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通鉴》中的一个小故事看司马公写史之高妙

　　2012 年5 月， 俞吾金先生在中山图书馆开讲“思想的维度”。讲座中， 俞先生认为当前人们的精神生活， 像是在历史的泡沫中游泳。他认为： 一个人只有更好地认识当下现实， 才能更好地认清历史。这让我想起了金克木先生《倒读历史》一文的题目。二者颇能相互印证， 譬若一人， 只有拭清距肉眼最近的眼镜， 方能更准确地看清远方的种种事物。这种成熟的、正确认知历史的心态， 提示着我们必须要跳出当前种种商业文化对历史情怀的图解消费（如削足适履的迎合大众口味的历史宫廷剧、所谓历史言情小说等）。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免于在历史的泡沫文化中稀释自我。在内心深处， 我们当认定人学即为史学的最终归依， 只有这样静心解读史籍， 我们才能准确地理解前辈史家对历史写作的价值取向。近日， 我细读了司马光《通鉴》中崔浩高允的故事， 就得到了这种领会。

　　崔浩是北魏高门大族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侍魏主三世， 军国大计多数参与， 灭赫连昌， 逼柔然北徙千里， 南抗刘裕北侵。太武帝拓跋焘自认“虽有征伐之志而不能自决， 前后有功， 皆此人所教也。”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一） 但这位北魏股肱大臣最后却死得很惨，诛死灭族。灾祸是由他修国史一事而连环引发的。

　　修国史前， 崔浩自恃才能谋略很高， 为魏主宠爱信任， 独揽大权。他曾经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的几十名士人直接做郡守。太子拓跋晃认为应先补充早先征聘的、辛勤劳苦却一直没有得到朝廷报答的人作郡县守令， 新征聘的人可代替他们做郎吏。拓跋晃认为，太守、县令管理百姓， 应当由经历过世面且有经验的人来担当。但崔浩坚持力争， 派这些士人就任。高允得知此事后， 对东宫博士管恬说： “崔浩恐怕免不了一场灾祸。为了顺遂自己未必正确的私心而同朝廷有权势的人对抗争胜， 他将用什么来保全自己呢？” 崔浩的命运， 果然沿着这个危险的轨迹向前运行着。

　　魏主以崔浩监秘书事“与高允等共撰《国记》， 曰： 务从实录。” 另有闵湛郗标二人， “性巧佞， 为浩所宠信”。闵湛郗标二人， 奉承崔浩 “刊所撰国史于石， 以彰直笔”。高允得知此事后， 对著作郎宗钦说， “湛、标所营， 分寸之间， 恐为崔门万世之祸， 吾徒亦无噍类矣！”

　　高允清醒地预见了崔浩即将到来的灾祸。崔浩英明一世， 不想被两个小人蒙蔽， 为搏一个秉笔直书的美名， 他竟然真的将石刻的国史列于大路两旁。这一下， 见者议论纷纷。结果不出高允所料， “北人无不忿恚， 相与谮浩于帝， 以为暴扬国恶。帝大怒， 使有司按浩及秘书郎吏等罪状。”

　　究竟， 国史暴露了什么样的 “国恶”， 以致“帝大怒” 呢？ 《通鉴》对此只字未提。我详读了柏杨对此段历史的精细考证后， 终于弄清楚： 原来崔浩竟真的相信拓跋焘 “务从实录” 的保证， 将北魏开国帝拓跋珪（即拓跋焘祖父） 在与前秦交战过程中种种卖父求荣行径一一写下， 先祖往事一经刻碑宣世，自然数恶并发， 无怪乎魏主会勃然大怒。

　　国史事件爆发后， 《通鉴》并没有马上写案件的进展， 而是插写了一个关于高允的小故事， 这为后文国史案埋下了一个伏笔。《通鉴》中是这样记载这个小故事：

　　初， 辽东公翟黑子有宠于帝，奉使并州， 受布千匹。事觉， 黑子谋于高允曰： “主上问我， 当以实告， 为当讳之？” 允曰： “公帷幄宠臣， 有罪首实， 庶或见原， 不可重为欺罔也。” 中书侍郎崔览、公孙质曰： “若首实， 罪不可测， 不如讳之。” 黑子怨允曰： “君奈何诱人就死地！” 入见帝， 不以实对， 帝怒， 杀之。帝使允授太子经。（《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

　　这个故事中， 高允勇于承担罪责、忠直无隐的个性跃然纸上。他教翟黑子向主上坦陈己过， 不可在受贿后又欺瞒国主， 错上加错。但翟黑子没有听进高的劝告， 不免身死。忠直的高允被魏主欣赏， 成为太子之师。这个故事有着深刻的预见性。

　　国史案发后， 太子为高允向魏主求情， 并私嘱他将所有的罪行都推到崔浩身上， 以求自保。魏主盛怒之下， 质问高允《国书》是否为崔浩一人所写。当此危急情势之际， 高允并不只为自己开脱， 他据实答复： 《太祖记》由前著作郎邓渊撰写， 《先帝记》和《今记》是我和崔浩两人共同撰写的。但是崔浩兼事很多， 他只是总揽了一下《国书》的大纲， 并未亲自撰写多少， 撰写工作， 我做的比崔浩多得多。这样的回答， 当然使拓跋焘认为高允的罪行比崔浩还要严重， 高也当处死。太子替高允开脱， 魏主再次质问高允， 高仍坦陈自己的罪过是应该灭族的， 太子虽体怜自己的遭遇， 欲救一条生路， 但自己仍不敢胡言乱语欺骗主上。魏主对太子感叹： 这就是正直啊！ 这在人情上很难做到， 而高允却能做到！ 马上就要死了却也不改变他说的话，这就是诚实。作为臣子， 不欺骗皇帝， 这就是忠贞。应该特别免除他的罪， 作为榜样而褒扬他的品质。高允得赦。

　　最后， 魏主又召崔浩前来， 亲自审问他。崔浩恐慌迷惑回答不上来。虽有高允再三为他申述辩解，但魏主仍下诏： 诛斩清河崔氏老幼及同一宗族、有姻亲关系的全族都被诛灭。崔浩被放在一个四周都是栏杆的囚车里， 由士卒押送到平城南郊处死。曾经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崔浩， 竟落得如此屈辱惨烈的下场。

　　国史案尘埃落定后， 太子询问高允为何不明哲自保。高允作了如下回答：

　　史官， 是要记载人主的善恶，作为对后人的鼓励劝诫， 因此， 人主心生畏忌， 对自己的行为举止都十分小心谨慎。崔浩辜负了圣上的大恩， 用他自己的私欲盖过了他的廉洁， 用他个人的爱憎好恶遮住了他的公正秉直， 这是崔浩的责任和错误。至于书写皇上的起居生活，谈论国家行政的得失， 这是史官的重要任务， 不能说这有多大罪过。我和崔浩事实上是一同从事这项工作， 生死荣辱， 在道义不应该不一样。我接受殿下您使我再生的大恩， 如果违背自己的良心得以幸免， 这不是我所愿意做的。

　　十分精辟！ 高允的答话一如其名， 高明公允。数语之间， 饱含至理， 恐怕崔浩至死都未能透悟其中的奥妙。无怪乎， 受此案牵连的宗钦在临刑前叹服“高允其殆圣乎！” 高允对整个事件的论断洞如观火，让人叹服不已。他后来对人表明自己的心迹： 我之所以不按照太子的引导去做， 就是为了怕辜负翟黑子。这个回答就照应了前面高允对翟黑子的答复。司马公写史， 回环照应， 笔法周详深透！ 此外， 这段话也让我知道为何《通鉴》写至五代末就停笔了。陈桥兵变， 赵宋建立， 司马光对这段历史也不太好下笔， 干脆就“到此为止” 了。

　　中华文化， 浩无涯际。史学宝库中， 司马光之伟著《资治通鉴》可为泰山北斗。司马光著《通鉴》主要目的是“鉴于往事， 有资于治道”。著名学者胡三省曾说过： 我们后人读《通鉴》， “如鼠饮江， 浅尝则饱”， 可见《通鉴》内容之丰富。《通鉴》中， 数千户人家造反，被镇压后坑杀斩首。司马光只是一笔带过。但《通鉴》用浓厚的笔墨讲述崔浩之死。写崔浩时， 对面始终并列写着一个高允。这种写法，这很像知名散文家余光中诗文双修的主张， “双目合， 视乃得”。阅读这一过程， 极能看出司马光排写历史的高妙之处。崔从建立轰轰烈烈的功业到身死名灭的转变， 似乎也只是转瞬之间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 插写作为对照的高允种种言行， 司马光借此作出了历史人物命运沉浮的预言和解释。揭开历史的帷幕， 探寻背后的主宰因素， 司马光终究是将眼光聚焦在对人性人心的体察上。“认识你自己”， 这或者是我们超越追求“治道” 的深层含义。

　　史学大家许倬云先生曾说， 研究历史到最后， 就会发现： 只有人类和个人是真实的。研究历史的人到最后也会觉得： 有悲悯无烦恼，有愉悦无欲望。史学说到底人学，读史即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我们自身。往事千年， 崔高之事， 今日或许不会再发生了。但如崔高人性中的种种弱点优点， 在今日， 一定还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看《通鉴》， 我们既感触到了人生的渺小， 也可自其中掬几滴智慧的水珠。

　　（作者单位： 广州市杨箕小学）

　　责任编辑李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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