　　案件的证据材料再次被送进鉴证室，这一次在当时收集的13根阴毛中，只有两根具有毛囊并可以进行DNA鉴定的阴毛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其中一根被证实来自受害者潘妮，而从另一根阴毛的毛囊中得到了一组完整的基因图谱。正是这组与史蒂文不吻合的基因图谱把他的嫌疑彻底排除了。更加重要的是，这组基因图谱在康斯威星州鉴证室数据库里匹配到了之前不知道存储在其中的一个人的基因，而这个人就是亚伦。

　　2003年9月11日，经过漫长的申诉，史蒂文终于被改判无罪释放出狱。“当我离开监狱的时候，那股积累在心中的怒气也慢慢消散了。它被留在了监狱，我甚至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开心的人”史蒂文说。从当年英俊的青年走进监狱到这次大腹便便、留着一把长须走出监狱，史蒂文整整失去了18年自由。

　　在门口迎接他的有史蒂文家族的亲人，还有蜂拥而至的媒体。

　　一个冤案引发的司法体系变革

　　这时候，最紧张的是当地的检察院和警察局。史蒂文的辩护律师沃尔特说，史蒂文的出狱重创了这两个部门。那几天，马尼托沃克的执法人员都在写十几年前发生的事件描述。内部要求也被提了出来，“请职员们不要发表任何关于史蒂文的评论。”

　　不过，当时的警长汤姆和地方检察官丹尼斯都已经离开了岗位。

　　当一位现任检察官沃格尔打电话给丹尼斯告知史蒂文案件的最新进展时，被反问道：“在他的档案里是否有关于亚伦的材料？”这让检察官沃格尔意识到，“丹尼斯其实当时是有过对亚伦的怀疑，而现在则担心自己的这个怀疑被曝光。”

　　美国的很多州在各自的刑事诉讼程序规则中规定了“全面开示原则”，该原则规定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享有公平的机会去毫无限制地分享对方所有的相关信息，以发现真相和实现正义。

　　沃格尔仔细翻阅了案卷，却意外地发现，一份亚伦的有罪判决夹在了史蒂文的案卷之中。判决的事实是，在潘妮遭到性侵的同一片海滩上，两年之后亚伦还是在这里对另一名女性进行了性侵，而提起公诉的地方检察官就是丹尼斯。

　　了解情况后的威斯康星州总检察长要求刑事调查科直接调查1985年马尼托沃克县处理史蒂文案的经过。这个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调查系统内职员的职务犯罪行为。

　　调查将会持续三个月。届时，调查人员将他们发现的证据内容移交给总检察长，并由总检察长决定最后以刑事案件还是以违反职业道德对相关人员提起公诉。然而，最终的结果是，总检察长认为执法人员在处理史蒂文案件时只是忽略了对亚伦的调查，其他地方并没有任何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

　　“金钱可以让我继续以后的生活，但永远无法弥补逝去的时光。”史蒂文表示，他可以原谅受害者当时的错误指认，但绝不能原谅执法机构的错误。于是，史蒂文将马尼托沃克县政府和两名当时的主要官员汤姆、丹尼斯告上了法院，以每年100万美元获得的补偿和追加同等数额的惩罚性赔偿，总计索赔3600万美元的民事赔偿。

　　与此同时，康斯威星州立法议员马克等人还专门成立了艾弗里专案组，“我们必须要调查清楚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并借此机会研究整个体系，进而进行改革，促使我们的司法体系能更加接近真相和公正。”

　　2003年12月，艾弗里专案组展开听证，重新审查全州的警察和检察系统存在的弊病。听证会后，以史蒂文姓氏艾弗里命名的专案组建议进行刑事司法改革，康斯威星州立法机关开始起草《艾弗里法案》。11月1日，《艾弗里法案》在州立法会审议通过，目的是规范目击者作证程序、DNA测试程序，防止冤假错案。

　　没有完结的杀人犯故事

　　文｜方圆记者 沈寅飞

　　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50万美国人到白宫官方网站为男主角史蒂文伸冤，全球最大的黑客组织匿名者声称已经找到了构陷主角的证据

　　走出监狱的冤案主角史蒂文虽然还没得到民事赔偿，但孩子和家人让他觉得生活逐渐进入正轨了。史蒂文冤案调查的进度也在不断推进。2005年10月26日，对警官乔蒂、尤金等人的取证都已经完毕。

　　不过，律师们还友善地提醒史蒂文，你要准备好应对一些人说你是为了钱的负面舆论，因为你起诉的是一个你居住地的警局。“但我们唯独没有提醒他，你要小心，可能会因此被判谋杀罪。”

　　再一次卷入谋杀案

　　出狱不久，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史蒂文的律师沃尔特接到了一个记者的电话，让他发表对一起近日马尼托沃克境内女性失踪案件与史蒂文可能存在交集的看法。因为有证据表明，2005年10月31日，一本名为《汽车交易家》杂志的摄影师特瑞莎给史蒂文电话留言，她在当天下午两点左右会去史蒂文家经营的艾弗里废车厂进行拍照。这一天是特瑞莎最后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而她拍摄的最后一站就是史蒂文的废车厂。

　　11月3日，特瑞莎被报告为失踪。警方调动了直升机进行了大范围的搜索，并且将特瑞莎驾驶的一辆1999年产丰田RAV4作为了重点搜索目标。特瑞莎的亲朋好友进入到搜寻她的队伍中，他们分片张贴失踪启示，分头进行寻找。两天后，特瑞莎的车在史蒂文家的废车场被发现，大批警力奔赴案发地点，史蒂文家周围四公里被全面封锁。危险品紧急处理组、五大湖搜索和救援小组都很快抵达了现场。史蒂文成为了凶杀案的重点怀疑对象。

　　此时的史蒂文在接受电视台的采访时似乎已经隐约察觉到了一些不安，“我不知道是不是县政府动了什么手脚，让一些证据开始指向我。如果真的是他们在做这样的事情，我也不会惊讶。”

　　因为史蒂文起诉马尼托沃克县政府案件正处在最为敏感的阶段，所以马尼托沃克县为了避免引发争议，决定委托附近的卡柳梅特县警方和检察官来调查这个案件。

　　侦查人员对现场进行了整整八天时间的仔细搜索，期间史蒂文一家人被禁止踏入其产权下的土地和房屋。每一天，史蒂文都在担心一切重演，自己又会被捕入狱。

　　然而，警方发现的种种证据都指向了史蒂文。卡柳梅特县警方将这起案件定性为刑事案件，在史蒂文的停车场内有被焚烧后的人类骨骼的碎片，同时在史蒂文的房间内找到了特瑞莎的车钥匙。

　　为了保释匆匆和解前一桩冤案

　　在2005年11月9日，史蒂文第一次被讯问，侦查人员始终保持着怀疑，一遍遍告知他不要害怕，让他承认并不是故意杀害她的，甚至设身处地地觉得他是坐了十八年的冤狱出来后脑子犯糊涂。史蒂文的回答反复重复一句话“不是我干的”。

　　此时，警方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证据：特瑞莎的车上和车钥匙上都有史蒂文的DNA，史蒂文的家里还有特瑞莎的血液痕迹。史蒂文给出的解释是，在上次案件中警方很多次都抽了他的血，车钥匙也完全可能是有人栽赃陷害偷偷放在他屋内的。他再次陷入恐惧之中，“上一次我用了十八年六个月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这一次我不知道要用多久？”

　　警方组织的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强调这一切的调查都是围绕受害人特瑞莎进行的，马尼托沃克警方唯一起到的作用是提供一切调查所需要的资源。

　　史蒂文却成为街头巷尾人们热议的对象。在马尼托沃克县的民众中有人支持警方在为民除害，也有很多人表示怀疑，他们觉得地方警察存在大面积的腐败。“面对史蒂文对冤狱提出的巨额赔偿，当地政府无力承担，只好出于某些原因、用某个方式，设下某个圈套。”同时，敏感的媒体记者还在威斯康星州大学的昭雪计划网站上发现，他们已经悄悄删除了关于史蒂文冤案平反的报道。在此之前，史蒂文冤案是这个计划实施以来最成功的三个典型案件之一。

　　在涉嫌杀害特瑞莎案件中，史蒂文被要求50万美元的保释金，他的家庭根本无力支付。眼下聘请一个优秀的律师才是当务之急。所以，史蒂文原先对马尼托沃克政府提出的民事诉讼只能草草和解，史蒂文获得40万美元的赔偿，除去16万美元的律师费用，最终留给史蒂文的只有24万美元，而且作为赔偿支付的条件，史蒂文需要在和解协议上同意，“对于这起冤狱案件，马尼托沃克政府不存在任何过错。”

　　利用剩下的赔偿款，史蒂文聘请了当地颇具影响力的两名律师迪恩和杰瑞作为自己的辩护人。他觉得一切还是有希望的。

　　疑点重重的新案件

　　事实并非史蒂文想象的那么简单。2006年3月，警方有了重大突破，史蒂文16岁外甥布兰登的涉案，把史蒂文推向了更深的泥潭。这位同样智商存在缺陷的家族成员向警察勾勒出了史蒂文对特瑞莎实施犯罪的经过：当天，住在隔壁的布兰登给舅舅史蒂文送一封信的时候，就听到了一名女性的求救声。他敲开门看到舅舅衣衫不整大汗淋漓的样子，在他的卧室里绑着赤身裸体的女子。布兰登在史蒂文的指使下对这名女子进行了强奸并割开了她的喉咙。随后两人将女子扔进门口的焚烧坑里，并先后向尸体的头部和腹部开枪。

　　这份供词已经完全不同于四个月前案发后，布兰登第一次向警方作出的供述。当时他表示自己完全没有见过特瑞莎，对当天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但是布兰登的供词似乎总是飘忽不定。因为他曾在和母亲的通话中，承认和史蒂文杀害了被害人，并用漂白剂清洗了现场。

　　辩护律师还发现了几处关键的疑点。在不断的调查中，有一个叫做林克的马尼托沃克警局警员不断出现在各种关键环节。他是1995年，忽视举报另一个凶手可能存在的重要信息，让史蒂文多坐了8年牢的警官；他是2002年史蒂文被无罪释放前，负责管理史蒂文1985年案件的卷宗和证据并向犯罪实验室提供史蒂文当时获罪证据的办事人员；他也是在对史蒂文的涉案场所第七次搜查时，从史蒂文卧室找到车钥匙的人。

　　这些巧合促使律师杰瑞在调取1996年警局保存的史蒂文血液盒时有了重要的发现，盛放史蒂文血液证据盒子的密封条早已被人切断，也就是意味着有人开封过这个盒子。在检、警等多方人员的见证下，进一步发现盛放史蒂文血液的试管一端还有遗留下来的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出现的针孔。“这就说明，某个警员把史蒂文的血液证据从证据箱取出，然后抹在那辆车上。”律师杰瑞有些喜出望外。

　　“冤案”罗生门

　　美国负责调查公职人员腐败问题的联邦调查局经过实验后指出，经过一个长达4个月的复杂实验，残留在车上的史蒂文血迹没有保存血液的防腐剂因此排除来自试管的可能。这个实验结果为林克警官以及马尼托沃克警局撇清了栽赃陷害的疑点。

　　事实上，警方找到的证据还有：史蒂文的血迹出现在特瑞莎车里的6处地方，引擎盖下的发动机上也发现了他的汗液。

　　但辩护律师也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史蒂夫的侄子智商只有70，可他却在没有律师的陪同下，被警方轮番审问了4次，期间还多次被警方以“不认罪就要坐一辈子牢”的话给吓唬。因此，存在他被警方逼供的可能性。

　　案件经过近一年的审理之后，2007年6月，穿着格子衬衣，手趴在桌上的史蒂文倾斜着身体坐着，盯着宣读判决的法官。“史蒂文触犯一级蓄意谋杀罪成立……”摇了几下头的史蒂文一脸的无奈，目光转向旁听席上日益显老的父母，不忍直视，只剩下一脸茫然。

　　此后，史蒂文不断上诉，直到2011年2月，威斯康星州高等法院拒绝审核史蒂文的案件。

　　没人知道是18年的冤狱最终导致了史蒂夫心理变化成为了一个真的杀人犯，还是和18年前一样的偏见、疏漏再一次制造了新的冤案。辩护律师迪恩表示，“我内心宁愿相信史蒂文真的犯罪了，因为一想到他为自己没有犯过的罪行，再一次在监狱中度过剩余的生命时光，我不禁为我们的司法体制感到心惊胆战。”

　　而以史蒂文为主角的纪录片《制造杀人犯》在2015年底播出之后，正在美国引起新一轮的议论。“我们既不是检察官也不是辩护律师，无法给任何人定罪或者开脱，只希望借这部纪录片让人们重新审视美国的司法体系。”导演女大学生劳拉和莫伊拉如是说。

　　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50万美国人到白宫官方网站为男主角申冤，全球最大的黑客组织匿名者声称已经找到了构陷主角的证据，社交新闻网站红迪网上已经出现案件所有的庭审记录供大家讨论……

　　洗冤工程如何拯救无辜者

　　文｜赵鹏

　　在1992年首个“无辜者计划”建立时，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州允许在押犯人进行定罪后的DNA检测，但现在，每个州都制定了被定罪后DNA检测的程序法案

　　对于绝大多数国家而言，司法错误的发现和纠正途径只有一个，即官方复查，比如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但是在美国，错案的发现和纠正还有另一个非官方的途径，即“洗冤工程”，或“无辜者救援计划”。

　　洗冤工程这一项目是两名美国法律工作者在1992年始创的民间无偿司法救助项目，经过20余年的发展，这一项目已经成为影响全美甚至其他国家的一个刑事司法救助项目。明确的目标定位、标准的案件受理、筛选程序，洗冤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

　　为人伸冤的百夫长

　　所谓美国的“洗冤工程”，是从一个宽泛且发展的角度对一个旨在为无辜者平反昭雪的民间组织活动的泛称。

　　在追溯“洗冤工程”的历史时，不能舍去“百夫长事工”（Centurion Ministries）。这一组织是1983年由麦克罗斯奇在美国新泽西州创建的一个民间非盈利性司法救助组织。其宗旨就是帮助在美国境内以及加拿大发生的错判案件的当事人沉冤昭雪。

　　“百夫长”是罗马军团中的一个军衔，据说，当年吉姆在创建这一组织并为其命名时，头脑中浮现出了一个画面：百夫长在十字架下仰头咏叹道：“此人是无辜的。”这就是“百夫长事工”名称的由来。

　　这一组织在建立后，帮助数十位无辜者沉冤得雪。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与之后美国建立的洗冤组织有所不同的是，它帮助无辜者昭雪的方式，并不是通过DNA检测，因为在那个时代，DNA技术还没有在司法实践中普遍被应用。“百夫长事工”是通过最原始的调查、走访、取证的方式帮助无辜者翻案。“百夫长事工”除了帮助无辜者伸冤外，还帮助被洗雪冤屈之后重获自由的无辜者们重新融入社会，包括为他们寻找失散的亲人、联系新的工作等等。

　　“洗冤工程”创建的标志性事件则是1992年，谢克和诺依费尔德在纽约的叶使瓦大学卡多佐法学院创建了全美第一个“无辜者计划”。创立者谢克本人就是卡多佐法学院的教授，诺依费尔德也是该学院的兼职教师。

　　“无辜者计划”设立的目标是通过定罪后的DNA检测帮助遭到错判的无辜者重获自由，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完善。

　　自成立以来，“无辜者计划”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美运作得最好的非盈利性机构。自谢克和诺依费尔德在纽约成立美国首个“无辜者计划”后，类似的组织相继在美国出现。

　　2000年，10个类似“无辜者计划”的组织在芝加哥召开了首届“无辜者网络”大会，大会确立了“无辜者网络”的目标是为那些试图证明自己清白的真正的无辜者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并帮助获得释放的无辜者重新开始正常的生活，同时决定吸纳类似组织作为会员，并每年定期召开大会，总部设于美国纽约。洗冤工程实际上是对“无辜者网络”组织成员的一个总称。

　　优先面向穷人

　　义务、免费、民间性，是洗冤工程所有组织的共同特点，所以可想而知，它们的经费往往不足，但工作量却非常之大。由于几乎所有类似“无辜者计划”的组织都致力于帮助实质无辜者脱罪，所以这些组织必须设立严格的受案条件，以把时间、精力和金钱投入到对它们而言最有意义、最符合组织设立目标的那些案件上去。

　　总的来说，洗冤工程等反冤案组织受理案件时都会考虑实体、程序以及当事人三方面的因素。

　　在案件实体方面，一般会考虑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案件是否属于实质无辜案件。在司法实践中，错判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上的错判泛指所有事实认定不当、法律适用有误的案件，既包括没有实施犯罪行为但被错误判决有罪的案件，也有因适用法律有误导致无罪被判处有罪，或者轻罪被判处重罪的案件。狭义上的错判仅仅指的是没有被告人没有实施任何犯罪行为，但被错误起诉最终被认定为有罪的案件。绝大多数反冤案组织只会受理狭义错判案件，即被告人没有实施任何犯罪行为，是最实质的无辜者。第二，案件是否存在可供检测DNA的生物物证。如前所述，全美首个“无辜者计划”组织的宗旨就是通过DNA鉴识科学帮助无辜者昭雪。因此之后纷纷建立的类似组织也都要求案件必须存在可供检测的DNA物证，这主要是因为DNA科学证据是推翻有罪判决的最有力证据。当然，也有反冤案组织只接受不涉及DNA生物物证的案件，但要求必须存在其他足以颠覆原有判决的证据。这主要是出于DNA检测成本较高的考虑。

　　在程序上，要考察是否已经用尽上诉权。几乎所有反冤案组织在受理案件时，都要求当事人已经穷尽了法定的上诉权并且依然被认定有罪。当然也存在例外，比如案件虽然没有被提出上诉，但翻案希望极大。

　　除了案件实体、程序方面的限定，“无辜者计划”还对案件的当事人进行诸多限定：申请者的收入状况和剩余刑期。比如“亚利桑那无辜者计划”要求申请人必须是“一位贫穷的亚利桑那州犯人”，“北卡罗来纳州无辜者计划”要求申请人在的剩余刑期必须在3年以上。这些限制很容易理解：贫穷的人在美国的司法过程中获得救助的可能性大大低于富有的人，所以贫穷这一因素更容易让人产生原判决可能存在错误的印象；此外，由于“洗冤”过程往往要耗费较长的时间，故如果剩余刑期较短，很可能使得这种司法救助失去实质的意义

　　严谨的筛选程序

　　与一般的法律服务机构获取案件的方式不同的是，“无辜者网络”的成员组织们并不是通过法庭分配、律师介绍等传统的方式获取案件，而是直接接受罪犯的书面申请，再通过筛选确定哪些案件得以受理。“无辜者网络”组织设立了“开放式受理”系统，以帮助它们快速地选出那些最值得帮助的案件。这个系统是由预先筛选评估、审查筛选问卷以及初查三个程序组成的。

　　据统计，谢克创建的“无辜者计划”在任何一个时间点都在评估6000至8000个具有潜在翻案可能的案件。这些申请首先要经过专职工作人员最初的筛选。对于符合条件的申请，工作人员会向申请人发出调查问卷。一般来说，调查问卷包括以下内容：案件的基本事实、申请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关系、申请人对判决认定的所有罪行是否都声称无辜。

　　在收到申请人寄回的调查问卷后，工作人员会根据问卷以及申请资料撰写一份“评估备忘录”。通过前述两个阶段的筛选，“无辜者网络”组织成员能够将一半以上的申请排除出去。

　　“无辜者网络”最终是否决定受理的程序是初步调查。在初步调查阶段，如果收集到的证据足以证明申请人是无辜的，“无辜者网络”成员组织就会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或获得证据披露权，并申请举行听证会来确定申请者是否被错判。

　　据统计，到2015年5月，美国已经有329人通过定罪后的DNA检测获得了无罪释放，而这其中，有176人是“无辜者计划”参与之下的结果。也正是因为DNA的检测，这些案件中有140名真凶被锁定。不仅如此，“洗冤工程”还成功地说服了很多地方司法管辖区进行深度改革，比如在1992年首个“无辜者计划”建立时，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州允许在押犯人进行定罪后的DNA检测，但现在，每个州都制定了被定罪后DNA检测的程序法案。

　　解密美式洗冤录

　　文｜方圆记者 沈寅飞

　　据统计，美国已经平反的冤案中，平均每人在监狱中的时间超过十年，这些人为他们没有犯过的罪共计浪费了3400多年

　　6月8日，经过9年不断上诉的美国男子桑福特终于洗刷冤屈离开了监狱，回到了离别已久的家中。当初年仅14岁的桑福特在底特律一个混乱街区卷入一宗杀害4人的案件，最后因为一份在警察的忽悠下，又没有律师或家长陪同情况下的认罪口供，被判处至少39年的刑期。

　　直到2015年，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洗冤工程”以及西北大学青少年误判中心的介入，再加上一位杀手给出26页详细说明底特律街区杀人案经过的供述，桑福特案才出现了转机。

　　桑福特的经历让他成为又一名冤案昭雪的美国人。根据米歇尔大学法学院国家免罪档案，仅2015年，就有149名美国人被免罪或翻案。

　　“一个国家中，倘若错案之发生对于被判个体来说是不幸的，那么对于社会整体来说也是不幸的；倘若错案之纠正对个体来说是幸运的，但对于社会整体来说依然是不幸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弘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说。在反映史蒂文冤案的美国纪录片《制造杀人犯》中，史蒂文的妻子在他含冤入狱后离他而去，孩子的监护权也被剥夺，等到出狱时，黑发已变白发。

　　谁也不知监狱中的无辜人数

　　在一次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冤案研讨会中，中国政法大学陈光中教授提问，美国实行沉默权制度、律师在场制度，如果侦查人员诱供、骗供，律师在场应该能够发现并予以制止，为什么还会出现冤案？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克·戈德森回应说，理论上讲是这样的，但事实上大部分嫌疑人放弃沉默权，而且很多嫌疑人被逮捕时完全惊惶失措，他们认为自己是清白的、无辜的，不需要请律师，结果越到后来才发现事情对自己十分不利。

　　事实上，美国冤案的数据让人咋舌。根据美国加州大学的一个长达十年，涉及50个州的调查得出，美国司法制度的准确率大约在99.5%。以2000年为例，美国有220万人因犯罪（谋杀、误杀、强奸、抢劫故意伤害、走私、汽车盗窃和纵火罪）而被逮捕，按当时70%的定罪率，也就意味着每年大约有7500个案件被错误定罪。

　　与此同时，美国是世界上监狱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这在客观上为无辜者入狱服刑提供了庞大的人口基数。俄亥俄州原检察总长吉姆·佩特罗指出，每99名美国成年人就有1人服刑过。2008年，有230余万人曾在监狱或者看守所羁押过，监狱关押着超过40万名囚犯。这个数字比欧洲监狱人口排名前36位的国家监狱人口总数还要多，而这些国家的人口总数之和是美国的2.5倍。

　　在这样一个犯罪人口基数上，一支来自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的研究团队分析了美国340起已经成功洗冤的案件，得出了这些冤案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的结论。研究表明，96%成功洗冤的案件都是可以进行DNA检测的谋杀或者性暴力犯罪，而这些犯罪仅仅代表了2%的重罪案件，更多的案件则因为没有DNA证据而无法洗冤，按此比例推算，从1977年到2004年，至少有18.5万名无辜的被告被送进监狱。

　　“显然，至少90%的定罪案件因为没有DNA证据的存在而无法通过科学来证明当事人的清白，而绝大部分的非死刑案件也无法得到足够的重视，从而获得证明清白所需要的技术支持。”美国学者格罗斯说。

　　那么，现在的美国监狱里到底有多少囚犯是完全无辜的？格罗斯回答：或许只有上帝知道。

　　傲慢与偏见架起受冤者的绞刑架

　　“他们中轻者在监狱中度过数年，重者遭受冤狱已经长达20多年，有的人甚至被判处死刑。”受邀参加那次研讨会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顾永忠至今仍对那一次会议印象深刻，同时他还在无意中发现，其中大多数来自美国的无辜者都是黑人，而且从表面衣着上看多数是穷人。

　　来自阿拉巴马州黑人沃尔特·麦克米伦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麦克米伦出生在普通的穷人家庭，因为被怀疑杀死了一个18岁白人女子而被判处死刑，他被捕后没有经过任何审问就直接被关进了死囚牢房。

　　与美国历史上疑罪从无的最大案件辛普森案相比，辛普森能够为自己花费上千万美元聘请豪华律师团进行辩护，而麦克米伦却无力为自己支付或许能够扭转乾坤的律师费用，最后只能寄期望于备受争议的公派律师。

　　根据美国律师协会的统计，全国律师的平均收费是每小时284美元。美国高昂的律师费用使得法律服务成为平民阶层消费不起的奢侈品。一般情况下，一个私人律师在为死刑犯作辩护的过程中，收入是每小时300到500美元，而且至少要工作400至900小时，包括调查分析，提出新的证据等。而法院指定公派律师提供帮助时，大多数州一般只付给每个公益律师一两千美元，再加一点加班津贴，严重打击了公益律师的工作积极性，这也使得辩护律师的作用大打折扣。

　　于是，麦克米伦的案子经过一天半的听证后，陪审团一致投票决定判他有罪并建议判处无期徒刑，但白人法官凯伊却仍不满足于这样的判决结果。他说：“杀死一个刚成年的、如花似玉的女青年太残酷、太恶毒了。”他要求判决麦克米伦坐电椅。为此，他把最后审判地点从一个黑人占40%的县转移到了一个黑人仅占13%的县。按照美国的刑事诉讼规则规定，陪审员一般从当地选民登记名单或者驾驶执照持有者名单中挑选产生，也可以从电话簿或报税单上挑选。凯伊的做法大大增加陪审团中白人成员的人数，当然最终判决结果也如他所想。

　　不过麦克米伦算是幸运的，经过他的不断上诉，在死囚牢里足足挣扎了8年，直到遇到密歇根大学发起的案件复查行动，才实现真相大白。

　　“这种‘故事’在美国已是屡见不鲜，种族歧视成为美国冤案的重要原因。”格罗斯带领下的密歇根大学此次复查行动后的调查报告指出，美国的种族问题在这方面尤其明显：美国黑人占人口总数的13%，但在因强奸罪而坐牢的监狱囚徒中，黑人占了29%，最后证明被错判的强奸嫌犯中黑人占了65%。而据美国司法部统计，白人女子被黑人男子强奸的，仅占强奸案受害者总数的10%。

　　此外，这种人性上的偏见也体现在阶层上。如史蒂文案件中，则是基于当地政府和社会对史蒂文这个家族的排斥，才使得警方将史蒂文作为重要的嫌疑人，试图证明这个家族一贯存在的劣根性。同样也是为了对受害人一家作为当地杰出人物的尊敬，急于破案树立威信的念头也最终促成了冤案的发生。

　　DNA技术打破目击证言迷信

　　包括史蒂文案件在内，DNA技术的出现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洗冤作用，近年来美国数百名无辜者实现重获新生案件基本上都是基于DNA技术帮助。然而，在此之前，在陪审团的心目中，目击证人的指证却是最为可信的证据。

　　当初史蒂文冤案中的受害人潘妮的指认错误却正是他入狱18年最为关键的证据。吉姆·佩特罗指出，好消息是现在的DNA技术可以在起诉之前排除某些人的犯罪嫌疑避免刑事冤案；不幸的是大概90%乃至更多的刑事案件由于没有生物证据而无法使用DNA技术，这也使得目击证人错的证言成为导致刑事冤案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原因。吉姆佩·特罗和夫人南希·佩特罗经过多年的冤案研究认为，“目击证人是最好的证据”是一直以来美国刑事审判程序一大司法迷信。

　　1988年8月，一对俄亥俄州的双胞胎姐妹在超市门口的停车场被一名男子胁迫，开车到附近的树林里遭到强奸。警方根据一个不靠谱的举报确立了犯罪嫌疑人吉利斯皮。负责调查此案的警察让受害人辨认照片指出其中的嫌犯，同时提示受害人每组照片中都有一个是嫌犯，而且将吉利斯皮的照片头像显得比其他5个人大很多。有了警察的示意后，双胞胎受害人中虽然一开始不能百分百的辨认出吉利斯皮，但是当被传唤出庭作证的时候，她们都完全确信吉利斯皮就是那个恐吓胁迫过她们的人。而一份加州大学心理学教授的实验研究指出，当事人如果在一年后进行辨认，正确辨认的概率已经从67%下降到11%，几乎等于碰运气，而这对双胞胎姐妹的辨认发生在案发后两年。

　　何家弘指出，辨认错误之所以成为美国近年来错案发生最主要的因素，是因为辨认在美国刑事司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很多时候，奉行自由心证的陪审员更愿意相信证人的辨认结果。但在辨认过程中，压力下的人们对长相和事件的记忆能力可能发生偏差，而且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此时，如果再有警察或者检察官有意或无意的暗示，很多辨认错误便产生了。

　　“这也迫使辨认制度不断完善，由一开始的单一辨认到混合辨认，到后来的辨认须有辩护律师到场的条件限制，再到后来随机选照片的‘洗牌法’的出现等。”何家弘说。

　　“很抱歉，我这只是在工作”

　　美国得州大学法学院教授罗伯特·道森表示，冤案注定会发生，也许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对任何一位视法律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正义的公民来说，我们要对这些冤案负责，而事实上，司法制度不是在完美的条件下运行的，也不是由完美的人来实施的。如警察和检察官的不法行为、虚假供述等情况导致了原本可能并不完善的制度执行过程中出现“瑕疵”成为在所难免的事情，冤案也随之来临。

　　在吉利斯皮的冤案中，原来负责调查此案的警长在案发后两年退休，新上任只有22岁的警长斯科特·穆尔是一个“常常过于积极进取，会尝试走捷径”的人。当与吉利斯皮有过节的人向他举报后，穆尔便认为这是一个借这起未破案件在警队建立威信的绝佳机会，因此他将吉利斯皮锁定为嫌犯。最后仅仅依靠受害人并不确认的指认让吉利斯皮被判处25年监禁。

　　在吉利斯皮请求重审申请书中这样写道：我们有证据表明穆尔过分执着于通过解决这起重大“悬案”来开创自己的事业，而故意隐瞒了那份他已经获得的可以证明吉利斯皮不在场的露营收据的重要证据。

　　“在这个案件中，控方明显有机会来规避布雷迪义务，因为被告方不知道他们可能拥有哪些无罪证据，直到检察官披露它们。”吉姆·佩特罗说，对于辩方来说，当法庭认定虽然控方没有披露无罪证据，但如果没有影响审判结果，那么就不算违背全面开示证据原则时，这一劣势将会更加恶化。

　　然而，对于很多司法工作者而言，他们会有一个很普遍的理由，“很抱歉，你必须理解我这只是在工作”。事实上，在美国刑事司法体制中陪审团或法官就不用提出证据来证明被告有罪的前提下，几乎无法让某个人来承担出错的责任，因为如果有大部分人同意某一结果是正确无误的，那么剩余的怀疑论者可能就不会去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或者去努力发现真相。

　　因此，吉姆·佩特罗指出，疏忽大意、愚笨、自负、麻木不仁以及其他人性弱点导致了刑事冤案的发生，但现有的制度却使得那些应负有责任的人经常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不会受到任何处分。在这种体制机制漏洞面前，指望刑事司法体制内的执业人员去纠正制度存在的问题也是一种错误的思想法。

　　冤案平反到哪都是难题

　　依据美国法律，如果被告在宣判后发现可以改变原判的新证据，可提交动议申请重审。然而，现实中，法官对新证据的要求十分严苛，常常超过法律规定本身。很多由洗冤工程代理的案件都获得了强有力的新证，却无法启动重审，原因正在于此。而案件即使重审，当发现新的犯罪嫌疑人，是否重新公诉的决定权仍掌握在检察官手中。

　　“对于美国的司法系统，人们总是怀有某种迷信，而最大的迷信就是我们从来不会犯错。”吉姆·佩特罗说，随着冤案的发生，很多无辜者不断上诉的过程却演变成了一段令人筋疲力尽而又代价高昂的抗争史。

　　据统计，美国已经平反的冤案中，平均每人在监狱中的时间超过十年，这些人为他们没有犯过的罪共计浪费了3400多年，“对于这样的抗争史，美国很多被成功洗冤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史蒂文用18年的时间洗清了自己涉嫌的强奸罪，又用冤狱赔偿的40万美元来支付他刚刚卷入的杀人案件，到现在还待在监狱里；吉利斯皮用20年坚持不懈地为自己伸冤，他们都是最为典型的代表。

　　从1991年第一次审判吉利斯皮犯强奸罪成立，到律师以发现现场毛发的新证据为由提出重审，案件第二次审判改为吉利斯皮22年至50年不定期监禁期之后，案件的判决就再也没有丝毫的变动。在1993年到2003年，吉利斯皮先后提出了四次重审动议，三次上诉申请，上诉法院都进行了否决。即使到了2003年3月，吉利斯皮提交了进行DNA测试的动议，法院签署了批准的指令，而控方的反对也导致了随后的检测无疾而终。此时，吉利斯皮已经39岁，入狱13年。

　　“美国的司法系统不会在判决作出后轻易地批准重审或者旁听，任何级别的法官都会利用所有可信的理由去拒绝重审，因为重审显得整个司法系统混乱不堪。”吉姆·佩特罗说。

　　预防冤案的美国经验

　　“冤案是刑事司法的阴影。透过这片阴影人们可以看到司法制度的漏洞和缺陷，而亡羊补牢仍可推进刑事司法制度的进化与改良。”何家弘说。

　　吉姆·佩特罗耗费十年致力于DNA犯罪数据库的建立。当时吉姆·佩特罗还是俄亥俄州检察总长，在他的带领下，俄亥俄州将第一批1.9万多份DNA图谱输入数据库的时候，“吻合、吻合……”130多条吻合的提示破解了那些长期积压的疑难案件或者提供了可靠的线索。最为典型的一起32年未破的杀人案件从这里找到了突破口。在他任内，俄亥俄州为联邦DNA联合检索系统贡献了21万例DNA基因图谱，这一努力不仅使被尘封的疑难案件得到解决，更使无辜之人得以释放。

　　近年来，美国也建立了定罪后的DNA检测错案纠正机制，允许已定罪罪犯进行DNA检测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并且通过《无辜者保护法》强化了无辜者获得有效法律服务的权利。

　　除了官方的力量外，洗冤工程正成为预防和纠正的重要力量。退休后吉姆·佩特罗放弃担任大法官的机会，参与俄亥俄州洗冤工程并指出，要防止冤案的发生可以从多方努力：首先要保护好犯罪现场的证据，获取一手的犯罪现场证据以进行DNA检测；其次，要设计最佳的实践程序以获取目击证人的证言；再次，羁押讯问时要进行同步录音录像；最后，要提取那些因涉嫌重罪而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的DNA样本，等等。

　　2010年俄亥俄州通过了证据保存法，规定所有刑事证据必须保存至被告出狱。与此同时，规范统一的目击证人指认程序也逐步建立。如今，在目击证人指认嫌犯时，执法人员不能进行任何暗示，且须逐一出示每一位嫌犯照片，同时，参与指认程序的执法人员不得了解警方的调查方向。

　　冤案不会消失但错判可以减少

　　正如《制造杀人犯》主角史蒂文卷入的两起凶杀案所揭示的那样，冤案并不是非黑即白的辩论，错放罪犯和造成冤狱是刑事司法制度永恒的矛盾。

　　何家弘则认为，“错放”与“错判”的危害孰轻孰重，取决于司法人员的价值观念。让有罪者逃脱处罚是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而让无罪者错受处罚只是让个人利益受到损害。这种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思想不无过错，但是人们在面对疑案比较“错放”与“错判”的危害时犯了一个“计算上的错误”。事实上，“错放”只是把一个有罪者错误地放纵到社会中去；而“错判”则在错误地处罚一个无罪者的同时还可能放纵真正的罪犯。两个错误的危害大于一个错误的危害，因此面对疑案的合理选择就应该是宁可“错放”也不要“错判”！

　　无论是错放还是错判，身涉其中的司法人员同样面临责任问题。

　　不久前，我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其中明确，法官、检察官非因故意违反法律、法规或者有重大过失导致错案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不承担错案责任。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高一飞告诉《方圆》记者，刑事案件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实，办案人员不可能直接去感知，只能通过各种证据间接地认识。当案件证据处于短缺状态，事实处于模糊状态时，侦查人员、公诉人员或者审判人员，他们就案件事实所做出的决定都难免出现误差。人类有限的认识能力导致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避免冤案的发生。因此在追究冤案责任的时候，需要将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相结合，只有当司法人员在行为上有重大的过错时，才应当去追究他们的责任。

　　“归根到底，预防刑事错案需要具有高度专业水准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何家弘说，诚然，我们不可能完全杜绝冤案，但是我们必须竭尽全力预防错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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