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艺术的综合修养与时代承载

　　杨焕亭

　　（咸阳市文联　咸阳　712000）

　　摘　要：中国书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之一，它虽然在长期的发展变迁中，逐渐成为一门包括笔法、字法、章法等技法理论以及创作论、书法发展史在内的独有艺术门类和完整的艺术体系，然而，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对时代精神的承载，对时代使命的担当、对时代责任的认知是书法艺术实践必须回答和践行的问题在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中，艺品与人品从来都是统一的。特别是在信息时代，手写为打字所取代，书法就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读书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书法；综合修养；时代性；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832-0317（2024）04-0102-5

　　DOI：10.12424/HA.2024.089　　本文链接：https://www.oc-press.com/HA-202404-102.html

　　一、本文链接

　　众所周知，中国书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之一，是汉字形式美的艺术呈现，它虽然在长期的发展变迁中，逐渐成为一门包括笔法、字法、章法等技法理论以及创作论、鉴赏论、书法发展史在内的独有艺术门类和完整的艺术体系，然而，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实际上，一幅可以被称为“神品”“逸品”或者“妙品”的书法作品，乃是各种文化要素的有机凝结。然而，长期以来，不少人误认为书法就是笔墨意蕴、章法布局、字体结构。这当然是对的，这些都是最基础的问题，不掌握这些，就不可能进入书法领域。但是，书法艺术绝不仅仅是这些。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其中前三者都是字外功夫。陆游在《示儿》一首诗中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应当说，他们都讲出了一个普遍的艺术规律，这就是包括书法艺术在内的所有艺术，实际上涉及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许多理论问题，涉及本门艺术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本文试图就书法与时代、作品与人品、书品与读书谈谈个人的一些浅见，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二、书法与时代

　　“时代性”是关乎当代艺术发展理路的核心要素。也就是说，对时代精神的承载，对时代使命的担当、对时代责任的认知，是任何一门时代艺术都必须回答的命题，当然也是书法艺术实践必须回答和践行的问题。它通过多变的线条语言，多彩的笔墨情趣，来表现一个时代的精神。

　　什么是时代精神呢？时代精神是一个时代特有的普遍精神实质。从本质属性上说，它是超脱个人的共同集体意识；从实践性说，它是一个时代生命主体在文明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和优良品格；从时代性上说，它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特定时代的价值取向。早在南北朝时期，著名文论家刘勰就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这里虽然谈的是文学与时代，实际上涵盖了矛盾的普遍性，正如唐代书论家孙过庭所说：“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十分强调继承传统不能脱离时代，然而，书随时代绝不意味着盲从于流弊，从美学层面说，是一种回应时代主流的艺术自觉行为。有专家曾经研究过“唐楷”兴起的原因，那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了一个鼎盛时期，以规矩为方圆的秩序化进入相对稳定和成熟阶段，因此，书法艺术追求“结构严谨，法度完备”不但成为一种美学追求，更是意识形态的要求。而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崛起，使得书法的多元化、多样性，流派纷然成为一种必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书法作品是一个时代的钤印。笔墨中流淌的是特定时代的价值取向、审美风尚和国民心理。辉映千载的王羲之的《兰亭序》，无论是就内容还是就其书体风格而言，它都是当时时代氤氲的产物。这不仅表现在参加曲水流觞、饮酒赋诗的王羲之、谢安、谢万、孙绰、王凝之、王徽之、王献之等，都是当时的风流名士，仕宦门阀，更因为他们自身的沉浮和悲欢就是东晋社会动荡的缩影，会稽之兰亭不过成为宣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平台而已。因此，在我看来，后人临写《兰亭序》，首先应该掌握的是文中“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人生感怀。那种瞻万物而感人生之短暂，或畅抒胸臆，或感悟伤时，或放浪形骸，虽各有所好，静躁不同，然而，有谁能够逃脱老之将至的落幕呢？一转眼都成过去……它这里所反映的正是魏晋时期作为“士者”的人们面对“动荡的时代”而呈现的活跃思想、自由之风以及对世俗和名教的抗拒。《兰亭序》之所以千古流觞，不但在于王羲之潇洒漂流的行书恰到好处地传递了当时的社会心理，更在于它的内涵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特殊年代的生命生态，描绘了当时经济衰退与文艺复兴相形见绌，阶级矛盾与思想领域的自由开放交织呈现，玄学兴起与儒道协调互补的社会世相。这种经济与文化逆向运作的悖论现象，马克思造就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关于艺术，它的一定的繁荣时期，绝不是同社会一般发展成正比例的，因而也绝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正比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第48 页）”

　　至于说《祭侄文稿》，其时代特征更加明显，《祭侄文稿》诞生在公元757 年，当时正处在玄宗执政后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开元盛世所焕发的“承平”之光伴随着唐帝国政权的腐败而热尽光穷。整个朝廷上下笼罩着一种沉溺于享乐的醉梦糜风，终于酿成了公元755 年的安史之乱。时年四十六岁的颜真卿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任平原太守的，当时他的堂兄颜杲卿孤守常山郡，因太原节度使拥兵不救，乃至城破，颜杲卿与子颜季明罹难，颜真卿闻讯后，遣侄子颜泉明搬尸，仅得杲卿的一只脚和颜季明头骨一件。睹物思人，怆然啼血，颜真卿悲愤交集，遂有《祭侄文稿》，它正是玄宗时代社会动乱的产物，而颜氏兄弟叔侄正是有唐以来“爱国、进取、开放、兼容”“盛唐精神”的担当者和拯救者。祭侄文稿中所言的“天不悔祸，谁为荼毒。”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写真，而其中“惟尔挺（突出）生，夙标幼德，宗庙瑚琏，阶庭兰玉（比喻优秀）”的描述，不仅是对侄子颜季明的礼赞，也是中华民族品德的写照。论家往往从章法、线条、墨色三方面高度评价《祭侄文稿》的艺术价值，这当然很经典。但是，必须看到，《祭侄文稿》是书家与时代对话的产物。它所承载的民族精神，就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魂。许多书法家往往觉得，与颜真卿早期的《多宝塔》《勤礼碑》相比，颜真卿后来的《告身帖》和《祭侄文稿》临写起来有很大的难度，这是因为《告身帖》蕴含着一种“高古”和“庙堂”之气，《祭侄文稿》情发于悲愤交加，笔起于心潮奔涌，用米芾的话来说，就是“忠义愤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馨露在于此书。”（米芾《书史》）因此，如果不能沉浸在他们对话那个时代的精神意志，不能体味书家当时的心灵震颤，不能把握艺术家贴近时代的脉搏，即便靠一点天赋，也只能学得皮毛而已。对于时代，艺术从来都不会是软弱的被动反映，它是一种推动时代发展的精神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在当代，书法艺术是先进文化的一种凝练的物化形态。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按照党的二十大确立的奋斗目标和党的二十届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任务，一步一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推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书法艺术更是大有可为。广大书法家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伟大的时代没，呼唤伟大的作品。在我看来，书法与时代的关系，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决定书法创作的题材选择。要求我们的书法创作必须以反映新时代为主体，始终把握“为谁服务”这个艺术创作的使命。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审美消费主义的风气，让我们的书法艺术真正回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轨道上来。二是它决定了书法创作的审美风尚。要求我们的创作必须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神，塑造中国形象，彰显中国情结，从生活出发，向传统学习，坚决抵制各种低俗、粗俗、媚俗的书风，剔除各种“丑书”，让书法艺术回归到“审美”的境域中来。三是它决定着作品的艺术取向。要求我们以创新的姿态进入诗词创作，不断赋予书法创作以新的生命。即所谓“法师兰亭得气韵，书随时代见精神”，以个性的线条语言，崭新的理论话语，为丰富和发展中国书法艺术增添恢宏的篇章。

　　三、人品与作品

　　关于书品与人品的关系，中外理论界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例如奥地利文艺评论家马利坦就认为，“与谨慎相区别的艺术与作品的好坏有关，而与人的好坏无关……只要手艺人造出一幅好的木制品或珠宝制品，那么，他是个邪恶的人或放荡的人这一事实就不重要。”（《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艺术家的创作就如同木匠生产家具一样，对于受众来说，需要的是这个产品，至于生产者是罪犯还是公民，二者没有必然联系。然而，在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中，艺品与人品从来都是统一的。北宋大文豪欧阳修在《笔说》一文中说：“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然后世不推此，但务于书，不知前日工书，随与纸墨泯弃者，不可胜数也。使颜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杨凝式以直言谏父，其节见于艰危。李健中清慎温雅，学其书者兼取其为人也。”欧阳修在这里点评的三个人物，都以人品与作品统一而彪炳书法史。颜鲁公自不必说，杨凝式生活于唐末五代时期，他的父亲杨涉在担任唐朝宰相期间，利用押送国宝之便，将八件传国宝物私予军阀朱温（后梁第一个皇帝），遭到杨凝式的劝谏，指出他不该趁国难之机屈颜军阀。李健中乃北宋书法家，宋史谓其“善书札，行草尤工，多构新体。草、隶、篆、籀、八分亦妙，人多摹习，争取以为楷法。”以书品、人品兼佳而受到时人称赞。欧阳修这里提出了两个十分重要的观点，第一是说，书写在前人那里，是人人都能的事情。这当然与书写作为唯一的通信工具有关，然而，唯有品格高尚的贤者才能传播必远；第二个观点是认为，人品高于书品，所以，“非自古贤哲必能书也，为贤者能存尔。”应当说，欧阳修说透了书品和人品的关系。

　　书品与人品的关系，是世界观与艺术观的关系。世界观就是人们对客观世界及其发展规律的总体看法。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中国古代哲学讲究“天人合一”，孔子说：“四时行焉，百物兴焉，天何言哉？”朱熹认为，自然是大宇宙，人体是小宇宙。所以，人应该顺应自然规律。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自然规律被表述为阴与阳以及五行的相生相克，以之指导书法理论，就形成“意与象”“简与繁”“破与立”“险与平”“张与弛”等一系列的对立统一范畴。只有从这样的哲学高度，才能掌握所谓“笔墨精神”。换言之，“笔墨精神”说到底就是哲学认知，是人与世界的对话。同时，书法也反映着一个人的伦理道德水平。一个人人品差，字写得再好，都不会赢得受。众的青睐。其远者，有北宋宰相蔡京，其书法艺术，宗于“二王”，博采众家之长，书风被目为“字势豪健，痛快沉着”，然而，其品格低下，“贪贿自用”，为后学所不齿。毛泽东生前说过：“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一个人人品坏了，作品的价值自然一落千丈。

　　品味不等于“品位”。前者是说书书者作品的外部观感。历史上的权奸如和珅的字，只可以说有品味，但绝无“品位”，苏轼对此有着明确的论述，说“古之论书者，兼论其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书唐诗六家书后》）这是说的字里透出的高贵气质。他认为，一个人的书法之所以被人所推崇，除了高超的书法水平之外，还因为别人敬重他的为人；反之，如果一个人的人品低劣，那么即使他的字结体俊美，也不会有人去敬重他。从审美对象学的角度，一个正常的人，绝不会将灵魂有污点的人的作品奉为圭臬。正如中国近代文论家刘熙载所说：“一代之书，无有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深刻地阐释了为书与做人的一致性。

　　品位重于品味。品味与品位，品位永远居于第一的灵魂的地位。故而，学书者必要重道德修为，人格锻造，灵魂濯洗。明末清初的大书法家傅山在《作字示儿孙》一诗中说：“作字先做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意思是说，如果书家的道德品质高尚，他的书法也就会有奇古的格调；如果书家的道德败坏，他想用书法艺术的成就来弥补其人品的缺陷，那是没有用的。因为一个人品行不正，光凭写一笔好字，人们是不会把他当作好人的。正如傅山在这首诗中说：“未习颜公书，先观颜公诂。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透过颜体的雄强圆厚，气势庄严雄浑，笔锋刚劲，让敌人闻之丧胆的气，让百姓为之鼓舞。同样，大家之所以喜欢岳飞书写的《出师表》，不只是因为其行草的笔走烟云，更因为贯注在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情怀。由此可见，与品味相比，品位在任何时候都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品位与品味相为内外表里，构成书法“心性”论。西汉著名经学家扬雄在《扬子法言》中指出：“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扬雄从哲学的高度肯定了书与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表明了书品与人品的相为内外表里关系。书法既是汉字的艺术表情，又是传统文化的载体，这二者，以人为核心，构成必然联系。在美学领域，“心”和“性”是两个重要范畴。“心”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指的就是人的思维器官。因此，儒家所强调的“心”就是人的思维方式或者认识功能。中医讲“心主神明”，如果心健康，人就耳聪目明。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由此观之，决定一个人品位的高低，关键在“心”，也就是意识功能，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世界观决定道德观。所谓“性”，就是人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个人情趣。《礼记·中庸》篇说：“天命之谓性。”说的是人本于自然的性情。心和性结合在一起，就造就了作品的品位差别。凡是注重“正其心”者，其凝结在作品中个人旨趣必然是高雅、健康的。凡“心不正”者，其作品也可能外表好看，却经不起岁月的见证。

　　中国书法史上依据书“心性”说，将书品划分为神品、妙品、逸品、能品四种。唐人张怀瓘认为，像汉东汉草书大家张芝、魏晋的王羲之父子、钟繇这样的当归神品之列。他说：张芝“一字体势，一笔而成，而血脉永不断”，“至于蛟龙骇兽，奔腾孥攫之势，心乎随变，窈冥而不知其所知者”，是为神品；而像东晋时期著名女书法家卫夫人的书法“碎玉壶之冰，瑶台之月，宛然芳树，穆若凌风”，可以称为妙品。至于能品，他举晚唐书家卢藏用为例，称其作品：“若况之前列，则有奔驰之劳。如传之后昆，亦有规矩之法。”是为能品。（《书断》）就是说，他的作品，比之前人，尚有不足，然而，传之后学，仍然不失为规矩之作。

　　值得注意的是，张怀瓘还从书品与人品的关系出发，对能够进入“神品、妙品、能品”的作品提出了三个客观条件：“一是推其大率，可以言诠。（即可圈可点，可以诠释）；二是齐圣齐深，妙各有最。即可以与前贤比美，却有个性特点，过人之处。三是艺成而下，德成而上。”这三个条件，相互观照，相互制约，构成书法品位的客观评价体系。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四、书品与读书

　　南朝的书家王僧虔在《笔意赞》一文中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这里，从形与神的角度论证书法与读书的关系。形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神”属于认知层面的问题，所以神居之上，技术次之。而要解决“神”的问题，只有认真读书。“学渐于博识，不迨能缮奇缵异，多所未尽”（《书断》）特别是在信息时代，手写为打字所取代，书法就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读书就显得尤为重要。近代书法家李瑞清（南京大学前身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说：“学书尤贵多读书，读书多则下笔自雅，故古来学问家虽不善书，而其书有书卷气。故书以气味为第一，不然但成手技，不足贵矣。”这就说，历史上的许多人虽然不是专业的书法家，但由于腹有诗书，所以，弥漫在书法作品中的书卷气却是掩藏不住的。在他看来，书法要以“气味”为先，否在就成为徒然地炫技而少了高贵之气。在我看来，读书对于书法艺术有以下几点意义：

　　一是开视野。中国书法在漫长的发展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我们要学习书法，这些著作都是应当读的，例如不读孙过庭的《书谱》、张怀瓘的《书断》《书估》《六体书论》等著作，就无法了解唐代书法实践在实现中国书法质的飞跃中的理论贡献。那真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欧阳询的《用笔论》、虞世南的《笔髓论》、唐太宗的《笔法诀》《王羲之传论》，可谓群星璀璨，绚烂夺目，新论迭出，目不暇接，需要我们认真揣摩研究。从横向说，今人的许多理论著作如陈振谦的《现代书法史》，还有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书法理论家著作丛书》，都是当代人经验的理论升华，它可以开阔我们的眼界，帮助我们掌握当前书法的生态形势，搞清楚自己艺术作品目前所处的方位，从而确定今后的努力方向。

　　二是提境界。既然书法是一门综合艺术，那么，仅仅读书法理论书籍，还是远远不够的。先哲提示我们要下“字外功夫”，在很大程度是要我们读书法领域以外的许多书籍。这是因为，从哲学角度说，书法是人类对于客观世界及其关系的一种艺术反映。因此，我们就从孙过庭的《书谱》中读出了阴阳想辅，五行克生。从美学层面说，书法艺术是人们对于生活的审美经验和审美表达。从间架结构到章法布局，从水墨语言到线条语言，都凝结着人类寻找美、感知美、表现美的经验，因此，要学好书法，就要懂得一些美学理论；从文学层面说，书法艺术和文学创作，都是人类传递思想和情感的载体，都是以汉字为基础的书写，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与书法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苏轼认为：“文无深意不书”，意思是说，文学借助于书法而得以光彩灼灼。这在《兰亭序》是最好不过的例子。现在我们都记着它是书法经典，其实，它更是脍炙人口的散文，可以设想，如果我们今天的书法家都能像王羲之那样，即场写就《兰亭序》，那将会是怎样的气象。有了以上几个方面的储备，我们对于一件作品就有了理论的判断标准，从而增加作品的书卷气。

　　三是美人生。宋代著名书法家和文学家黄庭坚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黄庭坚文集》）首先，从生命诗学的意义说，书法是人对于生命价值的表意和抒情，而在古老的中国哲学里，生命是与气韵联系在一起的。“气”是生命的本源，《庄子》说：“人之生，气之聚；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宋代哲学家张载认为：“气块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正蒙·太和篇》）意思是说，气作为一种物质，在天地自然间升降飞扬，从来不会止息。因此，中国哲学生命论讲究的是“气韵贯通”，气通则生命勃然，气阻则百疾生发。先哲将之引入书法领域，认为书法创作与人的生命运动一样，只有气脉贯通，才能翰墨生辉。这样，书法就成为养生的重要途径之一，对于打通人体气血，有着聚集正气，扶正祛邪的作用。其次，中国哲学，无论是儒家还是到道家，都把“静”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在回答“心何以知”时指出：“虚壹而静”，就是要求人在进入最佳心理状态时，必须排除一切杂念，专心致志，这样，才能不被外物蒙蔽。老子说：“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将“静”与生命活力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书法在它长期的发展中形成的“静心、静目、静耳、静手”所谓的“四静”交臻，正是中国哲学在书法上的表现和反映，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心灵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书法相伴的人生，必然是幸福的，诗意栖居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