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陌生人一个微笑

　　2001年，我有幸获得国家资助到英国剑桥大学访学一年。初到剑桥，什么都感觉新鲜。一天早晨，到剑桥的小河边散步，远远地瞅见一个人跑步，也没太在意。过了一会儿，那人跑过我身旁，出人意料地向我问好：“Hi，Good Morning！”我惊异地打量了他一眼，机械地回了一句“Good Morning”，看着他满脸的微笑，我第一个念头就是遇到熟人了。不过他并没有停住脚步，而是一路跑了下去。我寻思了半天，也想不起在哪里见过这个人，一时间还以为自己的记忆出了问题呢。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渐渐发现，人们打招呼问好，并不局限于熟人或者朋友之间。尤其在教堂、酒吧或者其他社交场合，人们会十分自然地向陌生人问好，有时还会聊得十分投机。在行人很少的地方迎面遇到，打个招呼也是常有的事情。时间一长，我也颇受这种习俗的感染，时不时地会向陌生人微笑一下，打个招呼问声好。

　　过了几年，和朋友一起重新造访剑桥。我心情很好，走在剑桥的街道上颇有主人回家的感觉。见到有人似乎遇到了什么问题，往往会上前主动关心一下。也许看见我走得气定神闲，不少游客还主动向我问路，我都热情地指点。有时唯恐别人听不明白，干脆直接将他们带到了目的地——正如我初来乍到时别人带过我那样。还有一次，一位年轻妇女向我求助，说她小孩内急。想到剑桥的公共厕所太远，我于是拿钥匙为她们打开我所住学院的图书馆后门，让她们进去方便……随手帮帮他人，倒的确能带来很多快意。而且，在此过程之中，一种自信、责任感乃至一种主人感也变得越来越强烈。

　　一天，朋友忽然问我：你在国内也能这样吗？我打了一个激灵，一时难以回答。回国之后，我有意识地进行了一些尝试，发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

　　一般来说，人们对陌生人都不会微笑。在两种情况下，微笑尤其容易引起尴尬：其一，对陌生领导微笑比较危险，通常情况下，你越微笑领导就会越严肃。到后来，你会发现自己不像是微笑，而是讪笑。其二，对陌生异性最好不要微笑，人家十有八九会认为你居心不良，不但不会对你报以微笑，还可能丢下一句“讨厌”就走。即便对于一般的陌生人，在许多情况下，没有由头的微笑往往反而容易引起别人的警惕：这家伙想干嘛？

　　我一向主张以学术关注生活。既然发现了问题，就会从学理上去寻求答案。经过一段时间，才发现中国原来就是一个“熟人社会”——一般来说，人们只信任熟人，也只将温情和关爱留给熟人。也正因为如此，出现了什么事情，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托关系、找熟人”。而且，这一条路也的确最为可靠，只要是熟人介绍的事情，大家一般都会尽心尽力地努力办好。有时候，明知道找不找熟人都是那样，人们也还是会习惯性地“托托熟人”，至少也能求得一种心理上的踏实。

　　“熟人社会”的背后，具有十分复杂、体系完备的“关系伦理”作为支撑。学习这种“关系伦理”，也就成了中国人踏入社会的必修课程。不了解这种关系伦理，在社会上常常会举步维艰、处处碰壁。而谙熟这种关系伦理，则一般能够顺风顺水，一不小心还能飞黄腾达——因为中国社会的权力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傍着这种“关系伦理”而构建起来的。

　　尽管具有不少缺点，不过，从总体上来看，体系庞大的“关系伦理”仍然是我们的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它确保了人和人之间一种最为基本的信任。如果一个人，连自己身边最为亲密的人都可以背叛，那么，我们也的确很难找到理由再信任他（她）了——换言之，这个人的个人人格也就破产了。中国传统上以“孝”论人，其合理性也在如此——如果一个人连对自己父母的基本义务也能够背弃，那么，我们就很难相信他还有什么不能背弃。有人一面享受着“关系”带来的好处，一面痛骂“关系”是一种封建糟粕，实在让人难以理解。这些人一般对“关系伦理”茫然无知或者毫不尊重，只是将“关系”纯粹当成一种谋求个人利益、或者拉帮结派的工具，从而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信任的成长。更有少数人养成了“杀熟”的恶习，毫无社会良知可言。

　　人们对于“关系”的恶评，一般源于两个方面：从大的方面来看，担心“关系”有损社会正义；从小的方面来看，发现处理好各种“关系”往往很难，因此为之苦恼。其实，社会正义不彰，根本原因不在“关系”本身，而在于社会公义乏力，或者“关系”被滥用。例如，如果社会真正实现了“法治”，则人们可以轻松地通过正路办好事情，那么，人们也就会减少对关系的依赖。换言之，正路越宽，“关系伦理”所承受的压力也就越小，也就越能恢复其正常的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正面效果。反之，正路越窄，关系也就越可能被过度使用乃至被滥用。一般人都知道“人情债最难还”的道理，古代达人也发出了“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慨叹，如果正路好走，人们又何必自寻烦恼？仔细观察，我们还不难发现，在社会正义不彰之时，人们有时恰恰是依赖关系求得基本的社会正义的。不能否认，也有人滥用关系，践踏社会公义，以谋求个人或者小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对待这种情况，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坚决捍卫社会公义，匡正关系伦理，以瓦解小集团的存在。

　　事实上，能够真正彻悟中国“关系伦理”的高士，都明白“关系伦理”必须自觉接受“社会公义”之规范。一般来说，在运用“关系”渠道追求“社会公义”之时，也最能够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支持，因此也能达到最佳效果。反之，如果用关系谋求有违社会公义的个人私利，即便成功，也容易被“套牢”，最终沦为他人的利益交换之工具，从而丧失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官场流行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打湿一下鞋子固然没有大问题，掉进一个陷阱可能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但是，只要坚守“关系伦理”不违“社会公义”的底线，则即便含冤，也自有后人为你伸冤平反。所谓王道与霸道之差别，关键在于是否符合社会公义。

　　在熟人社会，人们对陌生人有着一种本能的警惕与排斥，换言之，人们缺乏一种协调与陌生人之间关系的“陌生人伦理”。中国自古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古训，因此，对付“他者”的手段也一般是“不降即杀”，或者干脆“杀之”而后快。仔细想想，其中也并非没有道理。在西方，人们的态度也基本如出一辙：在中世纪，西方的基督教徒将所有“他者”均视为“异教徒”，往往要用火刑将其一烧了之。不过，如果“他者”降了，或者皈依了基督教，就可以幸免于难，被人们所接受——换言之，就是接受了相应文化的基本伦理规范，这样，人们也就能够和他（她）放心地建立各种关系了。可见，中西方的古人都十分明白一个道理：和一个基本文化信仰都不同的人，其实很难建立互助双赢的关系。倒是不少自以为是的现代人连这一基本的道理都不明白——报端上常见有些人以厚礼“优待”外宾，在个人关系上做足文章，傻傻地还以为别人会“投桃报李”呢，其实等到的最多只是一句“Thank you”！

　　人类进入现代之后，由于信息渠道的畅通以及不同文化间的频繁交往，人们对作为“他者”的陌生人也能做出一些基本的判断，因此，对陌生人的某种妖魔化和恐惧感也基本不复存在。这就为现代文化的“陌生人伦理”的建立提供了大的前提。而要真正确立“陌生人伦理”，还要确保陌生人之间的基本信任，其中的底线，则在于确保一方不能利用另一方的信任伤害到另一方。在西方社会，人们通过严厉的法治，基本能够做到这一点。例如在商业领域，陌生人之间可以放心地做生意，而不用担心受到另一方的欺诈——这种信任，表面上是对陌生人的信任，而根本则在于对“法治”的信心。由此可见，陌生人伦理的建立，绝不可能存在于熟人社会的“关系伦理”之内，而只能存在于“社会公义”之中。

　　中国近年来出现的许多耸人听闻的社会悲剧，例如毒奶粉事件、地沟油事件、小悦悦事件等等，其实都是“陌生人伦理”的缺失所致，归根到底，则是社会公义不彰的缘故。显然，毒奶粉或者地沟油的生产者们自己不会食用它们，也不会将它们推荐给自己的亲戚朋友或者熟人，否则，他们必然会感觉良心不安，也必然会在关系体系中受到“熟人们”的严厉斥责乃至惩处。他们的欺骗对象是陌生人，即普通的消费者——对此，他们自然没有太大的良心不安了。当然，问题的根本还在于：由于社会公义不彰，这种人还往往能够轻易地逃脱社会公义的惩罚——你害我，我也害你，社会由此陷入恶性循环。至于小悦悦事件，则要数凤凰卫视的梁文道的评论让我印象最为深刻，在他看来，中国人就是这样的。我虽然倍感痛心，但不得不承认他所说的基本属实——在社会公义不彰，“陌生人伦理”尚未确立完善之前，小悦悦的悲剧既非第一例，也绝非最后一例。

　　现代中国文化的建设，亟需构建属于自己的“陌生人伦理”。只有在“陌生人伦理”确立完善之后，我们才能坦然而友善地向迎面而来的陌生人投以一个微笑，找到自信、责任感和主人的心态，心情愉快地迎接每一天早晨的阳光。

　　黎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