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方管理思维方式的差异中看中华传统管理文化精神

　　【摘要】一个民族的兴衰强弱，无不与文化的兴衰强弱密切相关。文化决定人们的价值观、是非观，而作为民族文化的核心的思维方式，既反映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又构成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因此，文化管理是时代的一个大趋势。

　　【关键词】传统管理文化 思维方式 和合

　　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世界各国开始注意到东亚已悄然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特别是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成为国际市场上强有力的竞争者，他们的经济指标和和社会综合发展水平高居世界的前列，并称为“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地域面积不大、人口稠密、自然资源并不丰富、经济底子较薄，那它们是靠什么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促使它们经济增长的共同因素是什么？在这诸多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目前，虽然学术界对促进“亚洲四小龙”腾飞的原因仍未完全达成共识，但有一个观点却是基本一致的，即是儒家文化是“亚洲四小龙”乃至整个东亚经济崛起的精神支柱。一个民族的兴衰强弱，无不与文化的兴衰强弱密切相关。文化管理是时代的一个大趋势。文化决定人们的价值观、是非观，而作为民族文化的核心的思维方式，既反映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又构成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

　　一、中西方管理思维方式比较研究的意义

　　文化是一个民族文明的结晶，地理空间的距离阻碍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但客观上也为中西方文化独立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便产生了文化差异。我们进行中西方管理思维方式比较，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知己知彼，才能增强民族自信，促进平等对话

　　过去几十年由于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人们进行中西方文化比较，往往是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以欧美工业文明为标准或参照系，去观察思考和评价中国文化的，因而看中国文化的消极面多，积极面少。进行中西方管理比较研究有利于廓清“欧美中心论”的影响，增强民族自信心，提高民族文化的自觉性，确立中国管理文化在世界管理学中的地位，推动以管理为载体和媒介的中西方文化的平等对话与交流。

　　（二）转变思维方式，实现管理创新

　　创新已成为眼下一个最时髦的词汇，人们普遍意识到创新是一个企业和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源泉。然而一切创新的关键是思维方式的创新，管理也是如此。因此，转变、创新管理思维方式，也是进行以思维方式为核心的管理文化比较研究的重要目的和任务之一，而这一点对现实的管理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三）探寻结合之道，引领管理趋向

　　进行中西方管理思维方式比较研究，为的是从更深层次上揭示中西方文化差异产生的原因，认识中西方在管理上之所以采取某种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必然”原因和“应然”的理由。从而在更高境界上去评价二者的利弊得失，思考二者的定位、结合问题，并由此探寻中西方管理的结合之路。

　　二、中西方管理思维方式差异

　　（一）“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

　　西方文化在管理学领域处处表现出天人相分、分析思维的特征。不仅应用管理学学科丛生，研究范式五花八门，而在管理理论研究领域即使就某一方面立论，亦可独立成家，学科划分越来越细，现代管理理论丛林愈来愈密。

　　天人合一观体现在管理上，就是中华文化把人道治理与天道运行相联系，认为国家社会的管理必须与自然规律相适应，使人与自然相和谐。应当指出，我们强调顺应自然，并不是说人类在自然法则面前是完全被动的、无能为力的；而是认为“人能弘道”，运用“天人合一”观指导管理，其理想的目标就是风调雨顺、物阜民丰、政通人和、国泰民安。也就是说要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自有其深刻性和高明处。它对于今天的人们从更高层次认识管理问题，看待和评价事业的成败得失，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一人类管理的最高目标，仍是具有极大的启发和指导意义的。

　　（二）一分为二与中庸之道

　　在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总是表现出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如在重物与重人、关心生产与关心人，二者之间摇摆不定，表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作为西方人的潜意识、无意识乃至于集体无意识在自觉不自觉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管理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的难点和重点恰恰在于，要善于寻找对立两端的适度结合点，要透过两极对立的表面体认其背后的“中”，而不是要在二者之间作非此即彼的排“中”选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在管理中体现出的艺术性在于：一是强调事物只有适度的合理性，所以处理实际问题，把握管理过程，要注意掌握分寸、火候，要恰到好处，恰如其分，使决策的结果比较理想，而不是一味追求最大最优。二是要全面辩证地认识和分析有关各方的意见分歧，不做绝对的肯定和否定，因为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是非对错的标准都是人为划定的，因而往往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三是观察思考问题，要从问题的两极换位思考，关注对方的愿望和诉求，最终以折中妥协的方式产生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或办法，各种意见都有让步又都有体现，才能调动各方的积极性。有“中和”而产生一种合力，使两极复归于“中”。从而在“中”的状态下推动事物的发展。

　　（三）功利与境界

　　源自西方的“人权、民主”观念作为对当下生存状态的关怀，属于“权利”和功利范畴，“境界”则全在自身的修为，向内追求，人们在评价中国社会历史时总是认为，因受孔孟的影响，中国文化中缺乏西方那样的民主法制传统和相应的权利意识，其实这只是反映了人们生存方式与思维方式的不同。儒家是把“富民”“养民”“惠民”同“教民”一样，看作是实现理想境界不可或缺的内容，把增进民众福祉看作是可大可久的德业。由此可见，儒家并没有忽视人们正当的物质利益。

　　三、中西方文化交流与学习的前景展望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兴起的“中国文化热”中，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管理思想、管理文化的研究，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价值得到重新认识和评价。有的学者还提出了“东方管理学”的概念，写出了有关论著。1997年在上海举行的世界管理大会上，来自30对个国家和地区的众多专家就世界管理的发展趋势展开讨论。代表们将中国道家儒家墨家思想与现代管理相融合，提出了现代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没有管理的管理”，即无为而治的管理。

　　所以，如何看待中西方管理文化的差异呢？就应该遵循中庸之道所强调的“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自然法则，兼容并包，达到和而不同的“和合”。只要本着这一原则精神，在宇宙大自然法则的作用下，就会自然衍生出二者有机结合的最佳途径和方式。

　　文/李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