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宗、文汇”命名揣测——谈乾隆敷行文治的潜台词

　　在清朝庋藏《四库全书》的“七阁”中，文宗、文汇两阁关系最密，可算是一对孪生兄弟。就建设缘起上，均原名御书楼，最初同为庋藏赐书《古今图书集成》，乾隆为两阁的御制诗章数量相同（各三首。乾隆为《四库全书》题诗一百一十七首）；空间地理上，它们同在江苏一省，距离最近，不超过四十里；在行政辖属上，同归两淮盐政管理，在文化疆域上，同属江淮文化圈，且两阁规制、人员最为相近。悲惨的是，两阁又厄运相似，几乎同时毁于太平天国战火。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林凤祥、罗大纲、李开芳等攻打镇江。2月22日，由瓜洲挺进金山，使得金山一片火海，金山寺僧众早已将佛藏移至五峰山下院（绍隆寺），文宗阁及《四库全书》无暇顾及，只得听任火烧，阁与全书遂全部焚毁。太平军占领镇江后，随即渡江，进克扬州，致使扬州城内外大火，文汇阁及所藏《四库全书》也被付之一炬。这之前，具体管理图书的士绅呈请两淮盐政筹措经费，将全书挪藏在深山里，以避战乱，却遭运使刘良驹拒绝。大火烧起时，人无法进入，竟是一册都未能抢出。

　　2011年10月26日，镇江金山文宗阁复建竣工并对外开放，被清史专家阎崇年赞为“重视优秀传统文化，而且独著先鞭，走在新形势下的全国的前列”。作为隔江相望的扬州文汇阁，它的复建计划也多受海内外注意。10月25日《新华日报》刊登《历尽天华成此景，风景名胜闻书香》一文，将“扬州文汇阁”说成“即今文昌阁”，实大误。文汇阁在扬州天宁寺行宫（西园）大观堂之旁，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比文宗阁晚建成一年。扬州相关部门已明确表示，“文汇阁”有望在2014年扬州建城二千五百年之际完成复建。

　　唐宋以来，扬州是淮东第一（州）、淮左名都，在乾隆时代是江淮区域文化中心，与南岸的镇江来往紧密，许多镇江学者长于扬州，学于扬州。待到《四库全书》贮藏江浙三阁，其中文汇、文宗两阁更把两地的文化关系拉紧、密切。原因是两淮盐政起到重要作用。一是朝廷指令两淮盐政主管文汇、文宗两阁所贮《四库全书》，二是扬州地区人才储备足以承担这两阁的管理工作。

　　乾隆四十四年（1779），两淮盐政承建的文宗、文汇两阁陆续落成。次年，迎来乾隆第五次南巡，就御制诗中，我们可以看出端倪——

　　题《文汇阁》：

　　皇祖崇经训，图书集大成。分颁广流布，高阁此经营（阁中分颁《古今图书集成》，此阁亦仿范氏天一阁为之）。规拟范家制，工因商众擎。亦堪匹《四库》（《四库全书》繁重，不能分贮各处，故只赐《图书集成》一部），永以贮层甍。

　　他认为，因《四库全书》量大，未便分贮，仅颁赐《古今图书集成》珍藏。

　　《再题文汇阁》：

　　万卷图书集成部，颁来高阁贮凌云。会心妙趣生清暇，扑鼻古香领净芸。身体力行愧何有，还淳返朴念常勤。烟花三月扬州地，莫谓无资此汇文。

　　字里行间流露出乾隆深以为文宗、文汇两阁也应庋藏《四库全书》，苦于历时八年，北四阁尚未竣事，只能感叹罢了。

　　四年后，即乾隆四十九年，乾隆第六次巡幸江南。他叠前韵（依次用前诗的韵脚）分赋双阁，表示将颁赐《四库全书》贮藏。其《文汇阁，叠庚子韵》云：“天宁别馆书楼耸，向已图书集大成。遂以推行庋《四库》，况因旧有匪重营。西都《七略》江干现，东壁五星霄际擎。却待抄完当驿致，文昌永古焕重甍。”

　　乾隆在注中说：“因思江浙人文最盛，士子愿读《四库全书》者不乏，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敕于扬州之文汇阁、镇江金山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各贮《四库全书》一份，俾士子得就近观摩。并发内帑银百万于京师，雇觅书手缮录全书三份，驿致弆阁，以昭我国家藏书美备，教思无穷之至意。”

　　试想，明朝范氏天一阁藏书楼取“天一生水”之名，实有隐喻江南文化乃天下第一的意思在里面，是一种相当自信的命名。江南在唐宋以来是人文渊薮，无疑是历史积淀下来形成的定论，但“江南”在清初帝王的眼中亦是一个特殊区域，这片地域不仅是各种反清运动的频发地，亦是悖逆言辞生产的策源地。所以清政权一方面承认江南文化高地的地位，却又需时时防范和抑制其自由言说的空间。因此，“天一生水”隐隐透露出的睥睨华夏的文化霸气，使乾隆略感不快，并思虑着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乾隆开始考虑按其结构规制在北方建立四阁，即文渊、文津、文源、文溯，其中文源阁就是“就御园中隙地，一仿其制为之，名之曰文源阁”。在《文源阁记》中，乾隆详解“水”与“源”的关系。他承认，在《四库》纂修完成后，储书处所是按天一阁规制设计的：“命取其阁式，以构庋贮之所。”乾隆显然对天一阁设计风格蕴意了然于胸，他认为：“阁之间数及梁柱宽长尺寸，皆有精义，盖取‘天一生水，地方成之’之意。”

　　乾隆大讲“水”与“文”之源的对应隐喻关系：“以水喻之，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脉也。流也、支也、派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经而出。故吾于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文，愿溯其源。且数典天一之阁，亦庶几不相径庭也夫。”这似乎表面上认同了天一阁及其所隐喻的“江南”地域作为文宗的地位。可是在七年后，当乾隆写出《文溯阁记》时，则又有一段对文化之源的新解说：“若夫海源也，众水各有源，而同归于海，似海为其尾而非源，不知尾闾何泄，则仍运而为源。原始反终，大易所以示其端也。津则穷源之径而溯之，是则溯也，津也，实亦迨源之渊也。水之体用如是，文之体用顾独不如是乎？”

　　这段文字字面隐晦，但其喻意非常明白，那就是天一阁作为“江南”文宗的象征，即使在历史上具有源头活水的作用，也不过最终要汇聚于政治一统规制下的文化框架之内寻求自己的位置，这个过程就像万川归海一样地不可悖逆。其中“海”的隐喻实际上可以直接对应于《四库全书》修纂中广搜天下秘笈与严查违碍禁书的双向并进行为所昭示出的大一统构想。

　　以“众源归海”比喻为“文之体用”的关系，完全置换了北方京城作为政治中心与“江南”作为文化中心的空间对峙关系。在文网密布的清朝，是没有学者敢讨论、阐释“七阁”命名的源流关系的。直到近现代学者张崟（字慕骞，瑞安人，与清代乾嘉时期镇江画派代表画家同姓名，原浙江省图书馆采编室主任）对此深有所悟，他在《文澜阁〈四库全书〉浅说》中谈到：“案四库七阁名字均取水傍，虽镇江文宗，外似独异，而细籀其涵谊，则固寓‘江河朝宗于海’之意。”张崟意思是说，“江南”即使有再多可以变成人文渊薮的理由，也要归宗于大清文化一统格局这个“海”之内。面对文化一统这个“大本大源”之体，“江南”文宗不过是只具备“用”之资格而已。

　　当然要彻底消解那已积淀数百年且流传广远的江南屠戮之痛谈何容易，它必然会遭遇“江南”知识群体的持久心灵抗争，于是对“江南”寓言的续写与改篡的过程就演变成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笔者揣想，文宗之“宗”，在南三阁中，得名最早。就命名由头来看，是乾隆传承皇祖康熙文治功业（乾隆四十三年，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于金山行宫，两淮盐政拨款在行宫的左侧建藏书阁。阁完工后，赐名“文宗”，《题文宗阁》首联“皇祖图书集大成，区分五百廿函盛”。）从地理环境来看，镇江古为海门，文宗阁面南临江，江水环绕，有江河朝宗之势，更重要的是镇江襟江连海，宋孝宗赞金山“弹压东南二百州”，这里是京杭运河的重要节点，锦绣江南的门户。乾隆用命名“文宗”来显示自己统治着的这个马背上兴起的王朝控驭江南地区的实力，意在强调四海归宗，以“宗”字来强调包括江南在内的各地文化必须归宗一统，服膺大清的正朔统治。（乾隆《再题文宗阁》尾联：“百川于此朝宗海，是地诚应庋此文”）

　　而扬州“文汇“之“汇”，也是与“归宗”相应的“汇聚”之意。有人认为是指“扬州人文荟萃”之意，似乎简单了点。因为我们今天用的“汇”是简化字，正宗繁体字（正体字）为“匯”，偏旁“匚”，也不是水旁。汉代《说文解字》就是这字，后来古籍中偶而出现“滙”字，明人张自烈《正字通》说“滙”是“匯”字的异体。今简化字“汇”原是俗体楷书，省去正体楷书字形中的“隹”。

　　《四库全书》“乾隆御制诗”里的“文滙”的用的是异体字“滙”，大致一看，这是与北四阁的水旁的字形成一组系列，但似乎又不是这么简单。笔者忽发臆想，“滙，器也。从匚淮声”（《说文解字》。“匯”这个字从造字结构上来看，不就是将一个“淮”字框在里面么？既点明书阁属两淮盐政的管理，点明阁在淮口（扬州位于淮流入江之口），另一方面是用“匚”（器具、用具）来显示对学风深厚、人才荟萃的两淮地区文化的强行控制哦！因为这里毕竟发生过惨绝人寰的“扬州十日”，这是江南人士永远的伤痛！

　　对身居北京紫禁城的乾隆，江南的魅力不仅在于如画的风景，也在于那里的人。在乾隆看来，江南地区至少有两大类人与帝国的稳定与繁荣息息相关，一类是富可敌国的商人，一类是把握着文化霸权的士人。他反复考量的是如何更好地让这两大精英群体认同满族王朝的合法统治，从而更好地效命于朝廷，特别是要竭力避免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对帝国造成危害甚至走向反面。编纂（实际是“整理加窜改”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就说过“清人篡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颁贮《四库全书》和命名就是乾隆敷行文治的重大举措。当然要彻底摧毁那已积淀一百多年且流传广远的“江南仇恨”谈何容易！

　　从文宗、文汇的命名来看出，乾隆是强调大清四海一统的政治文化观，加强对江南（包括扬州）文化控制，隐隐表达了把江南一带作为文宗的忧虑和把它纳入皇家文渊之“海”的自信。这自信并非没有理由，因为在乾隆眼中，“《四库全书》就不啻为一座渊深无比的知识汪洋，任何异端的声音投入其中都会被融解无形。《四库全书》犹如巨大的磁场，融汇成万川归海的磅礴场面”。

　　裴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