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剪影

　　一、成长素描

　　（一）年少时代

　　梁衡出生在晋南平原的霍州，成长在古城并州。素有尧舜遗风的三晋大地，人杰地灵，英华辈出。单就文学艺术而言，柳宗元、王勃、王昌龄、王之焕、王维、元好问、罗贯中、关汉卿、白朴、傅山等历代名家都出生在这里，当代著名作家赵树理、马烽、西戎也成长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不知给了梁衡多少灵气多少底蕴……

　　梁衡的祖父和母亲都是农民，父亲则是解放后的第一任霍县县长。他在家里排行老三，上有一兄一姐。在他们全家一张发黄的老照片中，一脸稚气的梁衡依偎在家人身旁，明亮的眼睛里闪烁着灵性之光。儿时的梁衡是幸福的。在黄土地上长大的他，有许多温暖的记忆—晚上躺在自家的窑洞里，身下是暖乎乎的土炕，仰脸是厚墩墩的穹顶，炕边坐着做针线的母亲，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全和温馨；白天到山上放羊，趴在地上，晒着暖暖的太阳，嘴可直接含在山羊的奶头上吃奶，一半是劳动，一半是玩。8岁时，由于父亲调动工作，梁衡一家从霍县来到太原。母亲虽有了城市户口，但一直还是家庭妇女身份。因为爷爷还在农村，所以在太原读书的梁衡，每年暑假都要回老家，帮着干地里的活。对家乡和自然之爱，是梁衡一个挥之不散的情结，让他拥有了一颗充满诗意的心。多年以后，这些风物美景在他的笔下得以流传，化为永恒，如《恒山悬空寺》《清凉世界五台山》《壶口瀑布》《壶口瀑布记》《娘子关上看飞泉》等。相对于自然之爱，梁衡对语言文字的迷恋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读中学时，有一次随便翻到一页影印的《新民主主义论》，出于好奇，他趴在书上细细辨认那些小蚂蚁串似的影印字，一段文字跳入眼帘：“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梁衡心中怦然一动，因为这文字有个性、有魅力，和他想象中的硬邦邦的政治文字大大不同。梁衡放学回家便翻出父亲收藏的《毛泽东选集》，居然一读而不可收，将大部分文章读完了，那年他才15岁。说来可能有人都不信，梁衡读《毛泽东选集》竟是这样开始的。

　　在梁衡的成长中，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父亲是个老教育工作者，文学功底很厚。新中国成立前在解放区教书，后当干部，最后一任职务是教育学院院长。父亲给了梁衡一个示范，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做学问。梁衡喜欢去父亲的办公室看书。那时候人很小，两手捧着一本厚厚的书，半躺在父亲的藤椅里看，有人进来时，经常只看见书，看不见人。在接受学校教育的同时，父亲始终是他的第一任老师，对他的文学素养和人生选择影响极大。除了看《古文观止》这样的传统经典，梁衡还喜欢看《人民日报》的文艺副刊，上面经常登载一些现代名家如杨朔、刘白羽、秦牧等人的散文。至今梁衡还记得初中时在《人民日报》上见到的一篇文章，标题是《笑谈真理又何妨》。文章引用列宁的话意，说我们谈话、写文章不一定要板着面孔，就是严肃的真理也可以笑着来谈。他记得自己读的第一本散文集就是秦牧的《艺海拾贝》，小说《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他也读得津津有味。

　　（二）青春之歌

　　1963年，17岁的梁衡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这是一个机要专业，政治条件要求很高。梁衡是革命干部子弟，又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大概很符合专业要求，所以被选中。铁狮子胡同里宁静的校园，曾是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里所写刘和珍君牺牲的地方，明净的教室被掩映在硕密的木槿花丛中，图书馆的楼下泛起阵阵清香，满园的丁香正在开放，和着淡淡的月色，会让人想起“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诗句。人大的校长吴玉章和副校长郭影秋，都是集政治家、思想家、历史学家于一身，而且古典诗词也写得非常好，现在的高级领导干部很难达到那个水平。辛亥革命老人、党的老前辈吴玉章跟学生们一起照相时，还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让人肃然起敬。梁衡回忆说：“那个时代，在政治上是很鼓舞人心的，原子弹爆炸、学雷锋、学焦裕禄，我们感受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那时就觉得中国在一天天富强！所以进入社会以后，我们仍然关心政治，时刻想着报国。”正是这种特殊的政治氛围，使梁衡形成了一种积极的、主流的、建设性的人生观、价值观，并且化为“报国之心不可没有，治学之志不可稍怠”的坚定信念，这些在他后来的文学作品中都能找到踪迹。在人大期间，一系列政治运动都让梁衡赶上了。到“文化大革命”中毕业分配时，已经没有什么专业概念，只有一条，即服从组织安排。他是自愿报名到边疆去的，出发时只带了两种书，一套《毛泽东选集》，一本《焦裕禄》。

　　（三）蹉跎岁月

　　梁衡被分配到内蒙古的临河县。这是一个靠近黄河的小县城，人口不过4万。当时正在搞派性，社会上一片混乱。自然环境更恶劣，漫天狂风飞沙，天地混沌不清，嘴里沙土不绝。县里把他们十几个大学生，组成一个锻炼队，住到生产队，开始了类似知青的生活，只不过每月还有46块钱。梁衡在学校就入了党，因此被任命为锻炼队队长。那时，4个大学生睡在一条土炕上。4个人中梁衡是学档案的，其他3个人分别是学生物、化学和建筑的，所学专业一个也用不上。他们白天挖渠、挑土、锄地，晚上躺在炕上看着窗外数星星。在农村劳动的一年多时间里，梁衡最大的收获就是能静下心来读书。城里在破“四旧”，这里却很安静，下雨天不出工就躺在热炕上看书；一边拉风箱烧火做饭，一边映着炉火看书。阅读完全是随意的，没有任何功利性。一次，梁衡在灶台上看到一本被撕掉几页的陈望道所著《修辞学发凡》，没想到，这本偶然捡来的书影响了他以后的散文创作和新闻研究。他自己说，就像长江、黄河发源于巴颜喀山一样，他关于文学和新闻的一些学术思想都能从这本书里找到源头。梁衡备受关注的理性散文，就来源于这本书中的一篇范文《月夜的美感》，当年他把这篇数千字的长文抄了好几遍，背得滚熟。1971年，梁衡的第一篇散文《沙枣赋》在《内蒙古文艺》上发表，这篇文章成了他漫长而艰辛的文学创作之路的发端。

　　蓝天白云下的草原，八百里河套滚滚的麦浪，给了梁衡广阔的胸怀。早春三月面对即将开河的黄河，他诗兴大发，即兴创作一首小诗《河边马》：“俯饮千里水，仰嘶万里云。鬓红风吹火，蹄轻翻细尘。”可见其抱负。在农村劳动了一年，又到县委工作一年后，梁衡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新闻生涯—任《内蒙古日报》驻巴盟记者。1974年，28岁的梁衡离开内蒙古，到山西省委宣传部搞行政工作。内蒙古6年是梁衡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形成的第一个重要时期。独立思考，多方探索，努力追求真理，忧国忧民，是他青年时的基本人生态度。这段刻骨铭心的生活经历，梁衡永难忘却，因为那是梦开始的地方。

　　（四）顺境与逆境

　　梁衡在山西省委宣传部工作了4年，终于熬到“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8月，梁衡抓住了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被选中做了《光明日报》驻山西记者站记者。后来他用“出门跌一跤，也抓一把土”来形容自己的新闻生涯。1980年，梁衡采写的通讯《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在《光明日报》发表，获全国好新闻奖。接下来，他用同一个题材，分别写了消息、通讯、报告文学、业务研究文章等，先后在8种报刊上发表，又获得赵树理文学奖、青年文学奖等。从这件事中，梁衡得出一个经验，就是“一块肉要多做几个菜”。9年间，他在偏远基层采访、在没有新闻的角落发现新闻，逼出了不少经验。像消息写作“三点定位法”、通讯写作“内核外延法”、头条写作“三点一线法”、隐性新闻与显性新闻等，都是梁衡从新闻实践中总结出的客观规律。后来他的这些采访写作经验逐渐沉淀成理性的内心独白，结集为《没有新闻的角落》。梁衡在那个“没有新闻的角落”干出了成绩，1984年入选全国省、部级干部三梯队名单，中央党校为这批人专开了研究生班。不料一封无中生有的匿名信毁了他的前程。当时，他在中央党校学习，背后的调查时断时续，整整两年。此间，梁衡潜心著书，写成了40万字的章回体科学史小说《科学发现演义》，出版了自己的散文集《夏感与秋思》，还编了一套《学文必背丛书》。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仕途的挫折反倒让梁衡文学方面的潜能大大得到了发展。直到20年后，他才“兑现”当年那个后备名单，但这时他已是著述甚丰、名满全国的作家了。当年将用又弃之时，他曾用两首小诗以明其志：“宠而不惊，弃而不伤。丈夫立世，独对八荒。天生我才，才当发光。不附不屈，慨当以慷。”（《自勉》）“能工作时就工作，不能工作时就写作。二者皆不能，读书、积累、思索。”（《无题》）知道了这段经历，我们再来读他后来创作的名篇，如《把栏杆拍遍》《读柳永》等，就知道什么是言为心声了。1987年，梁衡调到新成立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先后任副秘书长、司长，后来当了7年副署长。也就在这一时期，梁衡进入了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先后发表了《觅渡，觅渡，渡何处》《这思考的窑洞》《红毛线，蓝毛线》《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大无大有周恩来》《跨越百年的美丽》等一系列重量级的作品，取得了空前的突破。其独树一帜的“大散文”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与讨论，而这得益于他高屋建瓴的政治视角，以及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对此，梁衡说：“政治舞台给一个官员提供的不仅仅是权力，更是观察社会、研究问题的制高点，是磨练人格的砥石、培植业务之树的土壤和酿造思想的工场。”梁衡认为，文学和政治，本质上需要的都是社会责任感，处于领导岗位对写作的好处大致有三条：一是站得高些，能看到全局，发现最大多数读者关心的题材；二是常处于矛盾的核心，能看到事情的本质；三是要求人有一种责任心，如果一个官员不自私、肯负责的话，就会常处在一种忧国忧民的状态。这些会使一个作家跳出小圈子，能直奔大事、大情、大理，作品的反响也会大些。他曾有一首小诗谈自己的为官与为文：“赖有一官凭高看，借得半职写文章。指点江山说青史，忧国忧民诉衷肠。”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梁衡却先后在新闻、文学与政治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当接受记者采访，回答其中的成功秘诀时，梁衡说：“成才不分环境优劣，关键是自己如何适应环境，扬长避短。更进一步说，环境的优劣或者说顺境与逆境是随着人的遭际的变化而变动着的。生命就是创造。凡想有创造的人都会碰到阻力，因为他要破旧出新。一生绝对顺利的人，也就等于他没有在世上生活一回，因为除了享受，随波逐流，他没有给这个世界贡献什么，留下什么。”

　　二、成名作与创作的两条主线

　　（一）《晋祠》前后事

　　在《沙枣赋》发表后的7年间，梁衡一度停止了创作。直到1987年，他才以评论的声音重回文坛。在《再“焖”一会儿》《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要留有余味》等文章中，他对散文创作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下是梁衡1979年至1981年间的创作记录：1979年，创作评论《首先要准确》《读民歌有感》；1980年，创作评论《绘形与传神》《诗与酒》《关于标点》，散文《恒山悬空寺》《白杨树下的身影》《酸甜酸甜的杏子》《桑氏老人》；1981年，创作评论《关于山水散文的两点意见》《“兴”与“酒”》《银幕太艳了》，散文《娘子关上看飞泉》《秋思》。从以上记录中，可以看到梁衡文学之路的两条主线：一条是理论探索，一条是散文创作，而且，他的散文理论研究甚至先于他的文学创作。他始终在探索山水之美，这种探索一直持续到1996年发表《觅渡、觅渡，渡何处》，转入历史人物创作。在梁衡看来，理论是创作的指南针、探路器。散文应该有自己的规律，在这个规律没有看清之前，他不肯贸然动笔。他总想做个明白人，常常是想一想再写一写，想通一点道理，就实践一两篇文章；写一写再想一想，创作中触发到一点感想，就努力把它上升到理论高度。他认为，山水应该有自己的内在美，但当时风行的杨朔散文却把美程式化了。他在1981年发表的《关于山水散文的两点意见》中，第一个对杨朔模式提出批评。他觉得，山水散文应该挖掘其自身的美，他想用自己的实践来改变这种状况，于是就开始了长达10年的山水散文创作。第一篇是《恒山悬空寺》，第二篇是1982年4月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晋祠》。梁衡没有想到，《晋祠》这篇大年初一饭后用了两个小时、几乎是一挥而就的文章，会引起那么大的关注，承载了那么多的文学意义。可以肯定的是，《晋祠》是梁衡摆脱杨朔模式、对散文写作的一次突破。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是梁衡在散文领域中艰难跋涉的两条腿。正如他后来对自己的总结与评价：“我从事散文创作以来，想得比写得多，在理论上花的力气比创作上多，读文艺理论比读散文作品多，自己写的论文也比创作的散文多。这反映出我的一个心态：总在受着探求之苦的折磨。”《晋祠》之后，梁衡又有《泰山—人向天的倾诉》《天星桥—桥那边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等山水美文发表。前者被收入《现代散文欣赏辞典》；后者被贵州天星桥景区全文刻碑，景区因此授予梁衡终身免费贵宾。发表第一篇作品时，梁衡25岁，到1986年40岁时，才结成第一个集子《夏感与秋思》。屈指算来，梁衡15年所得散文不过23篇。一直到现在，他写每一篇散文仍需要很长时间的酝酿与构思。比如写《觅渡，觅渡，渡何处》，从初次瞻仰瞿秋白故乡、参观纪念馆、萌发创作冲动，到最后成文，中间就相隔了6个年头。而他的另一篇代表作《大无大有周恩来》，竟前后用了20年。真可谓精雕细琢、苦心经营，称之为苦吟派，最是恰当不过的了。

　　文学的价值在于揭示生活中的美，而散文的意义就在于传递一个真实世界里的流美。而这些美，又都是有层次的，一般分为三类：社会美、自然美和艺术美。秉承着发现这些美、传递这些美的精神，梁衡创作了一系列山水散文，如《河套忆》《石河子秋色》《清凉世界五台山》《西北三绿》《马列公园赋》《芦芽山记》《壶口瀑布》《泰山—人向天的倾诉》等。

　　在梁衡看来，散文是一种艺术，它首先是一种美文，应具有美的要素、美的价值，读者应从中得到美的享受。散文的美，又分为描写美、意境美和哲理美三个层次。对美的追求，始终是散文创作的最高标准。

　　从1980年的《恒山悬空寺》开始，梁衡散发着自然芳香的山水散文创作，一直延续到1996年。其重要意义在于，身体力行地提倡了一种回归真实自然的散文精神，使沉寂多年的散文去掉了政治的尾巴，多了些真实的质感、鲜活的色彩和丰富的个性。

　　（二）独辟蹊径的人物散文创作

　　当散文从贴政治标签走向远离政治，甚至只写小情小景、琐碎细事时，散文创作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著名作家冯牧曾在一次座谈会上担心地说：“现在散文是越写越小，就是给孩子换一块尿布也可以写两千字。”这也是梁衡的忧思。当代散文创作中，山水散文、生活散文、言情散文甚至文化散文都有大发展，但政治散文一直是个弱项，一些文艺界人士甚至主张“文艺应与政治离婚”，在文艺作品中竭力淡化政治。从中国文学史上看，占据主导地位的散文名篇中，有相当部分是政治散文，如《出师表》《岳阳楼记》《少年中国说》《与妻书》《为人民服务》等。我们不可想象的是，如果没有这条主线，文学将严重缺钙而无法自立。但是，政治只是散文的题材、材料，进了散文的门槛就得遵从散文的规律，不能回到僵化虚假的老路上去。

　　出于这样的思考，梁衡独树一帜，高扬起了政治散文的旗帜。从1996年起，其创作就由山水散文转入人物散文，主要是政治人物或历史人物。他提出“写大事、大情、大理”的散文主张，首开政治散文创作之先河，身体力行地走向了“红色经典”创作之路。梁衡的政治人物散文是从写瞿秋白开始的，《觅渡，觅渡，渡何处？》是他自己最满意的一篇文章，也被公认为他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其影响力甚至出乎他自已的预料：

　　1996年我偶然读到瞿秋白的一些资料，就想着写瞿秋白这个人，也就是《觅渡，觅渡，渡何处？》那篇散文。想不到发表以后，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很多人写信来，很多人整段整段地抄这篇文章，中央电视台一名记者用自己沙哑的嗓子做了一盘带子送给我。有一次我去珠海出差，珠海的新闻出版局局长把自告奋勇在广播里播出的节目录音带送给我。我说你这个带子不全，他说是用一篇转载的文章制作的。第二年这篇文章就被收入了高中课本。所以我觉得很幸运，写了一篇山水散文《晋祠》，当年就收入初中课本；写了第一篇政治人物散文，又被收入课本。我大概总共写了15年的山水散文，没想到只写了一篇人物散文，其反响比我15年以来所有的山水散文还要大，当时我就得出一个结论：政治题材如果表现得好，可亲可信，就会震撼人、感染人。于是就转入人物散文创作。

　　为了写《觅渡》，他先后三去秋白故居，苦苦酝酿6年；为了写林则徐，梁衡甚至不顾“身份”和“体面”，翻墙跳窗寻觅历史遗迹，一时传为佳话。在梁衡看来，政治题材的创作，就是把历史与政治转换成文学、翻译成文学。他选择这些政治题材、历史人物，是要从中挖掘深远的社会意义与时代精神。从马克思、毛泽东到周恩来等，梁衡笔下的这些事件和人物有如下共性：第一，都是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大事；第二，都是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人物；第三，它们反映了时代潮流与趋势，他们立业、立德、立言堪称楷模。此外，梁衡笔下的这些人物大多有悲剧色彩，都为后人留下一点遗憾。鲁迅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这有别于中国民间文学大团圆的结局，更有一种悲剧美。这些人物，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历史背景下，经过梁衡思索之笔的深入镌刻，展现出丰富、矛盾而深邃的人性，给人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和补缺求美的冲动力，雄奇、崇高、博大、深沉的思想境界与艺术风格一览无余，他因此赢得了“红色经典作家”的称誉。

　　梁衡的探索得到了读者的理解与接受，其政治散文的读者遍布社会各阶层，包括中等文化以至很高文化的，他们大多是普通的学生、干部、知识分子，都是对人生有思索、有追求的人。在他所有的散文里，《觅渡，觅渡，渡何处？》可能是最深刻的一篇了，但是收到的读者来信中，从平民百姓到教授都有。有一个搞煤炭运输的老乡到梁衡那里拿了一本书回去看，再见面时，第一句话就是说到瞿秋白。有一年梁衡去吉林，从他下车跟他第一个握手的人开始，就说读过他的文章，吃饭时有一位不相识的地方领导在座，作为梁衡的老读者，他自告奋勇地要陪客。那天连吉林省委办公厅食堂里的人员都知道梁衡来了，因为当地的几家刊物连载他的作品。在梁衡的作品里，他们的人生思索与之产生了思想共鸣。正如梁衡所说，一篇有思想深度和美学价值的文章，在不同的读者层次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触动，即使一下子理解不了，他仍能感受到这是一篇好的东西。读者对梁衡的认可不仅仅是欣赏他的文才，更本质的是读懂了他散文中深切的忧国忧民、针砭时弊的真诚。

　　按理说，梁衡所写的人物并不新鲜，都是人所共知、早被人写过多遍的领袖或历史名人，一般说很容易重复或者落入窠臼，为什么梁衡的政治散文总能处处见新呢？在他看来，只要讲求政治态度、文学手法和新思想的紧密结合，同时灵活运用文章五字诀，用美文解读经典，就会使红色经典插上翅膀，走近大众。

　　明人陈明卿在《昭华琯序》中说：“文字，山水也。评文，游人也。”梁衡用思考的笔为我们描绘出一片引人入胜的精神山水。参差错落、曲折逶迤、层层渲染的优美景致，激起了我们寻幽探秘的欲望和情绪……

　　2000年梁衡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又回到新闻岗位上。次年，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聘为博士生导师。工作之余，他仍继续着他的文学思考与创作，只是写得更少而精了，一年一至两篇，而且专攻人物。他说自己的创作年份可以作品人物来命名：2000辛弃疾年，著《把栏杆拍遍》；2001林则徐年，著《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这一年建党80周年，还有一篇重要作品《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2002王洛宾年，著《追寻那遥远的美丽》；2003李清照年，著《乱世中的美神》；2004邓小平年，著《广安真理宝鼎记》（已被刻成碑立于广安广场）。可以看出，他这时期的创作，政治与学术并重，深具官员加学者的功力。

　　三、作家之外的三个身份、三张面孔

　　（一）下辈子还当官

　　在不少人眼里，梁衡是这样的形象：经常穿着宽口的布鞋，戴着一副普通的金属框眼镜，脸上挂着和蔼的微笑。朴实的外表，温雅而幽默的谈吐，丝毫没有人们想象中的副部级干部的样子。大概是出身平凡又长期当记者的缘故，接触过梁衡的人都说他没有官架子，为人和善。他有很多平民朋友，当了官以后还保持着联系，并且继续广交平民朋友。作家梁晓声是他的朋友之一，他对梁衡的为人颇为敬重：“在文学这个‘界’里，梁衡一点儿文化官员的架子也没有。不，是没有什么文化官员自觉高人一等的意识。他始终视自己为中国散文作家中的普通一员。别人若因他的文化官员身份特别地对他另眼相看，他内心里反而会大不自在。甚至会暗觉沮丧。有次他跟我谈到过这一点。我能理解他。他身在中国官员的序列中，但他天性上有一颗亲近文学和普通百姓的心。这与他长期在基层当记者有关。我确信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也喜欢他这一点。是的，我喜欢他的谦虚、诚恳和做人的低调。”有一次，他在清华大学讲课，有学生问：下一辈子您最想当什么？梁衡不假思索地说：当官。他的直率引起哄堂大笑。梁衡解释说，现在官的含义常常走样，从本义上讲，当官就是为人民服务。其实官和权从来都是为了给民办事的，是为了实现自身最大抱负的。大官大权易成大业，这是客观事实。有理想的年轻人，要敢于说出这样的话，做一个心忧天下、有贡献、有成就、经得起百姓评说的官。在回答如何当好官时，梁衡认为有两点：一是坚持一心为公的政治立场。他说，公与私，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是最影响人格与人品的大题目。二是要有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就是说真话，按实际情况和客观规律办事。他最恨那些借官谋私的人，为此曾专写一文《大干部戒小私》。他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时，曾带队为一个县送去六大卡车扶贫御寒衣物，到年底时，发现衣物仍迟迟未发，原来当地官员是等着春节慰问时好拍镜头，梁衡知道后大怒，把那个县长叫到办公室大骂了一顿。

　　（二）“你是学者，该去做学问”

　　“你是学者，该去做学问”，这是季羡林对梁衡的评价。有一年植树节，梁衡带着一群记者去种树，当时大家比赛认树种，结果竟无一人能比过他。记者们问：香椿和臭椿有何不同。梁衡回答说：前者12片叶，后者有20片。他们不服，又问：油松与华山松有何区别。答曰：前者叶一束2针，后者一束5针。听罢此言，众皆失色，连同行的林业局工作人员也佩服地说：梁总原来是学者。一次在报社处理涉及爱因斯坦的稿子，一位领导说爱因斯坦与原子弹无关，梁衡当场例数从卢瑟夫、居里夫人、费米、玻尔到爱因斯坦一长串科学家的名字，并在纸上写下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公式，又复述爱因斯坦如何向罗斯福总统写信建议造原子弹……听得众人哑口无言，只剩下满心的佩服。十几年前，在新闻界，包括许多权威人士，都大谈消息散文化，前后持续数年。当时新闻界希望作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梁衡出面支持一下，谁知梁衡却明确地唱出了反调，提出了“消息不能散文化”的观点，他在文中一口气说出了新闻与文学的12个本质不同，这场争论因此一锤定音。

　　有一次，笔者有幸聆听梁衡与季羡林先生探讨治学方法与学术风格，话题涉及学术研究如何更通俗、生动、实用。两位先生都说到自己的学术研究深受中国学术传统的影响。梁衡常说自己是块夹馅面包，杂得很。的确，他兼治文学、新闻、政治、科普，由杂而通，善于从四面八方为研究对象借来一点他山之石。他轻松地写着《听老祖宗说和谐社会》《哲学是一根风筝线》等这样别人看来很艰深的话题。的确，梁衡不仅是一个真正的大记者，更是一个大学者。作为学者的梁衡，最大的特点就是从不坐井观天、故弄玄虚。深入浅出、笑谈真理，成了他一以贯之的学术追求。作为新闻学博士生导师，在梁衡那里，你看不到半点经院气，却能感受到中国学术传统实用加唯美的精髓。

　　在学术领域，不论是新闻、文学还是科普，梁衡始终强调要以社会为背景，主张动态的、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使理论紧密联系现实、服务于现实。这种作风一直贯穿在梁衡的创作与研究之中。他说，如果没有思考，只有实践，就是经验主义，是重复；如果只有实践，没有思考，就是机械主义，是盲动。在实践中探索真理、不断接近真理，既是梁衡的人生追求，也是其学术品格的真实写照。回顾自己多年来且研且习、亦文亦理的学术经历，梁衡在清华讲演时这样说：

　　我是个“杂拌儿”，如果硬要从中分出哪一样最重要，或是最喜欢，可能贯穿始终的还是文学。小时候就喜欢文学，到退休以后还会从事一点文学活动。但是我的整个生活、整个事业的基础和背景是新闻。如果没有新闻工作这个背景，也就没有我的文学成就，也就没有这种思想和性格。刚才有同学问我，你现在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儿了，为什么还要说真话，还要出什么新？我听了有点伤心，这反映了社会上对我们党风不正、工作作风不正的批评，对说假话的不满。对我来说，作风的养成得益于我长期在基层工作，在基层和老百姓沟通。我自己的心态就是八个字：忧心为政，真情为文。一个人始终要有一颗忧国忧民的心，总要关心国家民族。但是你到底能使得上多少力气，那很难说。那么你就用真挚的情感来做文章，匡扶正义，开启思想，对社会也是一点贡献，这总能办到吧。

　　（三）永远是记者

　　2000年，已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梁衡，到宁夏组织治沙报道，采访中他发现一位造林模范，就在烈日下与其交谈，一站3个小时，耳听手记，一如当年的小记者。2007年，梁衡已退休。一次在河南参观，晚上主人宴请，席终人散，才发现他早已不知去向，好不容易在旁边一个空房间里找见他，原来言谈中，梁衡发现席间有一位农民企业家，其事迹感人，就悄悄把人家叫出来采访。回京后，梁衡在报上发了一篇文章。他自嘲地说：“改不了了，我身体里已经种下了记者的基因。”其实，何止是新闻基因，还有政治、科学、文化等，它们一并构成了梁衡这样一位特殊的作家。在梁衡身上，记者的现实目光、作家的思想深度、官员的政治高度与学者的思辨精神，得到了近乎完美的统一，这是一种难以企及的境界。正如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的评价：“梁衡是一位肯动脑、肯刻苦，又满怀忧国之情的人。他到我这里来聊天，无论谈历史、谈现实，最后都离不开对国家、民族的忧心。难得他总能将这一种政治抱负，化作美好的文学意境。在并世散文家中，能追求、肯追求这样一种境界的人，除梁衡以外，尚无第二人。”

　　[作者单位：中央电视台]

　　董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