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清醒的悲观主义者

　　【√】毕飞宇对他书写的“疼痛”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其实并不想让人以为他是“苦难的言说者”或是“历史的审判者”

　　自1991年发表处女作《孤岛》以来至今，在二十多年的文学创作中，因为更倾向用文字揭示人生的负面元素，比如其中存在的各种困境和欠缺，作家毕飞宇一直被认为很擅长书写各式各样的“疼痛”。他自己也曾经用“疼痛”二字概括自己所有小说的共性。一直以来，“疼痛”都是读者解读毕飞宇及其作品不可忽视的关键词。

　　毕飞宇对他书写的“疼痛”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其实并不想让人以为他是“苦难的言说者”或是“历史的审判者”。在近期出版的记录自己童年往事的非虚构新作《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中，毕飞宇摆明自己的立场，他作为一个在“文革”中长大的孩子，却用了轻快的笔调写出自己因为懵懂竟而欢天喜地的童年，用反差来体现对那个时代的悲悯情怀——这是毕飞宇在以往“疼痛”书写上新的突破，“不想让人落泪了，要有更加成熟和清醒的立场”。

　　毕飞宇承认自己的悲观主义，但他强调自己是“清醒的悲观主义”。到底是怎样的经历让他擅长用“疼痛”的悲观主义的眼光去关注生活？他所谓的“清醒的悲观主义”又是什么？

　　没有故乡，没有姓氏

　　对毕飞宇而言，自己之所以拥有一个敏感的身心，“与自己在苏北农村的童年生活有关”。他身为教师的父母在“文革”动乱被下放到农村，毕飞宇从此便开始了一段“疼痛”的生活。

　　那是1969年，5岁的毕飞宇离开了出生地杨家庄，跟随父母到了一个叫“陆王”的村子。在陆王村，一位比毕飞宇大七八岁的邻居看到了他家里的城镇居民粮油供应本后，告诉了他一个秘密：他是城镇户口，和杨家庄和陆王村都没关系。本来就认为自己已经背井离乡的毕飞宇才知道连他的出生地都不是他的故乡，经真相这么一敲，“连泥土都掉光”。

　　1975年，在陆王村生活了7年后，父母的工作又调动，一家人又去了中堡镇，再过了4年，他们离开中堡，去了兴化县。到兴化时，毕飞宇已成长为15岁的少年，父亲告诉他“我们回老家了”。可兴化的“老家”，却显得陌生又奇怪。“我的家居然还有代号：201、203，每一床被子和每一个枕头上都有鲜红的‘人民公社’。到了吃饭的时候，所有人都拿起碗，穿越大街，去一家机关食堂”。这里毫无故乡的亲切感。

　　毕飞宇回忆那时候自己就像一名“老家”的“新客”。而“新客”的感受是忧伤的，毕飞宇开始想念他童年呆过的地方，“我想念我的‘杨家庄’，想念我的‘陆王村’，想念我的‘中堡镇’，我坚定了一个想法，我有过故乡，只不过命运把它们切开了。”15岁的少年毕飞宇在这些思绪中一下子“老了”。

　　和所有小孩一样，毕飞宇知道自己父亲的名字比使用“爸爸”的称谓来得晚了很多。他还记得很小的时候，一群人闯进家里带走了父亲，他自己一个人走出门，发现附近学校的操场上站满了人，他们大声喊着“打倒毕明”。毕飞宇凑近了看，遇见一个老太太。老太太看到他就问，晓得毕明是哪一个？毕飞宇说，不晓得。老太太说，毕明就是你爸爸。再长大一些，毕飞宇在家里偶然看到了父亲多年未用的私章，隶体朱文写着“陆承渊”，才被告知父亲曾是名养子，收养他的人家姓“陆”，后来才改叫毕明。

　　无论是“陆”，还是“毕”，都不是毕飞宇原来的姓氏。原来姓什么，连他父亲也说不清楚了。这就是毕飞宇认为自己没有故乡、没有姓氏的由来。小时候的毕飞宇觉得自己和“汉奸”差不多，注定一生漂泊，难以认祖归宗。

　　将“疼痛”的书写融入现实生活

　　事实上，人的一生都在弄清楚两件事情，“从哪来”和“到哪去”。而这样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毕飞宇，在闲暇的时候，内心很复杂，有着许许多多的猜想，这恰恰给了他无限的灵感和绝妙的笔触。这种经历就像一种预示，他只能成为作家或诗人。

　　“命运让我这样，我就这样了。”毕飞宇说。

　　毕飞宇告诉《方圆》记者，漂泊感对他最大的影响，首先是他对语言的敏感。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种方言进入另一种方言，少年的身心由是布满了探测周围的敏感神经，他的大地是“色彩的”大地，是“声音的”大地。“这声音很奇怪，你不能听，你一听它就没了，你不听它又来了。泥土在开裂，庄稼在抽穗，流水在浇灌，这些都是声音，像交头接耳，鬼鬼祟祟又坦坦荡荡。无数细碎的摩擦，波谷在流淌，从天的这一头一直滚到天的那一头”。所以作家迟子建曾说“毕飞宇的小说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灵光闪烁的”，可见他语言节奏的感染力。

　　然而，与其说毕飞宇是一个“热爱疼痛”的人，不如说“在艺术和小说认识方面，他对悲剧特别热爱”更可信，因为这符合拥有敏感身心的毕飞宇的气质。大学时期，毕飞宇读到俄国评论家别林斯基的一句“任何艺术，到了悲剧之后，就往下走了”，从那开始，毕飞宇与“悲剧”气质相投。他说，书写“疼痛”需要具备的，正是作家的身心和气质。

　　毕飞宇还记得，真正把自己的生活同写作捆在一起，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最后一个夏季。大学毕业的他，一个人来到南京一所偏僻学校里任教，除了上课、踢球，“23岁的年轻人还没有能力处理无穷无尽的时光和无穷无尽的精力”，到了晚上，别人都睡了，他拿起笔趴在床上写到凌晨，直到《孤岛》诞生，发表在了《花城》1991年的第一期上。

　　写完《孤岛》，毕飞宇住进了医院，“有生以来第一次打了点滴”。“《孤岛》我今天并不满意，可我依然喜爱它，因为它寄托了我的那个夏季……它使我明确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我的写作既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又不仅仅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我指的是理想”。

　　从那开始，“疼痛”的主题如影随形。在《孤岛》中，毕飞宇写了一个封闭小岛上的“疼痛”。“小岛没有变成一个乌托邦、一个新的桃花源，相反，却充满了人与人的争斗、残杀、欺诈”。评论家汪政看出，毕飞宇从《孤岛》开始，“就带有现代人对社会结构演进的判断，有着明确的当下指向”。可见，毕飞宇的“疼痛”是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紧密结合的。

　　《孤岛》之后，毕飞宇的创作经历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发展轨迹。他早期《祖宗》、《楚水》、《雨天的棉花糖》等作品，着重表现的是战争、权利等极端特殊场域中的变异与撕咬；而在后期创作中作品则渐渐趋向于常态生活中特定人物在社会环境之下的性格变异，如《哺乳期的女人》、《玉米》、《青衣》等。这是毕飞宇将写作转而融入现实生活的结果。

　　毕飞宇承认，以前每当他听到“一个小说家要去主动接触现实生活”时，心里会冷笑，觉得没才华才会去现实生活中誊写故事。可是越来越多的经历告诉毕飞宇，最朴素而正确的结论就是：写好小说，必须了解现实生活。

　　两年前，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推拿》是毕飞宇用小说方式介入现实最好的佐证。因为运动受伤，毕飞宇去推拿房认识了很多盲人朋友，与盲人之间的相处，让毕飞宇比平时多生发出很多感慨，一次被一个盲人姑娘帮助过暗道的经历坚定了他写一部关于盲人群体小说的决心，而《推拿》中第四章，用“慈善”的幌子、“同情”的言论粉碎盲人都红音乐梦想的那场向残疾人“献爱心”的大型慈善晚会，则取材于毕飞宇在生活中的体验，他发现每次有丑闻的明星复出都会去做些慈善积攒人缘，那些受助的残疾人需要在镜头前微笑并喜极而泣，毕飞宇从中看出一种别样的“恶”，一种被“慈善”光环包围的“疼痛感”。

　　而在今年第1期《人民文学》上，毕飞宇又发表了一个叫《大雨如注》的短篇小说。故事内容很简单，处于社会底层的大姚夫妇努力想把女儿培养成超越他们出身的“上等人”，但奔波于各种兴趣班、成绩优秀、外表又乖巧可人的女儿姚子涵内心却自有一套价值体系。一场大雨过后，姚子涵突然病倒，醒来后精神错乱，竟只会说英语了。大姚夫妇望女成凤的愿望成泡影，留下了破碎的家庭。毕飞宇告诉《方圆》记者，小说的原型取材于他在报纸上看过的一则真人真事，他也有一个儿子，对孩子的培养让他关注中国的教育问题，于是他写下这篇小说，绕开对学校教育的正面评判，聚焦到家庭中来。

　　都红、姚子涵等人物，都是普通生活场景中的普通人物，在毕飞宇笔下，他们面对的也是最常态的生活环境，然而伴随着作家的叙述，这些人物“总是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命运的死胡同”，这种对生活负面及命运进行悲剧性批判的演变，增加了毕飞宇对“生存疼痛”书写的深度和广度。

　　普世价值与作家身份的独立性

　　因为倾向于对负面生活的描写，毕飞宇毫不讳言自己的悲观主义。他并不认同现代文明带给人生活的改变，他认为，“当今中国的变化其实并不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大，变化肯定有，但落实到日常生活、基础心态、情感方式、思维惯性这些地方上，并没有质的不同。”

　　可他对自己的悲观主义又有清醒的认识。在书房里，他酿造出来的悲剧性的“故事”是他书写的一个选择，是他的一段“心灵的历程”，而一旦回归到真正的现实生活中，他还是那个爱运动爱开玩笑，“说一件事的方式和一个出租车司机讲述的没什么两样”的普通人毕飞宇。

　　而对于以擅长书写“疼痛”主题的一位作家应保持怎样的立场，毕飞宇的认识越来越深，也越来越清醒。早在写《推拿》时，他就有清晰的认识，因作品题材涉及残疾人，会被人误以为“离不开同情与关爱”。但毕飞宇说，小说家不可以做同情与关爱的注射器。他坚称，人的立场是他唯一愿意坚守的立场，而不可能是残疾人的立场。

　　而当毕飞宇要写一本记录自己童年往事的非虚构作品时，他认识到，作为一个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作家，其童年和少年的经历，肯定避不开“文革”，但他却要求自己，在保持苦难书写的前提下，“避免因为拥有过苦难，而‘想当然’把自己弄成了历史与道德的审判者”。他希望这是一本当下的书，“很世俗”——吃过了晚饭，一位父亲或母亲抱起了他们的孩子，然后拿起《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一字一句地给孩子读。

　　他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讲过“普世价值与喇叭裤”的故事。他少年时代，有一天，在一条船上，看到一个没穿喇叭裤的小伙子无来由地抽了穿着喇叭裤的小伙子一巴掌。先打人者给出的原因仅仅是因为“看不惯”对方的裤子，就这件事情，船舱里开始七嘴八舌，可让毕飞宇觉得惊讶的是，议论者们大都讨论的是那个穿喇叭裤的小伙子该不该穿喇叭裤，却没涉及那个没穿喇叭裤的小伙子该不该打人。

　　“人不可以打人，这是一个普世价值。我们恰恰把它忽视了……普世价值是什么？我认为并不复杂，其实就是每一个人的心中所固有的，是全人类的本能，而不是时代的本能或民族的本能。”他希望作家认同的是普世价值，而不被特殊价值干扰，保持独立、自由。

　　他这样解释风俗和法律的关系：风俗是最为亲切的法律，而法律则是最为彪悍的风俗。风俗在一头，法律在另一头。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好和坏不是从一头开始的，好，从两头开始好，坏，也是从两头开始坏。在任何时候，好风俗的丧失都是一件危险的事，这不是我的危言耸听。——这是他对普世价值的认识。

　　毕飞宇告诉《方圆》记者，在构成人和社会关系层面，他一直有着“毫无来由”的正义感和使命感，这是他与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相似的地方。“塞万提斯了不得，他将人类基本的愿望写出来了。他预言了我……好的作家，能把千家万户的秘密写出来”。

　　《方圆》记者 毛亚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