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笔记：三种原因把李璟鹏推上了受贿犯罪之路

　　透过李璟鹏受贿案十几卷厚厚的案卷，理清了李璟鹏受贿的详细经过，可以发现三种原因造就了今天的李璟鹏。

　　之一：交易型友谊

　　李璟鹏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个子约一米六十七八，体形略胖，圆形脸，架着一副近视眼镜，一眼看上去更像一个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并不擅长交际。到哪贺州市房地产界约80%的老板都跟他有交往，而这种交往更多的是权钱交易的一种交往，更没有“知心”可讲，正是他掌握着整个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审批权、施工许可审批权和工程质量监督权，才能引来无数的阿谀奉承，违心夸赞。

　　从案件情况反映，没有一个房地产商对他是真心交往。其中，一个长期向他行贿的房地产商纪某说：“我每年都送钱给他，他已经习惯了，我也没有和他说太多就走了。”这是房地产商送钱给李璟鹏后说的，他就是直接到李的办公室或者车上，把钱送给他，三言两语，就连常规的嘘寒问暖的礼节性的话都没有说完整。该房地产商说：“因为李璟鹏性格有点内向，合不来，我本来就不愿意与这种人交往，平时与他也没有什么交情。除了办事，要去见他外，我与他没有私下的交往。”

　　这种交往真是有点像到菜市场买菜。问：“瘦肉多少钱一斤？”答：“十五元，要多少？”“来一斤。”接着就是“扑”的一声沉闷的砍肉声，再就是“叭”的肉扔上台称的声音，最后是付钱走人。钱货两清，各干各的事，行贿者和受贿者大多是这种情况，没有超出权钱交易之外的情感可言。

　　之二：监督缺失

　　2012年，贺州市官场曾出现一场大地震，副市长毛绍烈因涉嫌职务犯罪被立案侦查。李璟鹏在这个时候也嗅到了味道，毕竟他长期以来收受房地产商的贿赂，而且有的是带着索贿的行为，他担心难免不被别人举报。就在这段时间里，李璟鹏每天都关心检察机关发布的消息，他急切地想知道毛绍烈案后检察机关对贺州官场查处会不会扩大。

　　2012年清明节前后的一段时间他预感到情况不妙了，一天早上他刚刚出门想去上班，到门口时不小心被地上的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差点摔了个跟斗。这天他又折回来，没有去单位。他的担心和预感终于来了，来得太快了，超出了他的想象。事情确实超出了李璟鹏的想象，2012年年初时，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已经掌握了大量关于李璟鹏受贿的举报，同年4月6日，自治区检察院侦查指挥中心的督办命令下到了贺州市检察院。贺州市检察院接到督办命令后，立即组织力量对李璟鹏涉嫌受贿行为展开外围调查。4月11，贺州市检察院对李璟鹏立案侦查。

　　通过侦查发现，李璟鹏之所以能掌控整个市的房地产公司，是因为其拥有让这些公司不得不屈从的行政审批权和行政处罚权。根据《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乡规划法》等法律法规，房地产公司要进行房地产开发，必须走完下列程序：房地产项目首先要得到发改委立项——政府详细规划和建筑单位方案批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这就是建规委的行政审批权）——施工许可证（建规委的行政审批权）。2004年3月，李璟鹏升任建规委副主任，主管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的审批，2009年后又加多一项职权：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三大权集于一身。

　　根据李璟鹏案发后供述，只要进入建规委范围内的审批权：建设工程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两证就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不用经过班子讨论的，只要材料齐全，经过我批准后，直接到大厅办证就可以了。这种方便的办证流程，让李璟鹏充分享受到了权力给他带来的好处，只要他想批就批，不批就不批，可批快点，也可批慢点。可见这些行政权力基本是不受监督的。

　　之三：对法律的无知

　　很多房地产商没有基本的法律常识，这大多与他们成长经历有关。从案件反映的房地产老板从业经历看，他们大多出生在上世纪50或60年代，有的是下岗工人出身，有的是农民出身，也有的是个体户出身。他们基本上都是从改革开放时开始干起，经过了几十年积累，取得了原始资本。当我国房地产进入飞速发展时代时，正好是他们有资历有资本的年龄段，于是便又毫不犹豫的扎进了房地产市场的大海里，奋力捞金，发展壮大。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推进，依法治国水平越来越高，无法而治的年代一去不返。但他们依法办事的观念尚未形成。 “人情礼仪”的办事思想根深蒂固，行贿人和受贿人都受这种因素影响，送钱人寻求一种心理安慰，收钱人也心安理得。

　　由此，“礼”便成了行贿人行贿的一个心理由头。于是，在工作中也存在一种心理寄托，行贿之后希望受贿者工作是给予其关照。在这种情况下，礼仪规则便突破了传统的意义而触犯了法律。这种求“礼”而不求法的情况在当今社会还是存在的，正是因为有这种这会心理基础，阻碍了依法行政的开展。

　　（文/廖勇勤 广西贺州市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