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政治有美感 让观点有灵魂

　　前不久揭晓的“鲁迅杂文奖”评选中，梁衡先生的《为何不能用诗作报告》被评为金奖第一名。这篇刊发在《人民日报》“人民论坛”专栏的文章，是梁衡自2000年以来为这个栏目撰写的30余篇文章之一。这些文章，切口很小却小中见大，篇幅不长却意味深长，在梁衡丰硕的著作中，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而有力的存在。

　　在一次访谈中，梁衡曾这样感慨：“我早期是写山水散文的。开始转向的标志是1996年发表的《觅渡，觅渡，渡何处》。这一篇政治散文的影响胜过我写了二十年的山水散文。”如果说，“政治散文”是梁衡的独特贡献，彰显了他一贯倡导的“大事、大情、大理”；那么，发表在“人民论坛”专栏的文章，则可以称为“政治杂文”，从另一个角度彰显了梁衡的创作特色：一是文学让政治有了美感，二是思想让现实获得升华。

　　一、文学让政治有美感

　　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新闻名栏，“人民论坛”的文章天然具有某种“政治性”。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政治似乎天生严肃，甚至枯燥、抽象，离普通人太远，写政治的文章也因此有许多“套路”，往往正确有余而可读性不强、吸引力不足。多年来，我们改文风的重要目的，就是要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如何让政治不再枯燥，让人能够愉快地接受？在梁衡的政治散文中，他把政治家还原为普通人，在他生动的笔下，领袖毛泽东成了一个武林高手，革命导师马克思则是一位慈祥的老人，这种“用文学翻译政治”的写作特色，如春风扑面，灯火照人，一扫政治文章在人们眼中的固有成见。这种创作手法，同样体现在梁衡的政治杂文中。

　　比如《用其力还是用其心》一文，写的是领导干部的为政理念，却没有一上来就是政治口号，而是先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康熙治河老臣靳辅“用其心不用其力”的故事，一个是毛泽东重用“外行”肖劲光当海军司令的故事，形象地引出并说明了文章主题。比如《居官无官官之事》一文，借用时人评价东晋刘尹“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典故，来阐释为官之道、政德之本，文章例举的送温暖的棉被要到春节才送、矿难抢救时领导来了才升井，让人笑中含泪，反思官僚主义之害。再比如《享受岂能是头衔》一文中，作者对于把“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作为头衔的思想误区，并没有直接展开批判，而是对举了一个作者在基层当记者的见闻：乡间知识分子生活困难，县里重才特批给一些老教师每逢重大节日可享受两斤猪肉的供应。但我从未听到过哪个教师自我介绍：享受猪肉两斤。这个类比，比一千句批评更有力。

　　因此，梁衡的政治杂文每每让人眼前一亮：原来政治可以这么写，道理可以这么讲；原来政治是这般生动，它就在你我的身边。在《老百姓如何看政治》一文中，梁衡更是直接写道：评判政治规律和宣传艺术如何，“就是能不能从老百姓的目光来看政治，能不能把一个政党、政府大政方针翻译成群众语言，能不能把一个时期的政治任务的本质和群众关心的具体利益相联系。”古人说，文以载道。政治是抽象的，长于理，寡于形，相对严肃，比较枯燥，因此特别要注意形的转化。把政治翻译为文学—其实，文学就是人学—将政治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描写、将逻辑思维转化为形象思维，让文学有脊梁、让政治有温度，才能实现文学与政治的双赢。

　　2007年，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梁衡在《新闻战线》发表了一篇《“要”字牌言论》。文章指出，作者发现的“要”字牌言论，一“要”到底，有时一篇能数出10多个“要”字，透露出“直截了当的横气、霸气，一股强迫命令之气”。这篇文章，指出了思想评论的两个特点：一是吃软不吃硬；二是必须有个性，用个性去表现共性。这两点，正是构成一篇理想言论作品的标准，为我们研读梁衡杂文提供了另一个视角，这也是《人民日报》“言论”专栏一直以来的追求：“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择高处立”，就是着眼高端，着眼大局，着眼大处；“就平处坐”，就是要脚踏实地，坚持平民思维、百姓视角、大众容易接受的评述风格；“向宽处行”，就是视角宽阔，题材宽泛，说话宽松，栏目的路子宽广。

　　二、思想让现实获得升华

　　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文学比历史更真实”。同样，在梁衡看来，信息—知识—理论，这是一个人对事物认识渐深的过程：信息是事物向外界发出的信号，知识是人们对各种信号分析之后得出的认识，理论则是对知识的进一步系统化，是对事物规律和本质的认识。作为资深记者，梁衡首先捕捉的是鲜活的现实，但他并没有就事说事、就情谈情、就形绘形，而是跳出新闻看现实，让文章进入了理性的思想层次，从“描述的美”“抒情的美”递升到“哲理的美”。

　　正所谓“文章无理，平板玻璃”。“文中有理”是梁衡政治杂文的又一特色。比如《让形式不只是形式》一文，介绍一个百强县如何求真务实解决“富中贫”的见闻，由此辨析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并指出形式“往往有摆脱内容去顽强表现自身的价值取向”，进而提出：“大凡一个政党、一个团体在革命、改革的上升阶段，总是借新内容打破旧形式；而当有了成绩、有了权力时就极易保守、骄傲、自恋，借形式来粉饰工作，自欺欺人。”

　　比如《砍的不如旋的圆》一文，从农民的一句俗语出发，说明做一个木球，可以用斧子慢慢地去砍，但总不如在旋刀下飞快地一旋便又光又圆，进而论述从“砍”到“旋”，是方法的革命、知识的跃升、规律的掌握，指出人们有时候跳不出保守、封闭的误区，就在于太追求功利、自欺欺人。

　　比如《做人如写字，先方后圆》一文，从作者小时候练字的故事讲起，从书法的探讨上升到做人的道理，得出“做人如写字，也要先方后圆”的结论：人若能先方，即小时吃苦磨练，修身治学，品行方端，后必有大成。如果一个人少年时就圆滑、懦弱，那么很难再施教成才；而小时方正，哪怕刚烈、莽撞些，也可裁头修边，煨弯成才。

　　比如《为什么不能用诗作报告》一文，批评某地领导在人代会上用五言长诗作报告。文章不是简单地讲文风问题，而是上升到了“形式伦理”的高度，论证形式与内容搭档都有一定之规，并指出艺术有艺术的行规，政界有政界的规矩，“如果跳跃不成功，那摔坏的一定不是形式，而是形式的拥有者”。可谓发人深省。

　　文章高度的精神，本质上是思想的竞争。用高度的抽象能力，穿透信息的表层，站在制高点上看问题，这正是好作家与普通作家的根本区别。正如一位论者所言，好文章于叙述抒情中，时时见理，如叶有脉络，墙有钢筋，绵里藏针，古文论称之为“立骨”。人们读后，之所以对梁衡的政治杂文过目难忘，就在于其文章中的这些风骨之处、这些哲理之光。

　　几年前，我曾以“追求比一天更长的生命”为题，讲述编辑《人民日报》“言论”专栏的体会：言之无文，言之无物，都行而不远。梁衡的文章之所以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就在于它不断满足着读者阅读需求中的最高层次：一是审美，二是思想。让政治有美感，让观点有灵魂，这是梁衡政治杂文带给我们的启发。

　　[作者单位：人民日报社]

　　卢新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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