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册库”看明代“祖制”的命运

　　一

　　今天的玄武湖，是南京最吸引人的名胜之一，常年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游人们可能很难想到，在三百多年前，这里却是一片禁区，警卫森严，人迹罕至。森严到什么程度呢？史载其时的制度是军官“……带同弓兵、军士、地方火甲人等昼夜往来，沿湖巡察”，以防止任何人试图接近湖区。

　　不仅老百姓不能接近，就是官员甚至天子近臣也不能擅自来到这里。弘治元年十一月，奉皇帝钦命到两广公干的太监郭镛路过南京。此人是皇帝的宠信，在宫中地位颇高。他听说玄武湖风景甚佳，遂带领随从二十余人，驾船到此一游。不料当朝监察御史孙纹当即以“故违禁例”、“擅游禁地”之名，迅即将此事报告给皇上，说“太监郭墉……虽祖宗严禁之地偃然不顾，前去游憩……坏国家之成法，起都人之惊猜，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不可一世的郭镛因此丢掉了两广公干的美差，灰溜溜回到了北京。

　　一片普通的湖泊，为什么如此戒备森严呢？

　　原来，玄武湖中的岛屿上，建有“黄册库”，存放着大明王朝的户口黄册，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户口本儿。

　　二

　　对户口本儿何以如此紧张？因为户口本儿对大明王朝的意义和今天迥然不同。可以说，户口制度是大明王朝一切制度的基础，是约束大明百姓的紧箍咒。

　　具体地说，户口制度维系着明代的职业世袭制，防止百姓自由迁徙，保证国家税收。离开了这些户口本儿，大明王朝就没法运转。

　　我们先来说说职业世袭制。

　　元代统治者把全国百姓按职业分成民户、军户、匠户等几个类别，规定职业世袭，不得改变。朱元璋推翻了元朝，却继承了这一政治遗产。具体办法，是把全国人口分为农民、军人、工匠、医生、阴阳等几类。在农民、军人、工匠这几大类中再分若干小类，比如工匠之中，还分为厨子、裁缝、船夫等。军户之中，还细分为力士、弓兵、铺兵等。民户之中，除了普通农民外，还有沿海晒盐的灶户，为军队养马的马户，给皇帝家看坟的陵户，管园的园户，种茶的茶户，等等。“籍不准乱，役皆永充”。也就是说，职业先天决定，代代世袭，任何人没有选择的自由。

　　这一制度自然方便了社会的管理，却在社会成员之间制造了巨大的不平等。比如军户，就承担着比一般家庭沉重得多的任务。首先，每一个军户家庭必须出至少一个男人到所属军队卫、所当兵，叫“正军”。“正军”一旦接到国家发来的入伍命令，他的家庭就要为他出“购置军装之费”，“买娶军妻之费”，“解送道路之费”，“军丁口粮之费”，所以“正军”上路，往往会使许多军户家庭一下子花掉所有家底。

　　因此明代“人耻为军”。正如“充军”这个词所揭示的，明代人一旦去参军，就如同当了犯人，“有如弃市”。军户之子，连娶老婆都困难，许多人四十岁了还结不了婚，大家都怕一旦嫁入“军户”，自己也就成了囚徒：“武陵多戍籍，民家虑与为婚姻，徭赋将累己，男女年至四十尚不婚。”

　　因此人们当然千方百计想摆脱军籍身份。在大明王朝建立不久，就出现了大量军人逃亡潮。到洪武三年，全国有记载的逃亡军人，就达四万七千九百余。这是统治者绝对无法接受的，因为这样就无法维持国防力量。

　　而黄册制度或者说户口制度，可以有效防止人们改变户籍。朱元璋建立黄册制度，要求全国每家每户，每十年一次，将自己的户口黄册报送到京师保存。这样官府如果怀疑你是“逃军”，就会要求你出示自己的户口黄册，和南京黄册库中的黄册进行对比。这一对比，就能发现你祖上是什么职业，让你逃无可逃。这就是所谓“惟据旧籍以查驳，庶欺隐者、改窜者始不能逃”。所以后来在弘治五年，南京户科给事中杨廉根据朱元璋的立法精神，这样说明黄册制度的重要性：“惟祖宗旧例，藏民册后湖，法禁严重，不许诸人窥伺，其深谋远虑固非一端。至于今日各处远年之册无多，而军民各籍大势不敢紊乱者，诚惧册籍之独存于后湖也。”

　　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有黄册底本存放在南京，各地老百姓才没法买通官员，改换户口。用韦庆远先生的说法，黄册就是全国百姓的“紧箍咒”、“捆仙索”，是足以制每家每户于死命的最后王牌。

　　三

　　实行黄册制度的第二个目的，是防止百姓随便迁徙。

　　从自身经验中，朱元璋明白，流民是对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为了便于管理，朱元璋取消了百姓的自由迁徙权。而黄册制度就是把人们捆在土地上的有力武器。如果某地发生灾荒，人们跑到外地要饭谋生，在造黄册时被发现，“所在有司，必须穷究所逃去处，移文勾取赴官，依律问罪”。官府就会要求你报出自己的户口信息，和本地直至南京黄册库中的信息进行核对，这样，你想谎报户口，随便到其他地方落户的企图就落空了。都要被押送回原籍，继续入黄册。

　　黄册制度的第三个作用是保证赋税。黄册与今天户口制度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光是用来记录人口信息，还要记载这一家的产业，用以确定应该承担多少赋役。因此，黄册既有人称为户籍黄册，又有人称之为赋役黄册。

　　历代王朝后期都会出现一种社会情形，就是豪强地主贵族等势力之家，招收人口，隐瞒土地，造成国家税收大量流失。黄册制度可以有效防止普通百姓寄名到大户人家逃税。同时，豪家大户通过种种手段逃避税赋，将负担转移到普通百姓身上，由此造成两极分化越来越烈，最终会吞没这个王朝。黄册制度也可以把这一现象压制在最低范围。因此嘉靖年间有官员说：“国家之急务，莫先于恤民。恤民之实，在平赋役而已。赋役之平，在慎攒造（黄册）而已矣。故册籍之造弗慎，赋役之派弗均，奸豪得计，民弱受害，国计之亏缩，民生之凋疲，恒必由之。”这些话确实说出了朱元璋的心声。可以说，没有黄册制度，朱元璋大移民、大土改、平均土地、财产的成果就无法保持。

　　四

　　正因为黄册制度承担着以上三重重要使命，所以朱元璋异常重视。这从黄册制度的严苛规定中一目了然。

　　黄册的规格有严格要求，用纸必须是上等厚绵纸，不得染色或者漂白。长宽各为一尺二寸，不得丝毫有误。必须用正楷书写，字体大小、行间距都有明确标准。每一页如果有一个字写错，就必须整页重抄，不得涂抹挖补。装订也有统一标准：必须用粗牢的绵线装订，可以少量使用浆糊，但浆糊中必须加入椒末等杀虫药来防蛀。

　　黄册制度是层层上报制，每次造册时，都由每家每户按官府要求的格式和内容，在“供单”上详细填写自己家在这十年内的人口、财产变化。各州县的主官须亲自审查黄册造办是否真实，每一项与供单记载是否完全相符，然后还要在黄册上签名画押，以示负责。然后将黄册交送到府里。府里同样按这个程序审查一遍，编成本府的总册，签名画押用印后送到本省的布政使司。布政使司审查后，再编成本省的总册，送交户部。最后由户部将全国人口、财产情况汇总，送交皇帝御览。

　　如果有谁敢于不执行这些规定，后果是相当严重的。洪武二十四年，因为在人口登记中发现了弄虚作假行为，朱元璋下命令，所有户口本都必须由家长本人亲自填写或者亲自口报，绝不许别人代为包办，如果有包办作弊，或者隐瞒人口财产不报的，经手人员“一体处死，隐瞒人户，家长处死，人口迁发化外”。

　　每到新册入库之年，明政府都要从国子监调来一千二百名监生，在御史等政府官员的带领下，进行“查册”工作。“定取国子监监生一千二百名，以旧册对比新册奸弊。”

　　对于黄册存放在何处，朱元璋也花了不少心思。之所以最后定于玄武湖。是因为它水面阔大，湖内有数个岛屿。对于玄武湖优越的天然条件，正德八年（1513年），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杨廉曾这样分析：“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藏天下黄册于后湖，至太宗文皇帝定都北平，诸司庶各类多随藏以北，独后湖之藏不动如故。祖宗深谋远虑，灼见于此，故都可迁而藏册之所不可改。不然，辇觳之下，如顺天畿辅之近，如真（定）保定之类，何为而不之京师，而之南京？盖后湖之广周遭四十里，中突数洲，断岸千尺，由是而库于其上，由是而册于其间，诚天造而地设也。其为图籍万年之计，殆无逾于此矣。”

　　很明显，朱元璋认为后湖这样环水隔岸的条件，是用来建设档案馆最理想的环境。建库于湖中心，一方面可以防火，另一方面又可以保证安全。这一看法得到了朝廷上下的认同，事实上，永乐北迁以后，明王朝的中央国家机关北迁，然而却单独把黄册库留在南京后湖，这更加突出了玄武湖地理条件之优越了。

　　五

　　朱元璋对自己给子孙后代留下的“祖制”是十分自信的。他认为经过自己这颗超级大脑几十年日夜不停的思考，这些“祖制”已经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没有改进的余地了。他不放心后代们的智力水平，所以一再强调，他留下的这些规矩，一个字也不许改。他嘱咐后代们“钦承联命，勿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他要求“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几乎明代每一个皇帝都要反复强调自己对祖训的恪守之诚。比如明宣宗就说：“朕祗奉祖宗成法，诸司事有疑碍而奏请者，必命考旧典。盖皇曾祖肇建国家，皇祖考相承，法制详备。况历涉世务，练达人情，谋虑深远，子孙遵而行之，犹恐未至。世之作聪明，乱旧章，驯致败亡，往往多有可鉴。”

　　而明代臣民一提起祖训，更是神魂飞越，推崇得无以复加，崇拜得一蹋糊涂。天启间潘孔壁的说法就很有代表性：“太祖……创制立法，至精大备，明明典则，贻厥子孙……真万代之龟鉴。列圣相承，二百四十七年以来，海内晏如……实我皇祖德泽，法度缠绵而巩固之……我皇祖经世大法，该而核，简而要矣！”

　　在这样强大的恪守祖训的政治传统之下，表面上看，黄册制度一直运行下来，而且规矩依然森严。黄册库初建时，只是在湖中的旧洲岛上建有少量库房。随着黄册每十年一造，每次汇送户部约六万册，新旧并存，册库也每十年增建约三十间。所以后湖中的册库与黄册，逐渐增多，布满了旧洲、新洲、中洲等各岛。洪武二十四年有册库三十四间黄册五万余本。万历三十年，增长到六百六十七间。到明朝灭亡前夕，后湖共收贮黄册达一百七十九万余本。正如后湖管册官、南京户部主事计宗道在一首诗中所形容的：“九州图籍归天府，万载珍藏亦富哉。”这样巨大的规模，在当时世界上是罕见的。自明洪武十四年起，至清兵攻陷南京，黄册库的工作前后二百六十多年从未间断。不论从它保管整理的档案的数量和文件利用的频繁程度，还是从它本身各种规定严密的工作制度，后湖黄册库都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档案馆之一。

　　但事实上，“祖训”远没有朱元璋所说的那样尽善尽美。某些朱元璋制造的土法上马又异常强大的政治机器，只有他这样的政治强人才能开动得起来。而他的后世子孙们根本没有那样的精神力量却操纵。明代中后期，黄册制度其实只剩了空壳。

　　首先，库内的黄册数量虽然迅速增加，但质量已经大大下降，甚至徒有其表而已。

　　朱元璋制定的明确而严格的黄册制造质量标准在洪武、永乐年间得到了贯彻。这两朝的黄册后来被人称为“铜版册”，就是说它坚固厚实，有如铜版。然而明代中期之后，各地造黄册已经不再遵守原来的规定。嘉靖三年，南京吏科给事中彭汝实这样说：“各库黄册式样大小不一，中间全损亦殊。大抵体裁最阔大者多损，体裁稍窄小者多全。盖惟阔大则翻阅既难，晒晾不便，收藏搬运之际，亦未免于损破矣。”

　　朱元璋规定必须使用厚实白绵纸造册，然而明中期以后，许多地方为贪污经费，专门以脆薄的劣质纸张造册。更有许多在造黄册时动了大量手脚的底层官员为了毁灭罪证，特意使用容易被虫蛀的上过粉的纸来造册，装订时又违反规定，使用大量面制浆糊。这样，黄册送到后湖之后，不久就会被蛀蚀一空。

　　这一着很奏效，明代中期之后，后湖黄册库经常发生黄册“通架蛀光”的情况。弘治三年（1490年），黄册库共有七十九万二千九百余册，但其中壳面不存，不同程度被虫蛀或腐烂的已达六十四万七千三百册之多，占百分之八十一以上。

　　不但用纸严重违反规定，内容也越来越敷衍塞责。朱元璋本来要求是正楷，后来却普遍是“字迹潦草，行款参差”。

　　这种状况所反映的，绝不仅仅是基层胥吏们的贪赃枉法，更反映出官僚体系整体的败坏。否则，如此明显的不合呈式之处，各级负责审核的官员何以不能发现？后湖收册官员何以竟能接收？

　　六

　　黄册外表的走样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黄册内容的严重不实。

　　按理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发展，人口的上升，明朝总的田地量应该逐渐增长。然而在黄册中的记载，却恰好相反。而实际负担田赋税粮的田地却愈来愈少。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册记载全国的土田总额为八百八十万四千六百二十三顷零六十八亩。到了弘治十五年（1502年），在黄册上登载的全国土田总额只剩有四百二十九万二千三百一十顷零七十五亩，一百十一年间，全国土田居然减少了四百五十余万顷。

　　与此相同，明代的人口数，居然也是逐渐下降的。嘉靖八年（1529年）六月，霍韬在修《大明会典》前夕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写道：“洪武初年，户一千六十五万有奇，口六千五十四万有奇。时甫脱战争，户口凋残，其寡宜也。弘治四年，则承平久矣，户口繁矣。乃户仅九百一十一万，视初年减一百五十四万矣；口仅五千三百二十八万，视初年减七百一十六万矣。”也就是说，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根据黄册户口数字的统计，人口已经达到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人。但到弘治四年（1491年）造册时的户口数目，人口反减至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干一百五十八。按理，洪武年间兵革初息，弘治时则承平百年，加上贵州等边远地区都已经开始纳入户口统计，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这只能说明黄册制度已经失去效用。

　　朱元璋制定黄册制度的目的之一，是使富户多承担赋税，从而减轻贫困家庭的负担。所以他将普通百姓为分“三等九则”。关于上、中、下户等的划分，因各地情况不同而有所差别。富户除了正常税赋外，还要承担协助政府收税等任务，贫户的负担则十分轻减。但是到了明代中期之后，实际情形完全颠倒过来。基层官员们通过造册，大量营私舞弊，他们不按照实际情况录入人口、田产信息，通过转嫁，造成了穷人多交税役，富人逃避税役的现实。有实力能钻营的富户，在黄册上都被列为了“下则”贫户，而一些贫户却被无端编在了“上则”和“中则”之中。顾炎武就说：“夫审户者，原以分别贫富当差，为贫者便。而今曹邑数十年来，豪强户尽行花诡，尽逃上则；下户穷民置数十亩之地，从实开报，反蒙并户。县官耳目不及周至，贫者并，富者除，往往皆然……卑县（万历）三十三年到任之初，犹执前定户则以拘头役，其间家无寸土，糊口不足，叫号吁天者，比册中所戴中等户则也；其所称下下户者，皆富厚之家所支分节派而来也。……”

　　朱元璋制度黄册制度，另一个重要目的是维持户口分类制度，防止人口自由流动。到明中期之后，这两个目标都完全落空了。

　　永乐二年，左都御史陈瑛说：“以天下通计人民不下一千万户，官军不下二百万家。”

　　然而到了正统五年，明朝控制力下降后，军户逃亡者居然达一百二十万人。卫所士兵远远不及规定，有的只有一半，有的不到十之二三。

　　更为严重的，是普通民户也开始大量逃亡。

　　宣德时期（1426—1435年）江南太仓县的情况是：“忱（指周忱，时为江南巡抚——笔者）尝以太仓一城之户口考之，洪武年间见丁授田十六亩，二十四年（1393年）黄册原额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户；今宣德七年（1432年）造册，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户。实又止有见户七百三十八户，其余又皆逃绝虚报之数。”

　　隆庆时期（1567—1572年），福建省福宁州的情况是：“吾州之籍，自嘉靖以视洪武，户减三之二，口减五之三。自今以视嘉靖，不能加其什一。”

　　万历时期（1573—1620年），江南应天府的情况是：“（应天府）图籍，嘉靖末年户口尚及正德之半，而今才及五分之一……”

　　这几个例子可见明中晚期民户逃亡之普遍。这种情况下，里甲制度也维持不下去了。大多数地区“里甲寥落，户口萧条”，“里无完甲”。嘉靖时期，江南某些地区，“有一里仅存四五甲者，有一甲止存一二口者”。明末陕西的情况，“有一里一百一十户内，止存十余户者，有一甲十一户内，止存十余丁者，有数甲全逃者”。

　　由于这种情况，人们开始称黄册为“伪册”，顾炎武说：“国初田粮皆有定数；自洪武以来，凡几造黄册矣，然今之粮皆洪武初年之粮，而今之田则十二三耗，非洪武矣……又况猾民作奸，乃有飞洒、诡寄、虚悬诸弊，故无田之家而册乃有田，有田之家册乃无田，其轻重多寡，皆非的数；名为黄册，实为伪册也。”这个时期的黄册，早已完全丧失了管理户口和合理征收赋役的作用，“每见十年大造，费民间无限金钱，不过置之高阁”。

　　官府每当奉命造册的时候，照例是一再拖延，值到拖无可拖时便敷衍塞责，照抄旧册，一字不改，“天下大造黄册，率皆誊写旧本，无一实数”。后湖黄册库人员把有些地区送解来的新册与上次旧册查对，竟发现在丁口、事产、开除、实在各个方面，新旧两册竟完全相同，也有一些在新黄册中仍然登记的人户，其实早在一百数十年前便已全户死绝，在历届黄册内也注明是绝户，但每年还是要照抄一遍，下注“绝户，事产俱无”。不敢把这些户从册籍上勾除掉，为的是怕被后湖黄册库查驳。更滑稽的是，有些地区的黄册上所记的人丁不少是年达百岁以上的。据计算，万历十一年（1582年），仅扬州府兴化县一县之内，即有百岁以上人口的户达三千七百余户之多，每户往往又有这样的老人一二人甚至多人，其中有人无产的又有二千九百余户。这种怪事，显然是由于造册人员一味抄誊旧册，每次普遍递加十岁而造成的。清初顺治十三年（1656年），户部尚书孙廷经还向顺治帝报告过，明末有些黄册所开人户姓名及其事产，仍然是明初洪武年间的姓名和数目。

　　既然黄册巳逐渐丧失价值，于是就出现了一套专供州县衙门实际应用，而又并不住上报的册籍，当时叫实征文册，或叫实征黄册，也有叫做白册的。《古今图书集成》就当时的情况记载说：“所谓黄册，只取应虚文，非其实矣。有司征税编摇，自为一册，曰白册。”

　　最后，明王朝不得不以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取代了黄册制度。随着一条鞭法的实行，黄册制度本可以寿终正寝，但在“祖宗旧制”的威力之下，黄册每年依然按照旧例层层编造上送。黄册制度不再有任何积极意义，剩下的完全是弊端和祸害。它从编造、申解、保管、查驳到补造这一系列过程，也就退化成一个彻底的反复科敛舞弊的过程。

　　七

　　明朝灭亡之后，弘光小朝廷终于发现了黄册的用处：他们把这些档案用做了造甲和火药的原料。

　　这一发现并没有挽救南明政权。清军大举南下，轻而易举地攻占了南京。他们带着浓厚的好奇心，参观了这个充满传说的黄册库。他们惊讶地发现，尽管明朝在崇祯十七年就灭亡了，但黄册库中最后记载的，居然是崇祯二十四年的户口人丁数字。原来这是崇祯十五年最后一次编造的黄册中，各地官员为了省事预造出来的。这成了人们叹息明朝的一个最好例证。

　　官员们清点了明代黄册，发现仍存一百七十九万七千余本。其中五十五万五千五百三十由工部变卖，得银一万六千六百余两。有七十二万八千五百斤，由工部发给靖南王耿继茂造甲用了。有五十八万一千多斤，由江南总督马国柱等取造火药。

　　曾经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档案馆的黄册库至此灰飞烟灭，以致后世学者要研究这一著名制度时，几乎到不到一本存世的黄册。而2010年初我慕名去玄武湖参观“黄册库旧址”时，发现那只有一栋现代的粗糙的钢筋混凝土仿古小楼，里面陈列了几张质量很差的史料图片而已。

　　张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