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不复存在的旧书摊

　　正如他们在使用支付宝和Kindle的人中间会显得格格不入一样，在这个快递员和城管飞速穿行的时代，他们也不得其所——他们不在莲桂路口摆旧书摊已经快9年了。在他们的书摊像雨滴一样被蒸发之前，去他们那儿淘书，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2001年我搬到现在的居住地时，莲桂路口的旧书一条街已存在多年，顶峰时期有十几家书摊。他们黄昏出来，在落日余晖中将书一本本摆上帆布，到晚上八九点，散步的人都不见踪迹，他们就将书一本本收拾到麻袋里，各自回家。

　　开始我们并不和睦。我那时尚未发福，还未长成一个学者的样子。他们对我不太客气，我一讨价还价，他们就板起脸，似乎我侵犯了他们的尊严。

　　那些旧书贩子各有特点。有个小瘦子，好说话，“给钱就卖”。有个老头，留着孙中山式的胡子，腰板挺直，像个将军，喜欢炫耀文史知识，但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尤其爱说：“你知道搞甲骨文的四堂吧？郭鼎堂、董彦堂、罗雪堂、王观堂！”人没反应，他就怏快；人夸他博识，他就翘起胡子笑。我常打击他，比如要他说四堂到底都出了哪些书，他就语塞，胡子下耷，脑壳转过去。又有个胖婶，喜欢抽烟，特别固执，后来我才明白她是为了不被人看轻。她对熟客挺耿直，你一还价，她只有一句：“拿去嘛，你说了就是。”还有个大叔，长得有点像倒霉版的迈克·道格拉斯，脸随时苦着。他摆摊最早，收摊最晚，但因为不怎么招呼顾客，生意不太好。我倒喜欢买他的书，品相好，卖价也公道。

　　那两年可真是快乐。我跟兄弟们爱在莲桂两路喝酒，去时必经莲桂路口。我总要在那淘会儿书，再抱着去喝酒。有时喝完酒在附近打麻将，老输，后来我把买的旧书放在奶娃旁边，就不输了。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国庆，那个下午夕阳特别好，我从老家回来，跳下公交车，直奔莲桂路口。他们全在，满是节日气氛，把平时舍不得的好书都拿出来了，争先恐后给我看。我像阅兵的主席一样在书摊中穿行，一边跟他们开玩笑，一边一抱一抱地买。那次买了好几十本书，不乏精品。

　　快乐总是短暂的。2004年，成都创国家文明城市，旧书一条街遭灭顶之灾。开始他们还像敌对分子一样跟城管打游击，后来终于放弃。“这次来真的了，我们整不下去了。”小瘦子嘟哝说。

　　摆摊的人越来越少，我还是一样去逛。我和他们之间发牛了微妙变化：如果他们喊价，总比我预期的低；如果我喊，就会稍微喊高一点。

　　有个黄昏，我又去淘书。小瘦子招呼我去他家。他将书收拾进麻袋，放上自行车推走，我在一旁跟着，七拐八拐到了一个老小区。他的住所就是仓库。“不管啥子书，两块钱一本，你挑吧。”他说。我忽然有点难过。我挑了将近两百本书，给了他六百块钱。他用麻袋装上，推着自行车，跟到我小区。

　　再后来，摆摊的人只剩“倒霉的道格拉斯”。莲桂路口的旧书一条街，他是最后的守望者。即使被城管没收书、驱逐了好多次，他仍坚持了将近一个月。最后，莲桂路口的旧书一条街终于消失了。

　　如今我很少去莲桂路口，因为没有了理由。我也很少跟兄弟们去莲桂西路喝酒，因为各自都有了孩子。偶尔路过莲桂路口，我会习惯性地看看街的两边，看有没有奇迹出现。这一刻，我想念那些曾在莲桂路口卖旧书的朋友：这些年城市的变化更大了，到处都是挖掘机，愿它们不要挖断你们的生计；这两天成都也下起雨来，愿雨水不要打湿你们那已经不复存在的旧书摊。

　　（陈峰荐自《看天下》）

　　文/宋石男 责编/我不是雨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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