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和唐僧，也可能是党卫军

　　阿蒙·高斯

　　出自电影：《辛德勒名单》

　　在《辛德勒名单》里，奥斯卡·辛德勒救了一千一百多个犹太人的性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当然是另一个同样英俊潇洒，却残暴到极致的纳粹党卫军军官阿蒙·高斯。而阿蒙·高斯这个人也的确是在历史中真实存在的。

　　电影里，他的出场十分经典，刚刚到达波兰Plaszow集中营的阿蒙·高斯坐在敞篷车里参观集中营，副驾驶的一名军官在向他汇报集中营的各种情况，然而阿蒙·高斯的反应是一边用手帕蒙住鼻子，一边吐槽道：“我们他妈的为什么要做敞篷车？”（因为天气太冷），然后询问对方自己的别墅在哪，在知道答案之后愤慨的说：“你他妈的告诉我这是别墅？！”显然，与战争局势、如何处置这帮犹如“蛇虫鼠蚁”的犹太人相比，他更关心怎么较为安逸舒适的生活在这片集中营中。

　　随后，我们看到阿蒙·高斯的残暴和变态，在屠杀克拉科夫犹太人的前夜，他大言不惭地说：“犹太人在商业、科学、教育和艺术等等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然而这一切，会在今天夜里成为谣言并终结，就像从未发生过。所以，今天是历史性的一天！”清晨起床之后，他闲着没事就会站在他高高的别墅台上射杀那些“偷懒”的犹太人，而杀这些犹太人根本没有理由，因为他们根本不是人，是老鼠、是蝼蚁。

　　然而这个纳粹军官也并非毫无人性，至少在电影里面是这样。他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给自己当女佣的犹太女子，内心充满迷茫、挣扎和不安，他残暴，却也可怜，所以当看到辛德勒当众亲吻了犹太女子之后，他对这个投机商人产生了巨大的崇拜和好感，甚至因为他的入狱为他求情，皆因他不敢做的事，辛德勒却轻易地就做了。

　　Schutzpolizei

　　出自电影：《钢琴师》

　　也并非所有的二战片都把纳粹军官刻画得令人深恶痛绝的，《钢琴师》里就有一个。因为战争不得不四处逃亡的波兰犹太钢琴家史标曼限制只允许在犹太人区生活。在那里他受尽凌辱。他逃出来后在城市的废墟中藏身，但是因为缺乏食物已经濒临死亡的边缘，直到有一天夜里，饥肠辘辘的史标曼想到楼下取出一盒罐头，罐头从台上滚落下来，滚到了一个纳粹军官的脚边。纳粹军官淡定地问他：“你到这里做什么？你是谁？”而此刻的史标曼却因为饥饿与恐惧颤抖不已，他告诉纳粹军官，我只是试着把它（罐头）打开。

　　之后，纳粹军官问他是做什么的，在得知他是个钢琴家之后，纳粹军官把他带到了一架破旧的钢琴前，示意他来上一曲。史标曼开始在月光下演奏，在钢琴架上，摆放着纳粹军官的军服和他的军帽，不远处，纳粹军官坐在椅子上静静地聆听，曲子从舒缓到伤感到揪心的痛楚再到愤慨和不安，它诉说了史标曼长久以来因为家人分离、被迫逃亡的内心的凄苦，以及对同胞的不幸的哀怨，也打动了本应杀掉他的纳粹军官。

　　与之前的《辛德勒名单》一样，《钢琴师》同样是改编自真实的事迹，它改编自钢琴家伍拉迪斯罗？斯皮尔曼的回忆录《死亡的城市》，所以片中钢琴师史标曼的经历与那位最终庇佑他逃脱死亡的纳粹军官都是曾真实发生的，正如导演波兰斯基所说“该片以令人吃惊的客观笔触描述了那段时期的真实情况，客观到了近乎冷酷和精确的地步。书中波兰人有好有坏，犹太人有好有坏，德国人也有好有坏……”他希望他拍出来的影片最大可能地接近于事实，而不是那种典型的好莱坞风格电影。而这里的德国军官，也应该是二战片里最令人感动的纳粹人物之一。而在真实历史上，那位德国军官据说比电影当中还要帅，传言有人曾见过他一张照片，身穿白色制服，侧脸……

　　康尼少校

　　出自电影：《兵临城下》

　　《兵临城下》与《辛德勒名单》和《钢琴师》这类电影不同，虽然这里面的两位狙击手确有其人。这部电影讲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德、苏两军对峙，双方士兵互相厮杀、尸横遍野，但前两部大部分内容都属实，而《兵临城下》更像是一部典型的好莱坞商业大片，在这里面，有英雄、有反派，有美艳的女主角，也有惊天动地的爱情，而影片对战争的描述则是少之又少，在神枪手瓦西里和他的爱情之间，战争反倒成了一种陪衬。

　　所以这部电影里的那位从德国而来的狙击手康尼少校则反倒格外出彩，大多数时候，他都不需要台词，只需用少有的几个眼神、几个表情就能让人感受到这个神枪手的强大气场。与裘德·洛扮演的那个稚嫩的狙击手瓦西里相比，康尼少校更善于打心理战，他常常有着出奇的直觉和极镇定的内心，他锐利的双眼仿佛能看透你的内心，让你隐隐的不安。在俄国擦鞋童面前，他微笑地和他成为朋友，神情亲切，让你仿佛觉得这只是一个平常的在平常不过的善良人；当德国军方要求他回到德国的时候，他拿出了徽章希望以此献给自己战死沙场的儿子；当他意识到那个小孩子只是对方的一个引诱自己上钩的间谍，他又凶残的把他杀了挂在高高的台上示众，并以此作为引诱瓦西里的诱饵。你甚至会产生幻觉，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好人，只是时势不同造就了不同的境遇。以至于最后他脱帽迎接死亡时的那种坚定和平静令人记忆深刻。

　　文|本报记者 罗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