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瓦大街”:19 世纪俄国的都市风景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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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字:街道,身体,现代性 smarty:/if?>
- 发布时间:2025-06-14 15:44
汤笑然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 100089)
摘 要:在俄国19 世纪作家果戈理的小说集《彼得堡故事》中,“涅瓦大街”是一处不可忽视的都市风景,不仅是整部小说事件发生的背景,参与进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也成了19 世纪俄国大都市现代性书写的一个表征。在这条街道上,梦境与现实叠加构建出多重空间,身体的变形与街道的变形互相作用,融合出果戈理独特的怪诞诡奇的风格。本文以“风景”这个关键词为中心,研究街道与身体的互相作用,互相生成,并且表现主体被压抑的内心和变异的过程,以及俄国19 世纪欠发达的现代性体验。
关键词:风景;街道;身体;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5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832-0317(2024)04-0042-5
DOI:10.12424/HA.2024.079 本文链接:https://www.oc-press.com/HA-202404-042.html
一、风景从乡村到城市的变迁
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风景”(landscape)这个概念的内涵也在发生着变化。“风景”这个词语产生之出,代表的是一个地理概念,是行政区域的指称,或者说,人们的目光仅仅只是注视着自己的领地。从“土地”到“风景”的演变过程中,人的审美感知参与其中,“‘风景’就成了观察者从‘土地’中选择出一部分,是他们按照构造‘美好景象’的惯有概念进行一定的编辑和修改,从而形成的产物。”(安德鲁斯,2014,11)同时,随着地质图到风景画的演变,人相对于风景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在文艺复兴之前,欧洲人心目中的地球核心是耶路撒冷,旅行活动具有宗教色彩,通常带有传教的目的。文艺复兴之后,人们开始通过旅行探索新的世界。新的绘画技法——透视被发明出来,人开始从人的眼睛而非神的眼睛来观看世界,人的目光成为观看的主体。自然,成为人的心灵风景,成为人的心灵对外在世界的投射。从人的审美感知角度来讲,乡村领地的自然风景是一种崇高的审美体验,自然风景画是一种宗教道德叙事,其中包含了对旧日黄金时代的追忆,“乡村,对于启蒙运动以及接下来的时代来说,代表了城市化和工业化之前的那个世界,巩固了现代人类所偏离的那种自然秩序的神话。”(187)
十八至十九世纪的欧洲,科技和工业发达起来,人的视角和中心从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城市成了新的风景内容。与乡村风景的优美崇高不同的是,城市风景则是一朵“恶之花”。波德莱尔首先发现了城市风景的肮脏、混乱、丑恶和怪诞。人对风景的观看体验,于是经历了一个从审美到审丑的演变。而主体观看的位置亦从风景之外走向了风景之中。这也同风景本身边界的消散和流溢密切相关,这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风景是被框住的一片区域,没有这个框架,就不能被称为“风景”。而人作为观看的主体和目光的发出者,从处在外部欣赏一幅带边框的风景画,到人的身体同样处在风景之中。在观看风景的同时,主体也作为一种崭新的风景被观看。身体的风景与外在的风景互相渗透,互相流动,最终融合成为一个巨大的、多层次的风景的空间。果戈理的写作非常贴合这一变迁过程:“果戈理的小说创作经历了从乌克兰‘乡村夜话’到俄罗斯‘都市神话’的重要转变。”(孔朝晖,2015)1830—1835 年之间,果戈理的短篇小说创作均以乌克兰为背景,他在1835 年至1842 年间创作的短篇小说都以彼得堡为背景。
二、作为风景的街道
果戈理小说集《彼得堡故事》中包含了五篇短篇小说,均以彼得堡这座城市为故事发生地。彼得堡——“一个没有地基的城市”——是俄国建设现代化国家理念的体现,涅瓦大街这条笔直的街道就是理性的延伸,汇集了当时最先进的工业技术、丰富的商品、各个阶层的人物。不受时间管制的规则,这里二十四小时都有人活动,而每个时间段都有不同的特色。而在涅瓦大街,果戈理第一次捕捉到了现代性的碎片。他所焦虑的问题是,涅瓦大街呈现出来一种强烈的断裂感。彼得堡是一个理念化的城市,表面上这里展现出一种繁华迷梦般的风景,拥有丰富的感官体验。各个时间段都有不同的人在这里漫无目的地游荡,各个阶层的人都能够在这里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和自己的位置,讨生活,购物,获得愉悦等等;而更深层次的是,当人们经过这条街道时,一不小心就会被涅瓦大街所呈现出来的一种似真似幻的现实所引诱——或是美人,或是权力,或是繁华,当靠近和深入之后,这些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形和扭曲,进而丢失对现实的真实把握,甚至丢失生命。因此只能在涅瓦大街上享受梦幻般的生活,一旦离开,美好幻想就立刻破灭,从一种新奇性和崇高性跌落到现实生活的庸常性(Пошлость)当中,“这里展现的是一部艺术家的媚俗堕落史”(夏忠宪,2009)。这种现代性想象是短暂、易逝、不确定和没有结果的。
城市中的街道,一个多层次的风景空间,“还承受了城市的噪声和形象,承受了商品和消费,承受了历史和未来,承受了匆忙的商人、漫步的诗人、无聊的闲逛者以及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最后,它承受的是时代的气质和生活的风格。”(汪民安,2015,139)“只要一走进涅瓦大街,你就感觉到完全被一种游荡的气氛包围住。”(果戈理,2005,1)在《彼得堡故事》的开篇《涅瓦大街》中,果戈理从第一句就开始营造氛围,将彼得堡描画成一个迷梦一般的地方,“在那儿,一切都潮湿、平坦、单调、苍白、灰色、雾气沉沉”(10),它的阴森忧郁,无处不在的灰蒙蒙的感觉,“暗无天日”,白茫茫一片,等等,都极力模糊了梦境和现实的界限,为故事构建多重空间提供了背景,同时也为在此参与生活的人物提供了背景。这个背景是扭曲了的现实,“自然画面或为浪漫主义想象的变体,或为无数细节的奇特堆积,结果形成一片互不关联的混乱。”(米尔斯基,2013,206)果戈理使用怪诞的手法描述出一个意外的真实,现实空间在这里失去了规律和秩序,从而拥有了曲面:“果戈理的世界与‘可折叠的宇宙’或者‘爆炸的宇宙’这样的现代物理学概念有一些相关;他的世界已经远离了20 世纪旋转自如的有规律的世界。文学风格上也有一个曲面,就像空间有一个曲面一样。”(纳博科夫,2013,150)
梦想生活与现实生活在这种游荡的气氛中并置,果戈理将涅瓦大街一幕幕铺展成一个多重空间,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他描写了一天之内不同时间段涅瓦大街上的风景,“在仅有的几页文字里,果戈理不带任何明显的努力(甚至意识),创造出一种现代文学的主要主题:城市街道的浪漫故事,其中街道自身就是主角。”(伯曼,2013,257)人群在其中迷失,脱离了原本的秩序和稳态,人进入了一个“游荡”的状态中,分不清什么是真实可触的生活,什么是虚无缥缈的幻影,自我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相互转化,充满流动性。
《肖像》中的主人公恰尔特柯夫原本穷困潦倒,在意外获得一笔财富之后,立即“毫无必要地乘马车绕城兜了两圈”(果戈理,2005,89),在购置了房产和其他奢侈的物品之后,又毫无必要地乘马车绕城兜了两圈。兜风,就是观看作为审美对象的城市风景。当夜幕降临之时,“游荡”的气氛越发浓烈,人们迫切地来到这条大街上,融入流光溢彩的夜色中,“在果戈理的其他关涉彼得堡的故事中,涅瓦大街继续作为强烈的、不真实的生活媒介物存在。”(伯曼,2013,268)
三、作为风景的身体
身体和街道之间互相指称,互为象征,构成一个不断生成、互动变化的自我组织系统。“街道成了游荡者的居所。”(本雅明,2012,60)如果说在波德莱尔的巴黎,街道上的三种形象是文人、乞丐和妓女的话,那么在果戈理笔下的圣彼得堡,涅瓦大街上的形象则是妓女、艺术家和下等文官。妓女在涅瓦大街的霓虹与暗夜中等待客人,艺术家则在涅瓦大街的白昼与黑夜的交替中捕捉灵感,下等文官们更是将涅瓦大街当作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场所。与另外两种形象相比,下等文官算不上街道的栖居者,只能算是街道的过客。街道两端(办公室和居所)对他的挤压,让他不得不以瑟缩的姿势和匆匆的步伐通过熙熙攘攘的人群。
《鼻子》的主人公下等文官柯瓦辽夫每天都要在这条大街上散步,寻求自己的前程。他丢失了自己的鼻子,鼻子成为比自己官位更高的官员,穿着体面地在大街上游荡,四处拜访,甚至办理了护照准备出国旅游。柯瓦辽夫在一路寻找自己的鼻子,在唯一一次跟自己的鼻子交谈的机会中,柯瓦辽夫因为自己的官位比自己鼻子的官位更低而唯唯诺诺。他的身体一分为二,在涅瓦大街上互相追逐。在这里,身体的一部分——鼻子有了自我意识,要从身体中逃逸而出,甚至要取代身体本身。
《外套》的主人公阿卡基是一个小抄写员,整日誊写公文,不与人交谈,走在涅瓦大街上,也不会去注视周围的商店招牌,口中念念有词,手在空中挥舞,就像是走在字行之间。“圣彼得堡的什么东西强烈地吸引了他?数不清的商店招牌。还有什么?路人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走在路上‘喃喃自语,打着手势’。喜欢追究这种事情的人会有趣地发现,在他(果戈理)后期的作品里商店招牌的主线用得非常多,喃喃自语的路人叠加在一起,变成了《外套》里的阿卡基。”(纳博科夫,2013,11)阿卡基与作为景观的商店招牌融为了一体,仿佛招牌上的字词也被阿卡基的手腾挪了一番,他的游荡是一种纯粹的身体的游荡,身体和城市大街如此深刻地互相交融渗透,彼此需要,互相生成,每时每刻都在指向未来的瞬间。外套成了阿卡基的梦想,成了他身体的能指,乃至成了他的身体,“阿卡基所享受的外套制作和穿戴的整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他脱衣和一步一步回到他自己鬼魂的赤身裸体的过程。”(151)因此外套的丢失直接造成了他的死亡。而当他变成真正的鬼魂时,外套仍旧罩在他的魂魄之上。
《肖像》中的艺术家恰尔特柯夫穷困潦倒,整日在涅瓦大街上寻找灵感,一个充满理想的单纯的年轻人,希望有朝一日成为伟大的艺术家。涅瓦大街上炫目的店铺招牌,各式打扮的人群,光影和时间的变化,每一幕都是创作的素材。他徜徉在大街上,四处都能吸引他的目光。他是涅瓦大街上的一个游荡者,一个观看者,一个创作者。涅瓦大街是他创作的源泉,背景,和画布上的内容。恰尔特柯夫用最后的二十戈比买了一幅没用的肖像之后悔恨交加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之时,“半边天上染着晚霞的红光;朝西的房屋还被温暖的光照亮着;可同时,寒冷的青白色的月光渐渐地强烈起来。”(果戈理,2005,74),冷暖交加的色调,柔和而冷酷,身体和街道在一片暮色茫茫中逐渐融为了一体,如同一幅全景画。
“外套”,“鼻子”,“肖像”,这些都变成了身体的象征。主体性被压抑变形乃至丧失,器官代替了身体,外套成为身体本身(失去外套如同失去身体的屏障,甚至于失去安置主体性的容器)。身体成了风景,更与涅瓦大街的风景融为一体,被裹挟进时间和空间的无序变换的洪流之中,时隐时现。
四、梦境作为内在风景的变形
如果说,街道是客观的、没有生命的风景,那么身体就是有机的、有生产力的风景,梦境作为风景,是身体在街道作用下的主体性的生产。梦境作为一种被技术和理性压抑的非理性的表现,是内在风景的变形,对人与街道的空间关系具有扩充作用。梦境也是身体与街道的联结,是扭曲的身体和扭曲的空间相互作用和相互生产而涌现的风景,这个风景的层次越来越多,空间越来越复杂,身体与街道的相互作用越来越强烈,最终导致了身体的爆炸性消亡,只留下了片片灵羽,披着依旧作为身体之象征的外套,消逝在大街尽头的暗夜之中。
梦境的使用不仅仅营造了某种梦幻和游荡的氛围,而且,梦境直接进入了结构本身,成为情节结构的一个重要的层次,扩展了文本内部的空间范围,并且增加了荒诞感,更为深入身体的内部,向我们展示主体被压抑和变异的内心风景。
《肖像》中的梦境既是时间上的推进,也是空间上的叠加。每一次当年轻的艺术家恰尔特柯夫以为自己从梦中挣扎而惊醒的时候,事实上是陷入了更深的梦境。当他被肖像的眼睛捕获并“催眠”的时候,他就堕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一步步走近这双黑暗的眼睛后面矗立和等待着的魔鬼与地狱。
这重重幻梦的出现令恰尔特柯夫迷失了,不断地陷入梦境,不断地惊醒,仿佛进入了一个多层的空间,一个似真似幻的世界,具有超现实意味的神秘与荒诞,使得他周围的空间发生了可怖的扭曲。他感觉到了,也拼命挣扎了,“他觉得梦里有一段可怕的现实”(果戈理,2005,83),可是他终于还是随着扭曲的空间一并扭曲了。在意外获得了一笔巨款之后,他立刻就租下了涅瓦大街上一所华美的住宅,并且好几次“毫无必要地乘马车绕城兜了两圈”。他终于跌进了这场巨大的幻梦之中,很快因膨胀而漂浮,并扬扬得意地自我欣赏起来。
此处的怪诞在于,一个默默无闻的艺术家突然像被选中了似的,他的生活出现了一个裂口,裂口后面是一个通道——却不是一个笔直的通道,而是层层叠叠的空间,他要经过一个又一个可怕而痛苦的梦境的罅隙才能到达那条梦幻的大街。他是被动跌入其中。因此我们不必怪罪和谴责这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受到了金钱的诱惑,事情远不止这么简单。他是无力反抗的。看起来他似乎可以选择,然而却并不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被选中,他的遭遇是千千万万个我们的遭遇。他的遭遇就是人群的普遍遭遇。这一点,在小说的第二部分被明明白白地道出。每一个获得这幅肖像的人,都似乎被魔鬼下了诅咒似的结局悲惨。这是一个沉痛而深刻的隐喻。每一个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跌进这个横竖都是失衡了的空间、被扭曲的空间,并被它扭曲,甚至融解,最终失去自我,变成“灰蒙蒙的,一切都消失了鲜明的轮廓”(116)。
在《狂人日记》中,我们可以读到对这种“融解”的精准描写:与人无法沟通的“狂人”,却与一只涅瓦大街上的狗一见如故。“我记起了我在涅瓦大街上听到的那两条狗的谈话。”(187)彼得堡是怎样一个城市啊!涅瓦大街是怎样一条大街啊!狗会说话,人都发狂,梦幻比真实还要真实。一不留神,就丢失了对这座城市两重世界的把握,进而丢失了生命本身。
《涅瓦大街》中有个军官,试图诱惑德国工匠的妻子,而后受到他的殴打,气愤地要惩治不识抬举的工匠,让他知道自己的厉害,然而这个军官吃了两块酥饼,在惬意的晚上去涅瓦大街溜达了一下就忘掉了这件事。一个紧绷的高潮突然跌落了,若是要说这个结局古怪,那也要因为环境本身是理性而道德的。可是,在这篇小说的开头,作者就花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涅瓦大街的非凡,当这个军官的古怪举动出现在非同寻常的涅瓦大街上时,这古怪就被涅瓦大街更为巨大的古怪所吞噬,而显得再平常不过了。军官被街道影响了,或者说,被街道重新生产了,而后以全新的面目继续游荡在大街上。
涅瓦大街呈现出一种梦幻的感觉,每一个经过的人都会被融解成不成形的碎片,这些碎片又时时刻刻在流光中生成一个真实的人。在《涅瓦大街》的最后,果戈理劝诫读者,“千万可别去相信这条涅瓦大街啊!当我走过这条街的时候,我总把斗篷裹得更紧些,尽量不去看见迎面遇到的东西。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幻影,一切和表面看到的样子不同!”(40)街道与身体互相作用,互相生成。果戈理揭穿了浓重夜色、闪烁灯火、车水马龙、人流涌动的不真实的面貌,“透过一个梦的迷雾看到了圣地”,而他笔下的人物,只能“看到一刹那浮现在他们眼前的幻影。”(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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