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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蒋时代台湾唱《义勇军进行曲》者杀头

　　陈其禄《〈义勇军进行曲〉在台湾》

　　1935年，《义勇军进行曲》跨越海峡，成为台湾抗日团体的战斗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在抗战时期也成为某些国民党军队的军歌，如远征军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的作战秘书张家福少校就曾回忆，他们的军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但1947年，《义勇军进行曲》却被国民政府正式查禁，违者轻则严刑拷打，重则“人间蒸发”。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许多有左翼背景的抗战歌曲遭“警总”（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特务机关）查禁。《义勇军进行曲》自然也不能幸免。前民进党主席谢长廷就曾回忆称，若在两蒋时期唱这首歌，“随时要杀头的”。至于那些偶然出现在旧文艺作品中的《义勇军进行曲》，也被悉数消除处理。

　　除了《义勇军进行曲》，台湾那时的禁歌近千首，《黄河大合唱》《东北三部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自不必说，连一首《保卫大台湾》的国民党抗战歌曲也因谐音似“包围打台湾”而遭禁，另外包括当时电台常播的《何日君再来》《苏州河边》《天涯歌女》等上海歌星的歌，都因“作者滞留匪区”而遭禁。

　　后来《义勇军进行曲》被解禁是因为女作家三毛。1985年，三毛在一场有几千人参与的演讲会上唱起了它。如此“大逆不道”，三毛最终却安然无恙，这与蒋经国的怀柔政策不无关系。不过，1990年12月，三毛编剧的电影《滚滚红尘》夺取8项金马大奖，却唯独没有最佳编剧奖，理由是当局认为该片“刻意歌颂中共”，被文化界视为时隔5年的秋后算账。

　　美国为越战买了多少单？

　　张嵚《美国为越战买了多少单？》

　　越南战争对美国造成了很大影响。首先是钱：从1965年开始，美国为这场战争每天就要花掉7700万美元，平均每年消耗石油4500万吨，相当于中国现在年产量的近1/4；当时仅每年用于军事装备的保养费用，平均是200亿美元一年，而当时中国每年援助越南的总金额砸锅卖铁才是200亿人民币；整个越战期间被击毁的战机（主要是被中国高炮部队击毁的）总价值105亿美元，投放的炸弹总计720万吨，是整个二战各国投放炸弹总量的3倍。

　　这大把钱花出去，一开始对美国经济的刺激相当有效：军事订货投资，提供大量经济岗位，让美国经济有了号称“狂飙时代”的8年增长。但美国老百姓特别是中产阶层负担也极度加重，美国的个税比例一度提高了10%。

　　如此还不够为战争买单，于是公债大量增加，政府赤字飙升。物价好像长了翅膀：8年增长期，美国平均工资增速是9.4%，零售业物价增速却是12.2%。

　　于是美国社会动乱不断，反战运动此起彼伏。仅1971年的一次反战集会，美国政府就逮捕了7000多人，还有不少学生在反战运动中丧命。

　　越战直接催化的社会问题还有犯罪率飙升。每天新闻里充斥着暴力镜头和血腥战斗，整个美国社会都浸淫在浮躁暴怒里。另外一个被彻底激化的矛盾就是种族矛盾。大量征发黑人当兵，让美国黑人的反抗日益增多，反种族歧视和反战互相交织，更加重了美国社会的动荡。

　　宋代为何体育事业空前繁荣？

　　蔡栋《偃武修文的宋代为何体育事业空前繁荣？》

　　在中国漫长的体育发展历程中，宋代是个奇特的存在，一方面，它偃武修文，对体育事业似乎抱有某种敌意；另一方面，体育事业却空前繁荣，不但种类繁多，像打马球、蹴鞠、“龙舟争标”等，且呈现出一种全民性的势态，并发展出职业化和商业化的倾向，各种体育社团蓬勃兴起。一个“兴文教、抑武事”的朝代，为何体育事业能够如此繁荣呢？

　　其实，在儒家的理解中，文教与体育之间并非截然对立，某种程度上，前者可以包容后者，并赋予后者以某种教化的意义。如投壶（将箭矢的端首掷入壶内），就被认为其中蕴含着君子的修齐治平之道：“夫投壶者，不使之过，亦不使之不及，所以为中也；不使之偏颇流散，所以为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但是对抗性过于激烈的运动项目如相扑之类，并不被儒家主流所接纳。但这并不妨碍这类项目在民间社会繁荣发展。

　　而宋代偃武修文、守内虚外的政策，使两宋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处于边境无大战事、民间休养生息的安宁状态，这就为民间社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而繁荣的民间社会，又成了体育事业发展的肥沃土壤。反过来说，如果是战事不断的时代，纵有武人、豪杰辈出，老百姓面对他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避祸”，而不是“围观”。可见文教与体育之间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

　　清朝灭亡后，皇室还藏有多少财富？

　　谌旭彬《清朝灭亡后，皇室还藏有多少钱？》

　　1912年，经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及清皇室磋商，达成一份《清室优待条件》。其中第7条规定，皇帝辞位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据当时清室理解，包括宫内所有的物品，主要有皇宫内藏物品（文物、银两、日用品）、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盛京行宫（今沈阳故宫）内藏物品，颐和园及数量庞大的皇家庄田。

　　宫内藏品中，最具价值的乃是数量浩繁的文物。而清室为了筹措日常运转经费，常常变卖所藏文物，而且多流入外人之手，如1922年，溥仪曾拟将《四库全书》卖给日本，以筹措结婚经费。文化界对此虽愤慨万分，但碍于民国政府承认这些文物乃皇室私产，除舆论上谴责外，也只能徒唤奈何。

　　1917年张勋复辟，很多人认为，既然清室参与复辟违约在先，则《清室优待条件》也当废除。溥仪心存恐慌，开始筹划偷运宫中文物，以备不测。溥仪此番总共偷运出历代书画手卷1000多件，册页、挂轴200多种，宋元版珍贵图书200余本。

　　1924年溥仪被逐离皇宫时，宫内尚存的绝大部分关乎历史与文化的文物，被保留了下来。交由溥仪带走的主要是珠宝、银两、日用品等私产。其中银两一项共计11万余两。1925年2月，溥仪逃往天津，定居于日租界。此时其所能依赖的财物，主要是之前以“赏溥杰”的形式秘密偷运出来的故宫珍宝。其中据说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曹娥碑》《二谢帖》；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

　　天津期间，溥仪继续靠变卖文物维持日常开支。直到伪满洲国覆灭，溥仪沦为俘虏失去所有珍宝，皇室资产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