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精粹

　　党的请示报告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1923年6月，中共中央曾要求“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党员后，必须报告其理由于中央及区执行委员会”。1923年12月，中央曾为建立每月报告制度发出通告。毛泽东写作于1928年11月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全面向中央报告了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同时提出了要请示和解决的问题，成为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典范。抗日战争中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1937年8月1日中央通过的《总政治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在各级领导机关中，必须确立严密的分工与个人负责制，建立有系统的检查和报告制度。”1942年中央再次强调：“在决定含有全国全党全军普遍性的新问题时，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标新立异，自作决定，危害全党领导的统一。”党内请示报告制度作为实现民主集中制领导的有效工作机制开始在党内逐步确立并实行。

　　新中国成立后，请示报告制度成为党内组织正常运行的重要制度保证。1953年3月，中央做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明确指出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的一切重要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共中央，经中共中央批准后方能执行。

　　“文革”结束后，党的建设恢复正轨，党内请示报告制度逐步恢复并固定下来。1982年十二大党章至2012年十八大党章都明确规定：“党的下级组织既要向上级组织请示和报告工作，又要独立负责地解决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问题。”

　　藏传佛教“法王”称号的由来

　　法王，藏语中为“曲吉嘉宝”，即一教说法之主。原为对佛的尊称。《法华经·譬喻品》：“我为法王，于法自在。”后来也引申为对菩萨的称呼。

　　“王”有“最胜”及“自在”义，佛为法门之主，以自在化众生，故称法王。如《无量寿经》：“佛为法王，尊超众圣，普为一切天人之师，随心所愿皆令得道。”《法华经》：“我为法王，于法自在，安隐众生，故现于世。”

　　历史上，藏传佛教对精通佛典、恪守戒律、德高望重的各大教派的领袖也往往称为“法王”。如格鲁派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的“法台”，以及甘丹赤巴等也被称为“法王”。如明清时期所称的萨迦法王等。

　　“法王”还是元、明两代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各大教派佛教领袖和高僧大德册封的僧职称谓，在藏传佛教诸多僧职称谓中有重要影响。如明朝皇帝曾册封有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大智法王等。

　　新中国成立后，藏传佛教界的一些教派和寺院，仍有沿用“法王”这一称谓的，但中央政府未再认定过藏传佛教“法王”。（文/尼玛扎西）

　　仿宋体并不是仿谁的字体

　　“仿宋体”并非完全仿照宋代某个书法家、名人的字体，而是仿照宋版书的雕版字体而来。为什么要仿宋，而不仿隋唐或明清？仿隋唐，那时没有大规模雕版印制的书籍，在字样选取上明显不足；仿明清，则不如直接仿宋。因为明清的雕版字体大都是仿宋，或间接源自宋版书字体而创制。

　　清末，曾任西泠印社社长的丁辅之、丁三在兄弟决定广征宋版书籍，亲自仿写，刻制活字。到1916年，这种经过两兄弟加工设计之后的楷体字，这种经过模仿欧体（欧阳询书体）的统一改型的字体，由于字体原形均出自宋版书籍，被命名为“仿宋体”。

　　倭瓜为何又叫南瓜

　　南瓜的优点非常明显，它产量大、易成活、营养丰富，荒年可以代粮，故又称“饭瓜”“米瓜”。《北墅抱瓮录》中说：“南瓜愈老愈佳，宜用子瞻煮黄州猪肉之法，少水缓火，蒸令极熟，味甘腻，且极香。”所谓“子瞻煮黄州猪肉之法”，就是苏东坡制作东坡肉的方法，可见人们已将南瓜视为珍物。

　　有趣的是，清代光绪之前甚少见“南瓜”之说，多以“番瓜”“翻瓜”“蕃瓜”“房瓜”“窝瓜”称之，一方面是说它来自海外，一方面是说它体量巨大，此外还有“金瓜”一说，因为它色泽金黄，且有药用价值。鸦片泛滥时，南瓜常被用作药物，以治疗烟瘾。

　　南瓜传入中国有多条路径，但以广东、福建、浙江为最早。国人初期误以为南瓜来自日本，故名之为“倭瓜”，因日本在中国之东，所以又称南瓜为“东瓜”，此外还有进一步误会为产自朝鲜半岛，名之曰“高丽瓜”，而日本人则以为南瓜来自中国，所以称它为“唐茄子”（当时日本人将中国产品概称为唐物）。

　　到了清代中后期，南方南瓜沿大运河向北移栽，特别是山东，成了北方南瓜种植重镇，人们开始意识到此瓜应自南来，“南瓜”之称开始流行。

　　为什么说“君子不器”

　　《论语·为政》中孔子说，“君子不器”。“器”的本意指器具或者器皿，指某种工具，各有其用。但一种器具往往只限于一定的功能而不能相通使用。“君子不器”即是说，君子不能像器具那样，只具有一种功能，只限于一定的用途。

　　《易·系辞下》中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君子，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他胸怀天下，修齐治平，具有道德色彩，是能担当大任之人。“君子不器”正是对君子的一个要求。即要君子不限于一技一艺，而去广泛地汲取知识，去博学洽闻。如《伍子胥变文》中形容伍子胥，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文经武律，以立其身”。用天文和地理这两个在古人眼里颇为深奥的学科，来形容学识的广博。那么如何“不器”？关键还是在学习。正如《论语·雍也》篇中说的，君子要“博学于文”，即要广泛地阅读、学习文献典籍。这是君子通材达识的必经之路。

　　钱穆认为，“通瞻全局，领导群伦，尤以不器之君子为贵”。器量大，所容之物才能多，不拘于一种器具，所用之途才会更广；学识多，所思所想才会深，不拘于一技一艺，发挥的作用才会更大。“君子不器”，就是希望君子博览群书并学以致用，才能广博，见识高远。唐代裴行俭说，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君子要先有所学，有所气量，再去谈文学和艺术。与此也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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