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的象征

　　2009 年12 月13 日，经济学一代宗师萨缪尔森去世。

　　萨缪尔森的故去，夸张一点说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一个全才时代的逝去。萨缪尔森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被认为是“最后一个经济学通才”。不过，他的学生斯蒂格利茨也夸口自己是“另一个最后的通才”。有趣的是，这两个人都对经济学的方方面面感兴趣，包括商业周期、一般均衡、资产价格、税收、公共财政理论、国际贸易、消费理论等，他们都在“嗜好”一栏里豪爽地写着：“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

　　作为美国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萨缪尔森的获奖贡献是“提升了经济学数理化”的水平。在萨缪尔森之前，很多经济学家都是杰出的数学家，比如门格尔（Carl Menger），但他们使用数学含蓄而羞涩，主要用文字描述。为什么呢？门格尔认为，数学很容易过度狭窄地刻画人类行为，比如边际递减分析，而边际递减的原理表明了人们总是第一时间来满足最迫切的欲望，但是满足到一定程度，并不迫切处于很闲适的境地时，消费一个东西和消费下一个东西的区别并不显著。但是，萨缪尔森式数理定义的边际递减，偏导为负（凸性假设），严格产生逐次递减的格局，这其实是将人类行为苛刻化和机械化。门格尔是一流的数学家，但是他觉得用数学模型定义人的行为，造成严重的信息耗损和描述扭曲，是不值得的。但萨缪尔森显然是走上了一条与之背离的道路，他的文章布满了各种数学符号和微分方程。

　　用一个不是特别贴切的比喻，门格尔认为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生物学，它无法用一些简单的类似物理学的力学方程来刻画，而萨缪尔森觉得经济学就是人类力学。萨缪尔森的工作创造了不可遏制的潮流，现在的经济学论文如果没有数学几乎没法存活，大量三流的数学专业、物理专业学生开始充斥经济学课堂，他们发现这条“萨缪尔森后门”是如此简单，仅仅用一些低等的数学方程就可以确定博大微妙的人类行为。

　　萨缪尔森是如何走上“数理狂人”之路的？这可能同其求学时期的经济学界状态有关。萨缪尔森早期最着迷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就是用数字举例的，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也用一些数学来说明局部均衡状态，但是这些数学都是说明性和例证性的，它不是对理性人的行为描述，而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愿意采取数学来刻画经济行为。于是经济学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是语言的争论，是咬文嚼字，很多有意义的争论在语辞中被耗尽了。这在芝加哥大学读学士的萨缪尔森看来是很没劲的事，经济学的交锋不应当跟文学争执一样，他于是自觉地大规模使用数学工具，力图使描述对象行为清晰化，非常简单粗暴地说明问题，也非常透彻地找到争执的焦点。

　　不过，萨缪尔森却用撰写经济学入门教材的方式来更改自己“数理狂人”的形象。他写了一本享誉世界的教科书《经济学》，且平生最大的乐趣就是不断修改它，推出新的版本。这本书是他人生的一个折射，集复杂性、矛盾性、分裂性和开放性于一体。

　　《经济学》是杂糅着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的教材，萨缪尔森称之为“新古典综合”。但严肃的人们都认为它是“新古典捏合”，因为它综合得太生硬了。这本书的微观部分主要被马歇尔思想主宰，宏观部分则由凯恩斯挂帅，微观和宏观始终是脱节的，宛如精神分裂，就像两套语言，宏观经济学没有微观基础，微观经济学得不到宏观操作。这本教材对凯恩斯主义者是一个刺激，因为他们发誓要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找到微观来源。要知道，凯恩斯主义的微观基础是一些行为学和心理学，比如动物性精神、流动性陷阱、三大行为倾向悲观性衰减等。新凯恩斯崛起的确产生了一些新玩意，比如不对称信息，但是这种修补非常零碎，《经济学》还是分裂着。

　　萨缪尔森将这本1948 年初版的教材看作是时代的记录，并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修订，大部分内容已面目全非，很多特定阶段的结论也统统被删改。例如，在该书第三版中，萨缪尔森认为技术模仿加高效管理可以让社会主义经济轻而易举超越资本主义经济，他还对苏联G D P 超过美国的时间做出了预测。但最终的历史结果却让这位教授很尴尬。苏联经济被高估了，因为其主要靠军工和能源拉动，最高峰时期也只有美国的1/3，并不断处于崩溃和拉回崩溃之间。

　　这种误判在萨缪尔森担任《新闻周刊》专栏作家时更明显。他不断对宏观经济进行猜测，但是却不断被证明是错误的。他证明了一个用数理狭窄刻画人类行为的人的确不能理解人类经济的真实状态。他最有名的误判来自和老对手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争执。由于当时凯恩斯主义一统天下的基本性观点是“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C u r v e），即通胀和失业率存在一种消长关系，通胀上去失业率就下来，反之亦然。但弗里德曼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不全面的，因为通胀会带来预期，人们会将这些预期反作用到经济行为中，造成“菲利普斯曲线”的失效，即会存在“滞胀”：又失业又通胀。而萨缪尔森说，这绝对不可能。当然，最终误判的还是萨缪尔森，而“滞胀”这个词也是萨缪尔森预言失败后被总结出来的。

　　误判证明了萨缪尔森不具有深邃的眼光，但却证明他有开放的心灵和接纳现实的勇气。他不肯轻易归属于某种意识形态阵营。萨缪尔森原本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接受的是古典经济学，但当时美国“大萧条”的大量失业景象令他对古典自由主义表示怀疑，因为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存在如此大规模失业的问题。于是，他义无反顾投身到哈佛大学汉森(AlvinHansen) 教授的凯恩斯主义阵营之中，并且在麻省理工大学建立起跟哈佛大学分庭抗礼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系。但是他内心深处并不认为这两派是“对抗性”的，而认为它们是“补充品”关系。他对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非常欣赏，与其保持终身友谊。他曾表示，很乐意被弗里德曼说服，例如，弗里德曼设计了“自然失业率”（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这个概念，萨缪尔森觉得这个概念不错，竟然也加入了对“自然失业率”的寻找之中。最后，他苦笑说：“我被弗里德曼浪费了时间，也许没有这个玩意，弗里德曼总有些好点子，但他有时走得太极端。”这说明，萨缪尔森没有任何学术门派上的成见，他几乎能抛弃任何“定见”来加入新奇的领域。相比之下，另一位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托宾（James Tobin）则完全不同，他对后学斯蒂格利茨等人寻找“自然失业率”的行为极为愤怒，斯蒂格利茨回忆说：“托宾压根就不相信他不愿意相信的东西，他认为自然失业率是零。”

　　开放的心灵使得萨缪尔森不是顽固的凯恩斯主义者。在其学生肯尼迪当政期间，智囊团被凯恩斯主义者占据，增加财政开支、加强税收、提高政府支配能力是这些人的意见的主流，萨缪尔森则对此表示怀疑，他觉得很多事情做过头了。所以，他在顾问队伍里面变成了一个最不像凯恩斯主义者的凯恩斯主义者。他对肯尼迪说：“你应当减税，同时要平衡预算，向外界传递政府的财政平衡责任。”他的意见几乎像一个里根主义经济学家。

　　另一个著名的故事是，萨缪尔森在逝世前写了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论文，怀疑自由贸易会带来双赢的结果。他以中美为例，认为尽管两国存在比较优势，但随着交往的持续，这种比较优势并不是固化的，因为中国的一些和美国优势相近的部分同样提高生产率，从而形成比较优势下的竞争性转化。这意味着，自由贸易在某个时点上会创造出强大的冲突，使得国受损。由此引申理解，则意味着必要的贸易保护也是可以成立的。他的这个判断掀起了巨大波澜，要知道自由贸易大师巴格瓦迪(Jagdish Bhagwati) 是萨缪尔森的学生，而萨缪尔森本人也是自由贸易的旗手，他死前的雄文颠覆了他的标志。而如果没有开放的心灵、破除意识形态化的勇气，他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正是这种渴望交锋、没有门户之别的“前见”、不断探索和怀疑、保持开放心灵，让萨缪尔森成为了伟大的“通才”。尽管他经常得出昏聩的结论，捏合无法调和的学派，反对过去一直坚守的信念，创造了数理主义的“后门”，但他依然是一位极其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本身就折射出目前经济学界所应欠缺的优良品质：随时反省、不应自大、保持开放、接纳清晰、懂得边界，而这些对中国经济学界尤为重要。

　　（作者为《21 世纪经济报道》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