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闻

　　五九国耻纪念日谈

　　吾国之奇辱，莫五九国耻（1915年5月9日，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经过与日本长达105天的谈判和周旋之后，被迫接受日本《二十一条》中的十二条内容之事件。条约签订后，袁世凯亲书两道密谕，要各省文武长官勿忘签约的5月9日为国耻日，密谕号召“凡百职司，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申儆人民，忍辱负重”）。年年闹国耻纪念，已闹了好几年了。但是大家都当作佳节一般，及时行乐，不想个雪耻之道。大约中国一天不亡，就蒙一天耻。

　　这回奉直战争，双方血飞肉搏，打得很厉害。那些作壁上观的外国人，都说这样才是真的战，双方都见力量。然而勇于私斗，总不是事。我很希望这些健儿省些私斗的力，移作将来捍卫国家之用。当着这国耻纪念日，把“雪耻”二字深深刻在脑中心中。养精蓄锐磨练十年，便起来一雪五月九日之耻，从此除了这个国耻纪念日外，更添上一个雪耻纪念日。这才是你们的真胜利，这才见得你们的真力量。

　　（1923年5月9日《大公报》）

　　◆点评：国耻纪念和雪耻纪念，一字之差点明“耻”之真意。

　　日本情报局在重新建立中

　　[新华社十三日讯]东京消息：恶名昭彰的日本战时的情报局正在重新建立中，现在的所谓“内阁调查室”，就是它的雏形。这个“内阁调查室”是吉田内阁和各特务机关联系的枢纽，专门负责收集反苏、反共的情报，并进行宣传工作。

　　负责这个特务机关的是现任日本国家地方警察本部警备部副部长村井顺。而国家警察中的所谓“警备警察”实际上是“情报警察”，这增加了村井顺工作上的便利。村井顺经常出入美国特务机关，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

　　（1953年4月10日《光明日报》）

　　◆点评：日本的情报战、间谍战由来已久，值得警惕。

　　美国诬蔑中国的阴谋失败

　　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从4月29日到5月18日在日内瓦举行了第十八届会议，审查同今年3月生效的一项关于鸦片问题的议定书有关的一些新措施和“东南亚地区非法贩卖麻醉药品问题”。

　　早在这次会议举行之前，美国就通过其麻醉药品局，在3月底就所谓倾销鸦片问题对中国发出了许多诬蔑，来为美国政府在国内和全世界推行的贩毒、吸毒活动推卸罪责。它们说什么中国种植鸦片“当摇钱树”，利用它来“取得外汇”，中国的云南省是鸦片的主要来源之一等等。美国代表在这次会议上重复了这些彻头彻尾的捏造。

　　但是美国代表的造谣和诬蔑只得到蒋帮和南朝鲜“代表”的积极支持。连负责化验被缉获的毒品的联合国化验所也找不到什么像样的“证据”来支持美国对中国的诬蔑，不得不说，根据化验的结果，真正来自中国大陆的样品过少，不能明确肯定鸦片系来自中国。甚至泰国政府向会议提出的一项报告中也承认，某些从事贩卖鸦片的人是同流窜于泰缅边境的国民党残匪有关的所谓“移民”。报告说，这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人民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解放战争期间就离开了中国，“同国民党散兵一起来到泰国”，他们同缅甸边境上的国民党残匪有“密切联系”。这个报告虽然只提到蒋帮的贩毒活动，但是谁都知道，国民党残匪之所以能够在这些地区进行这些活动，完全是由于美帝国主义的支持。

　　苏联和匈牙利代表在会上对美国代表的无耻言论表示反对。

　　会议最后通过的一项决议只说，对东南亚地区“严重”的贩毒情况“表示关切”。美国没有能够达到它对中国进行诬蔑的目的。

　　（1963年6月1日《人民日报》）

　　◆点评：外交斗争，既要事实，也要雄辩。

　　如实上报统计数字竟受到打击

　　我是晋城县五金交电化工公司统计员。

　　去年十二月初，我们公司领导决定批发部八日停业盘点，十六日再开业。今年一月初，公司张副经理通知我：“十二月统计只报盘点前一至七日的实销售总值和实销售类值，盘点后即16日至31日的实销售总值322356元转到1981年元月，作为1981年开门红的基础。”我提出，按规定，统计报表必须如实反映经济活动的真实面貌，这样报不合适。但张副经理说这是领导集体决定的，非这样报不可。经张签字的隐瞒数字的报表上报后，我向地区分公司和县统计局如实反映了情况，并另作了报表。事后，分公司追问此事，我公司领导大为恼火，对我进行训斥，逼我交待动机，说我想把公司搞乱，破坏安定团结，还在两次职工大会上进行不指名的批评，向我施加压力。

　　我坚持统计工作的原则，竟落到这样的结果，这不是坚持原则的人受气吗？！现在虽然地区分公司和县统计局支持我，可他们隔了一层，纠正不了这种歪风。

　　（1981年11月2日《光明日报》）

　　◆点评：今年是全国经济普查之年，但愿类似的统计不要重演。

　　“金圆券”下的生活

　　蒋介石统治到1948年，真叫人没法活下去，法币暴落，物价飞腾。“金圆券”（蒋介石反动政府发行的一种伪币）出来以后，物价一天不知要涨多少次。当时按黑市算，一个特技工人每月工资才能买二十七八斤玉米面，一个小工每月的工资还买不到18斤！工人一领到工资，马上就得跑去买粮食，只要前后差一步，价钱就要差两三角。而且说也奇怪，只要工厂一开支，粮价涨得准快。

　　一次，刚领到工资的王大妈起五更就到粮店门口排队。好容易才轮到王大妈，她腿脚不灵便，颤颤悠悠地靠近柜台问：“掌柜的，棒子面多少钱一斤？”

　　“你没看见牌子上写着一元二吗？”账房先生不耐烦地回答。

　　王大妈一面问价，一面抖了抖口袋上的尘土，接着把金圆券和口袋递给伙计说：“给我称十斤。”伙计刚要伸过手去接，掌柜的突然停下拨弄的算盘，看了看表，喊道：“老王，先到外面改下牌价，玉米面一元四角一斤，大米……”

　　王大妈惊惶问道：“我这该算一元二吧？”

　　“一元四。”掌柜的漫不经心地回答。

　　王大妈顿时气得发昏，一屁股坐在门坎上，放声大哭起来：“这日子还让不让人活啊？……”

　　“这世道，穷人到哪里去说理。你不买，说不定再涨上几角。”人们劝解。

　　王大妈满脸泪痕，一路哭哭啼啼，提着八斤半玉米面回家了。

　　（1962年7月5日《中国青年报》）

　　◆点评：看似戏剧性的情景，其实是当时通货膨账、民不聊生的真实写照。

　　（责任编辑：叶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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