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节食之道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就已经发明了“信息过载”一词，用以描述在即将到来的信息时代，人类大脑可能面临的状态。而精神学家爱德华.哈洛威尔（Edward Hallowell）则首次提出当今社会普遍存在“注意力缺失症”。调查显示，2008年，全球就业人口中16%的人符合资深网迷的标准，不久之后，这一数字将增长到40%。一个很难否认的事实是：人们离身边的人越来越远，而离网上的人越来越近。著名调查公司Basex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很多企业陷入“创新思维枯竭”之 苦，该公司估计，由信息过载导致的损失高达9000亿美元。

　　尽管各种数字设备制造商和互联网企业将消费者恭维为数字时代的主人，而按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在《浅薄》（The Shallows）一书中的说法，上网者是真正的奴隶。与读书相比，网络阅读人们能记住的信息更少，理解力和创造力下降，形成不了知识体系，即互联网使人的大脑变浅薄了。数字工具给人们带来了不计其数的任务和干扰，就连《连线》这家技术至上的杂志也发文提醒“信息过载，小心大脑受煎熬”，当然在这个由黑莓和iPhone引领注意力的世界里，这还是一种非主流的声音。与尼古拉斯.卡尔所说的“浅薄”相似，美国评论家威廉.鲍尔斯（William Powers）在新书《哈姆雷特的黑莓》（Hamlet’s BlackBerry）中也认为，“我们在劳碌的网络生活中早已失去了深度”。与尼古拉斯关心“使用互联网会对我们大脑带来什么实际影响”稍有不同，曾经深受网瘾困扰的威廉则试图弄清人在信息技术进步面前该何去何从，因为人与群体、技术间永远存在一种张力。

　　威廉认为，技术革新带来的信息过载向来不乏先例，他列举了苏格拉底、塞内加、古登堡、莎士比亚、富兰克林、梭罗和麦克卢汉这七位大人物，“他们都对认识联系的弊端怀有深厚的兴趣……面对当时的技术，他们同样感到不由自主”。

　　制造留白

　　苏格拉底痴迷于当时盛行的口头交谈，喜欢待在学生和智者中间，在城里聊天辩论。在他眼里，“言谈才是通往幸福和智慧的可靠途径，跟越多的人谈话越好”。这与今天的数字生活背后的逻辑相似：越多地联络，越美好的生活。他唯一一次离开雅典，是受其智友裘德若所邀，去郊外散步，顺便讨论另一位智者吕西阿斯的演讲。尽管这次讨论产生了很多享誉后世的观点，也感到心情愉快，但他告诉裘德若，写作是很可怕的发明，写下来的思想，不像说话那样能实时地传播，自由地改变。在威廉看来，苏格拉底不理解书写的价值——在他所处的公元前5世纪，出于贸易和政治需要，书信已变得十分重要，而“柏拉图为我们指明了对付数字忙碌的基本原则——制造距离”。苏格拉底出城散步，便形成了一种“留白”，改变了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人在独处时，思维和情感偏重于内心，相反，处于群体中，思维向外，注意力则应接不暇，“日子往往更忙也更快”。如今背包旅行者越来越多，显而易见，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是在制造与琐碎生活的距离。而威廉则说：“只要别带数字工具，随时都能创造距离。”

　　现实中毕竟有无法与人群拉开距离的人，威廉“请出”了古罗马大政治家塞内加。塞内加大半生处在群体的中心，身不由己，而罗马又是一个以文告和书信维持运转的大帝国，其需要面对和处理的信息量可想而知。塞内加在《道德书简》中反复提及，他人的影响是如何对自己的思维造成危害的，他又是如何屏蔽外界干扰的：一方面，他每天只选择一个想法来思考；另一方面，他通过写作把群体简化成了个人，从千万人中选择了鲁基里乌斯，作为收信人。塞内加这种物我两忘的书写状态，类似现代心理学家所说的“心流”。威廉说：“（塞内加）面对空白的信纸，选择了另一种逃离方式——他创造了内在的距离。”

　　夺回意识控制权

　　之后的1000多年里，在西方，读书基本上等于大声朗读，它是一项“口头技能”，也是一种社交能力，更易受教会控制。人们更愿意聚集在一起朗读的原因，是大多数人目不识丁，也买不起书。古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大大降低了书籍传播的成本，使默读成为可能，也使民智得以开启，“因为有了知识的武装，大家逐渐认识到要争取自己的权益”。阅读体验个人化有助于人们突破群体的障碍，而如今电子阅读软件却反其道行之，可以边读边看链接和评论，威廉认为，这是倒退到古登堡以前的年代。

　　古登堡之后400年，印刷业已经十分发达，爆炸性的增长知识带来了新的阶级鸿沟，所以莎士比亚会虚构出不识字的暴徒热衷捣毁印刷厂的情节。在《哈姆雷特》一剧中，主人公手持的“桌板”（writing table，一种可以反复利用的写字板）流行了几个世纪。这种手写工具，在威廉眼里，可以中和印刷带来信息过载，把信息保持在适宜的水平。同理，因不与网络相连，纸张这种由原子组成的介质不会像一些预言家所说那样将来会很快销声匿迹。

　　19世纪中叶，著名的遁世者亨利.大卫.梭罗在离人群不远不近的瓦尔登湖边搭建了一间小屋，开始了他的“深度生活”。梭罗也相信技术最终能造福人类，而在那个火车和电报深刻改变世界的时代，梭罗写道：“岂不见，世人成了工具的工具。”他影响了不计其数的人，包括圣雄甘地。梭罗对当今人类的启发是，在每个家庭中，至少有一个远离网络的“瓦尔登湖区”，家的功能毕竟是私密的，是存放内心的一个港湾。马歇尔.麦克卢汉指出，技术是压力和痛苦之源，导致脑袋有种堵塞瘫痪的感觉，“大脑始终是属于我们的，你可以任由技术牵着鼻子走，也可以重新夺回意识的控制权，恢复对生活的主宰”。

　　每个人的瓦尔登湖

　　不带手机出门会感到焦虑，更多人每天强迫症似的打开邮箱收发邮件。威廉建议大家效法本杰明.富兰克林，“不仅要打败外在的压迫者，也要冲破自己内心的禁锢——也就是那些妨碍自己实现梦想的习惯”。富兰克林以13条行为规范敦促自己提高修养，还发明了用来记录进度的小册子。这颇似在中国晚明时期，风靡士林的修身日记——功过格。威廉认为，计划的核心，不是克制旧习惯，而是如富兰克林那般鼓励自己发展新需求。而那些好心希望员工戒掉网瘾的公司推行“周五不用电邮”不甚成功的原因，正是在于忽视了后者。

　　《哈姆雷特的黑莓》一书并不深奥，信息过载，是七位贤哲都曾遇到过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信息过载，并给出建议，为这本书带来了纵深感，也避免了乏味。麦克卢汉曾拿温度做比喻，技术可以分为从“冷”到“热”不同类型。热技术会让人高度紧张，给大脑塞进超负荷的信息和刺激，冷技术可以使大脑降温。当然，冷热技术是相对的，电视曾经是一种热技术，如今它则一种可以全家参与的冷技术，也许将来，互联网也会成为冷技术。威廉一家选择在周末断网，过上了有“深度”的生活。

　　就商人而言，信息过载从古到今可能就是一种“职业病”。对管理者来说，这个问题也不甚新鲜，亨利.明茨伯格认为，他们可支配时间破碎，被打搅是常态；彼得.德鲁克在1967年的经典著作《卓有成效的管理者》（The Effective Executive）中也指出：为了实现最低限度的工作效率，企业高管最困难的任务就是需要获得相当多的时间。德鲁克建议管理者在工作日程中保留一些完整的时间，不接电话，每天一次或两次在短时间内集中回电话。如今，电话更多地被邮件和即时通讯工具取代，人们其实更容易集中时间来处理有关联系的问题，关键在于一个人是否有免于“浅薄”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