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青妇女封建时期不缠足现象析论

来源:学术视界
关键字:穿青妇女不缠足,性别平等,老子
发布时间:2025-06-14 15:49

　　郭淑芳

　　（西南民族大学　成都　610041）

　　摘　要：缠足作为一种陋习怪俗，是封建时期摧残妇女身心的枷锁。本文通过分析穿青人的地域环境与生存方式，探讨了其妇女不缠足现象的自然性和必然性。研究发现，高原山区环境的隔绝性，让妇女保留了不缠足的生存功能，也使其免受封建礼教束缚。生计艰难促使妇女参与劳动，不缠足提高了工作效率。从伦理观和哲学观进行透视，穿青人不缠足现象体现出有别于封建时期男尊女卑的伦理思想，展现出性别平等的伦理理念。同时，穿青妇女不缠足使穿青妇女在劳动中实现自我解放，这既是对老子“无为而治”“自化”思想的一脉相承，也折射出马克思主义追求人性自由与解放的哲学观。

　　关键词：穿青妇女不缠足；性别平等；老子；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832-0317（2024）04-0095-7

　　DOI：10.12424/HA.2024.088　　本文链接：https://www.oc-press.com/HA-202404-095.html

　　一、引言

　　缠足是古代中国的一种陋习怪俗，即“把女子的双脚用布帛缠裹起来，慢慢地拗折足部骨骼，使其成为一种特殊的形状，是一种摧残肢体正常发育的行为”（高洪兴，2007）。缠足不仅对女性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是封建社会对女性压迫和束缚的一种体现。缠足始于什么时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各种观点所说的发端时间遍及自三代迄于五代的各个时代，总结下来，包括十一种起源：缠足始于夏禹、商代、春秋、战国、秦、汉、晋、六朝、隋、唐代、五代说（同上，2007）。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女性地位的提高，缠足这一陋习最终被废止，女性得到了彻底的解放。

　　目前，关于这一习俗的研究，包括从宏观上探析缠足的演变脉络、伦理属性、审美特征等，如高洪兴（2007）、高世瑜（1999）、李叔君（2012）、刘永春（2016）等；以及结合具体地域探讨缠足对妇女影响的研究，如邱林欢，李法军（2021）、孙晓璠；张全超；牟萍媛；杨及耘；曹俊（2023）等；最后是从缠足到放足的探索研究，如杨兴梅（2002）、邓如冰（2006）、杨艳（2010）等，这些研究都从不同角度探索了缠足习俗与社会和时代的互动关系。

　　从本质上进一步探索缠足的起因，缠足这一习俗的最初起源，源于男性社会对女性舞姿的审美偏好。它最初在宫廷中兴起，随后在少数专为男性提供娱乐的歌舞伎中流传开来。随着男性社会心理的变化和审美观念的演进，缠足逐渐在全社会范围内盛行，从一种流行的时尚转变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女性行为规范，并被赋予了深厚的礼教意义。

　　在缠足最终盛行于全社会的背景之下，西南地区的特殊少数民族穿青人，其服饰习惯却与众不同，“穿青人妇女的服饰习俗是不缠足，喜穿细耳草鞋或反云勾鼻花鞋，脚扎青色绑带，穿三节衣，两节袖的滚花边大袖衣，拴腰带，戴大勾耳环，梳三把头”（高世瑜，1999：130）。穿青人妇女不缠足的现象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缠足被赋予了礼教意义的特殊时代背景之下，其中蕴含的环境适应性、生存智慧和社会进步意义有待深入挖掘。本研究拟从历史文献学和民族文化学的角度，结合地理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等不同学科视角，探讨新中国成立前穿青妇女不缠足现象的自然性、必然性和进步性，解析其背后体现的伦理观和哲学观，为深入理解穿青人风俗变迁提供启示。

　　二、穿青人生活的地域环境与生存方式

　　根据贵州的方志资料，穿青人，这一中国“未识别民族”的族群名称，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变迁。早期被称为“土人”，随后被称为“里民子”，并最终确定为“穿青”。这一族称的演变过程，在贵州省民族识别工作队的报告中得到了详细记录。《大方县志》载：“穿青”也称“土人”，与古“俚人”有一定渊源，称“里民”，另有“穿青”“羡民”“民家”三称”（李良品，2011：161）。该论述进一步揭示了“穿青”这一名称与“土人”的关联，并指出它与古代的“俚人”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同时也被称为“里民”。此外，穿青人还有“穿青”“羡民”和“民家”这三种不同的称呼。

　　关于穿青人的分布地区，历史文献中有详细的记载。嘉庆年间的《黔记》明确指出，穿青人主要聚居在贵阳、黔西、大定、清镇等地。这一信息在宣统时期的《贵州地理志》和民国时期的《贵州通志·土民志》中也有所体现，这些历史文献同样提到穿青人主要分布在贵阳、黔西、大定、清镇等地，或者特指在清镇、大定、黔西等区域。

　　随着时间的推移，穿青人的分布有所变化，但主体仍然集中在贵州省内。目前，穿青人作为中国尚未被正式识别的民族之一，他们主要分布于贵州省内毕节、安顺、六盘水市、黔西南以及黔南这五个地区下辖的20 多个县，尤其是在织金和纳雍，这两个县的穿青人人口数量都超过了20 万。这些数据反映了穿青人在贵州地区深厚的族群基础和广泛的分布范围。

　　穿青人现今仍然广泛分布于贵州的毕节、安顺、六盘水等地市，以及黔西南、黔南等五个地区下辖的20 多个县。这些地区都属于云贵高原，通常交通不便，地势复杂。高原山区复杂的地形地貌，是制约穿青人生产生活发展的关键性自然条件。第一，山地丘陵地形导致交通不便，这不仅限制了农业生产方式的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也使得该地区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受阻。穿青人只能在本地小范围内从事粗放式农业或手工业生产。同时，信息与物资流通的障碍又进一步强化了穿青人的地域文化特征。第二，高原山地气候条件恶劣，光热资源短缺，水源稀少，可供开发利用的土地有限，决定了穿青人只能采取低产量的自给自足型小农业，限制了其多样化的经济发展模式。严酷的自然环境促使其形成了节约型的生活方式。第三，封闭和隔绝助长了穿青人独特的生活习俗，但也成为其与外部社会交流互鉴、接受先进生产生活理念的障碍。客观上延缓并约束了穿青人的社会进步与发展。因此，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作用贯穿并影响着穿青人的整个生产与生活方式。但同时高原地区地域环境对穿青人的影响是两面性的，一方面提供了民族生存的屏障，是维持穿青人民族特质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其经济发展的隐形壁垒。

　　穿青人极度珍视生存，由于各种因素，他们不得不迁移到黔西北山区高原这片自然条件较为苛刻的地区。受限于交通的不便和山脉的阻隔，穿青人中的绝大多数仍保持着较为原始的农耕生活方式。每年的农作物产量并不充裕，加之许多地区还是“地氟病”的严重疫区，这些现实条件极大地增加了穿青人生活的艰辛和困苦。为了在这片土地上求得生存，穿青人必须依靠持续不断的辛勤劳动来开辟和拓展他们的生存空间。一方面，穿青人对自然条件的极限利用和拓荒式开发，培育了他们吃苦耐劳的性格。另一方面，复杂多变的山地路面和环境又使频繁迁移成为必要，这锻炼了穿青人的体魄，也使劳动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劳动形成了穿青人的生产生活常态，是这个群体得以在峻峭环境中繁衍生存的必要手段。

　　高原山区地貌的严酷性，也促使穿青社会形成了性别劳动的优化适应策略。山地开垦对体力的要求，培育了男性族群坚忍劳作的性格；而复杂多变的迁徙环境和生活需求，使女性也必须承担多样化的生产劳动，如农业种植、畜牧放牧、纺织缝纫等。在生存压力下，穿青妇女没有缠足的现实条件，为了生存，女性不得不像男性一样劳作，从而使两性角色达成了务实合作的格局。同时，妇女在劳作中掌握独立技能获取了经济效益，也因此提高了社会话语权，通过资源环境与文化传统的互动赋能，提高了穿青人整体群体的适应性，有效应对了高原山地生存环境的严峻挑战。总之，性别劳动的优化配置体现了穿青社会的集体智慧，是其实现延续性发展的内在机制。

　　三、穿青妇女不缠足的自然性、必然性和进步性

　　清代文人余怀在其著作《妇人鞋袜辩》中详细描述了缠足的起源，他提到这一习俗始于南唐后主李煜。李后主有位宫嫔名叫窅娘，她身形纤细且擅长舞蹈。为了展现其独特的舞姿，后主下令制作了一双金莲鞋，高度达到六尺，并用珍宝、絅带和缨络进行装饰，鞋中则绘制了色彩鲜艳的瑞莲图案。他要求窅娘用帛布缠裹足部，使其弯曲成新月形状，再穿上素色的袜子，在金莲鞋中翩翩起舞，其舞姿优美，仿佛有凌云之态。自此缠足的风俗开始广为流传，众多人纷纷效仿。

　　传统中国是一个深受等级制度影响的社会，这种等级观念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服饰系统。自从缠足成为广泛流行的习俗（尤其体现在现今所称的汉民族中，同时也有其他一些族群因追随主流文化而模仿缠足），缠足便成为服饰文化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因此，在等级森严的社会背景下，缠足逐渐具有了区分身份贵贱的象征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缠足与否甚至成了区分不同社会群体的显著标志，形成了缠足社群与非缠足社群之间的明确界限。

　　贵州的方志文献对“里民子”这一群体的经济生活、语言服饰、风俗习惯和岁时礼节等有着详尽的记载。从贵州方志《黔记》中可以了解到，“里民子”的男子多从事贸易活动，而妇女则穿着细耳草鞋，勤劳节俭地耕作，闲暇时还会纺制毛布制作衣物，并且喜爱饲养牲畜，常常带着牲畜进山劳作。他们的节日习俗与汉族人相同，共同庆祝。

　　中国封建社会中，妇女缠足是上流社会的通行做法，它反映了那个时代崇尚妇女柔弱贤淑的价值观。然而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穿青人群体，其妇女不缠足这一现象却与主流社会存在明显反差。这种反差具有自然性和必然性：第一，穿青人处在封闭的高山环境中，自给自足，相对隔绝与主流社会的交往，其生活方式和价值判断不受封建礼教的约束和灌输，所以不缠足保留了妇女劳动的自然属性。第二，高原山区地形复杂，不缠足是对地域适应的本能选择，它无视仪式感，更多基于生存的实际需求，这种现实主义精神折射出穿青人文化中理性的一面。第三，自给农业经济决定了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命运，不缠足使妇女的劳动更有效率，而劳作的效率关系到整体的存续与发展，为集体生计着想的选择体现出穿青人适应环境的群体生存智慧。

　　正是因为高原地区生存环境苛刻，决定了穿青人价值取向中的实效性和实用性，这展现出生存环境对文化特征的塑造作用。要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必须考察其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在自给自足的山野生计中，妇女是重要的生产劳动力。不缠足使其行动更加方便，大大提高了劳作效率，这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理性考量。穿青人以效率与效益为先的实际主义判断，体现了求效和求实的价值取向，有利于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进步。穿青人文化中的实用主义思想折射出其生活智慧，即正确认识并处理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联结是实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证。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妇女缠足成为上流社会的一种通行做法，这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柔弱贤淑的崇尚。然而，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穿青人群体，其妇女不缠足的现象却与主流社会存在鲜明对比。这种对比具有自然性和必然性。穿青人生活在封闭的高山环境中，自给自足，与主流社会的交往相对隔绝，这使得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判断得以保持原样，不受封建礼教的约束。因此，穿青人妇女不缠足，保留了妇女劳动的自然属性，使她们能够自由地参与农业生产和其他劳动活动。同时，高原山区地形复杂，要求人们具备更高的适应能力和生存智慧。穿青人妇女不缠足，正是对地域适应的本能选择，这种选择基于生存的实际需求，而非封建礼教的仪式感。此外，穿青人的自给农业经济决定了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命运，不缠足使妇女能够更灵活地参与劳动，提高劳动效率，从而直接关系到整个集体的存续与发展。这种选择不仅体现了穿青人文化中理性、现实主义的一面，也展示了他们适应环境的群体生存智慧。

　　四、穿青妇女不缠足现象体现的伦理观

　　在封建时期的中国传统社会，女性无法像男性那样自由书写关于她们身体的经验。她们的身体往往被迫成为男性叙事的焦点，其中女性的身体形象往往反映了男性的欲望与权力。原本，“女性身体原本是不言自明的自在之物。但是，作为一个自在之物的身体是一个沉默的身体，身的感觉与形象不仅为个性所独享，一旦身体进入公共领域，身体的社会形象便只能通过语言形象来建构与指认”（高洪兴，2007）。女性的身体是一个不言自明、自在存在的实体，但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身体，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沉默的。身体的感受与形象并非仅由个体独自享有，一旦身体进入公共视野，其社会形象就只能通过语言的构建与标识来形成与认知。

　　在封建时期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缺乏与男性同等的自由去描绘她们关于身体的独特经历。相反，她们的身体往往沦为了男性叙事和表达的载体，被频繁地用来承载和表达男性的欲望与权力的象征。在自然状态下，女性的身体是自在的、无需过多言辞去诠释的，但当其被置于社会公共的审视之下时，其形象与感受便不得不依赖于语言的塑造和界定。由于原始社会及随后的传统社会普遍以男性为中心，男性在文化创作和话语传播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关于女性身体的文化观念及其解读，往往是由男性视角来塑造和定义的。

　　自从人类步入“文明”时代，女性便逐渐处于附属地位，并被赋予了柔弱、从属的性格特质。在中国文化中，这一观念尤为明显。例如，《易经》中，阴爻往往与“女性”相联系，而阳爻则代表“男性”，这从哲学层面对女性的地位进行了界定。被誉为“女圣人”的班昭，在其著作《女诫》中，开篇即强调了女性的“卑弱”特质，她提到“阴与阳各自拥有独特的性质，男性和女性在行为上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阳性能量以刚强为其德行，而阴性能量则以柔和为其运用方式。在社会价值观中，男性以力量和强大为尊贵，而女性则以柔和与温婉为美丽。”这种观念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缠足的出现，更是将女性的“卑弱”推向了极致，成为女性完全沦为男性附属和玩物的标志。如果说“男强女弱”这一观念实质上反映了性别歧视和压迫，那么缠足则是这一压迫的极端体现。

　　缠足作为一种男性凝视下的身体文化，在清代演变为满足男性视觉凝视和身体欲望的对象。一些自称“赏玩家”的文人群体出现，专门研究小脚的美学分类和功能属性。他们试图用美学化的语言掩盖缠足对女性身心的巨大伤害，将其包装成一种文人雅趣。例如李笠翁强调小脚的抚摩功能，方绚则详细划分小脚的美学级别，并描绘不同级别小脚的“用处”。这种娱乐化和功能化的美学叙述方式，满足了男性的视觉和身体快感，加深了缠足这一扭曲文化的毒害，使其名目更加隐晦。清代文人通过审美化语言的疏导，更加深化和合理化了这种对女性的身体暴力。封建社会的缠足文化是男性权力对女性身心的暴力凌驾，它扭曲了人的自然属性，也违背了性别平等这一文明理念。这种以满足男性需求为中心的身体文化，折射出极为恶劣的封建礼教影响与追求性别平等、人性尊严的现代文明理念格格不入。

　　经考察发现，穿青人虽然生活比较原始落后，但是他们并没有秉承封建思想。穿青人的妇女地位比较高，没有经历过女子缠足或者以丈夫为天的教育，在田地里随处可见在干重活的女子，家里的事务也都可以参与，财政也是男女平分权力。生活在山野之间的穿青人，其妇女不缠足的现象恰恰展现了与封建社会不同的性别关系。穿青人生存状态原始，文化传承上相对隔离与独立，未被主流封建迫害文化渗透，妇女保留了自然的劳动功能，折射出性别地位较为平等的文化取向。而家庭生产劳动对妇女作用也举足轻重，不缠足使穿青人妇女发挥了更大经济价值，反过来又促进了性别地位的平等。另外，在重大决策中男女享有相近权力，共治家庭与部落，这种文化认同也有利于妇女地位的提高。总之，穿青人的性别文化明显区别于封建社会的主流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性别平等与相互尊重的现代文明理念，为我们认识传统文化的多元面向提供了新的视角。

　　五、穿青妇女不缠足现象体现的哲学观

　　不缠足在穿青人群体中，具有生存适应性与经济必要性，这既是对自然环境的顺应，也是对发展的选择。它反映了穿青人文化中的平等、自由理念，也体现了中华文明尊重人的自然属性、反对消极禁锢的思想。老子认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第37 章》）无为而无不为是道家核心思想之一，此处“无为”“无不为”“自化”很好地解释了天下万物是如何生育发展的（高世瑜，1999：71）。不缠足正是穿青人适应自然、顺应天道“无为”的体现，“无为并不是不作为，而是不乱作为，一切要符合道的标准；无不为，看似没有作为，实则处处为之，润物细无声”（向荣，2003：71）。穿青人为了在高原地区生存，选择不缠足以更好地适应劳动、发展自己，这是自化的体现。“自化，就是万物遵循自然，自生自灭，自己发展自己，典型的例子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第32 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第10 章》）。即是说，天道顺应自然而不刻意为之，不偏不倚，万物不能令之，天道亦不居功，一切自然而然，万物只‘知有之’，而不知其所为，却能生生不息。”（同上，2003：71）穿青人不缠足现象是对老子“无为而治”“自化”思想一脉相承，彰显了中华民族崇尚人性自由解放的共同智慧。

　　从追求人性的自由和解放这个维度来说，穿青人不缠足现象中折射出的老子“无为而治”“自化”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自由与解放的核心思想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唯物史观作为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的方法论，阐明了生产方式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人类通过现实的个人的实践活动改造客观世界，实现自由和解放。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对人类历史上三种所有制形成过程的分析，揭示了生产力对分工、所有制的影响，并阐述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李叔君，2012：183）穿青妇女不缠足，解放了人的自然属性，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推动了生产力进步。穿青人在属于人的本质属性的劳动中追求自身的发展进步，劳动既是穿青人顺应天道实现自我生存的必然选择，也是穿青妇女在实践活动改造客观世界，实现精神与物质自由和解放的体现，这为原始平等社会向文明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封建礼教盛行的背景下，主流社会强制性的妇女缠足习俗扭曲了人的自然属性，束缚了个体人格独立，不缠足是封建时期穿青妇女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必然要求。“解放，从其直接性而言，即是解除与瓦解使人的生存沦于奴役或罪恶状态的压迫性或束缚性力量或情境，亦即打碎马克思所说的‘枷锁’‘锁链’，使感性的现实生活不断向人敞开，展现出人的存在与发展之‘希望’向度。”（同上，2012：22）不缠足解放了妇女的身体和劳动力，提高了生产效率，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妇女在劳动过程中可以实现自我价值，从而不再依附于男性，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地位。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性别歧视与身体束缚的双重枷锁被打破，使穿青妇女在劳动过程中得以生存与发展。

　　在封建礼教盛行的历史背景下，主流社会强制推行的妇女缠足习俗，严重扭曲了女性的自然本质，束缚了她们的个体人格和独立精神。因此，对于封建时代的穿青妇女来说，摆脱缠足的习俗，成了她们追求自由与解放的迫切需求。“解放”的本质，直接而言，就是要消除和瓦解那些使人的生存陷入奴役或罪恶状态的压迫性和束缚性力量或情境。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枷锁”和“锁链”需要被打破，以便让感性的现实生活不断向人敞开，揭示人的存在与发展的无限可能性。

　　穿青妇女的不缠足，正是这一解放过程的体现。不缠足不仅解放了她们的身体，让她们能够自由地参与劳动，同时也解放了她们的劳动力，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劳动过程中，妇女们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潜力，实现自我价值，从而摆脱对男性的依赖，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地位。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穿青妇女通过不缠足这一行动，打破了性别歧视与身体束缚的双重枷锁，为自己争取到了在劳动过程中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展现了她们追求自由与解放的坚定意志。

　　解放，从其根本性而言，则是解除出人之有限性、异化性的生存境域对人的压迫与宰制，粉碎内在、外在的一切“枷锁”对人的禁锢，从而使人的自由和善性生活得以历史性地被召唤而出场（左云天，2020：22）。在相对封闭的生存境域中穿青文化保存下来的不缠足现象，避免了人为对穿青妇女的身体压迫和心灵压迫，保护了妇女自由自主的人格尊严。彰显出穿青社会中的平等理念和独立精神，有利于个体与群体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穿青人妇女不缠足这一现象，是中国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一个生动写照，它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高原地区生存环境的复杂性塑造了穿青人勤俭实惠、实事求是的文化特征。首先，环境对文化具有深刻影响，不同地域文化的多样性来源于大自然的多样性。其次，它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不缠足这一现象是穿青人为适应生存需求而产生的选择，基于经济基础而形成的上层建筑凸显了经济生活在文化发展中的首要地位。最后，它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进步的本质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调和。不缠足提升了生产效率又实现了两性平等，既解放了个体，也富裕了整个集体，实现了个体与集体二者之间的和谐统一，推动了社会进步。

　　总之，穿青文化中的不缠足现象，作为对封建礼教下女性身体压迫的反抗，深刻体现了对女性身体自由、人格尊严的尊重与追求。它不仅解除了女性身体上的束缚，让她们能够自由地参与劳动、提升生产效率，更在精神上彰显了平等理念和独立精神，为女性争取了更多的社会权利和平等地位。这种文化现象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意义，也对现代社会促进性别平等和女性权益保护提供了宝贵启示。

　　六、结语

　　缠足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极具争议的文化现象，它不仅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性别观念，而且也体现了文化和审美的变迁。穿青人群体中妇女不缠足的现象，与封建时期主流社会形成鲜明对比，揭示了中国多元文化的复杂性和地域文化的多样性。穿青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反映了他们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和对文化传统的坚守。这一现象不仅是对传统封建文化的一种反思，也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多元和包容性。另外，穿青人妇女不缠足的实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古代社会的性别关系和文化观念的多样性，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相对较为平等的性别文化模式，突显了尊重自然和重视实用的文化价值。

　　穿青妇女不缠足这一现象，为民俗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反映了传统文化的多元面向，有助于世人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该现象不仅是穿青妇女自然适应环境的结果，也是穿青人民对自身文化和社会进步的有益探索。它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对现代文明理念的实践，展现了中国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连续性和创新性。通过研究这一现象，有助于深入认识文化多样性的价值，以及在现代社会中保护和发展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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