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徐道隣的传奇人生

　　可以想见，如若徐道隣不曾背负那份源于传统孝道伦理的沉重“发愿”，历史上或会出现一个更纯粹洒脱的法学家。但今人亦不能抛开“复仇者”这个角度，来评判徐道隣的人生抉择。

　　1934年秋，在中日局势更趋危机的关头，病榻之上的蒋介石“极想设法打开僵局”，便口述一篇以《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为题目的长文，让秘书长陈布雷记录，希望此文能让日本“醒悟”，“克免同归于尽之浩劫”。文章写好后，考虑到题目敏感，蒋介石认为自己署名不妥，陈布雷也因政治关系不能署名，于是二人商议，以幕下徐道隣的名义发表此文，取其名“徐徐与邻邦道来也”之深意。

　　同年9月，这篇发表在《外交评论》杂志上的文章引起各大报章的争相转引，这让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徐道隣因此“暴得大名”。就连鲁迅在写给萧军、萧红的信中谈及时局，也提到了徐道隣，认为他是“现代阔人的代言人”，做了蒋介石的“传声筒”。

　　然此种声名的大增并未使徐道隣得意，从其好友阮毅成日后对他的回忆中，可窥得徐当时的一二状态。“公余之暇，徐道隣仍旧和友人们去所在南京的夫子庙小酌，又常顾画舫，泛舟于秦淮河。从复成桥到文德桥，再到利涉桥，听两岸河房中传出来的笙歌，看两岸河房中明灭的烟火”--谁也不知这位28岁的年轻人真正的心事。

　　3年前，留德读书的徐道隣凭借博士论文《宪法的变迁》获得柏林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论文《宪法的变迁》，不仅“德语措辞精确晓畅、援引文献严谨广博”，且对“宪法变迁”这一深奥抽象论题的讨论十分深入，“实在无法令人相信是出自一位年仅25岁的中国法学者之手”。精到如是，因此很快得到德国最大出版公司的青睐并刊行问世，而同时代获得博士学位的胡柏、德·曼兹诸公却无此殊荣。

　　数年异邦文字耕涯终有所成，“若继续潜心问学，假以时日，俨然一代宗师的气象”。然在1932年，归国之后的徐道隣却选择脱离书斋，投身到并不擅长的政治领域，做了蒋介石的秘书和蒋经国的家庭教师。

　　当代学人用“惊鸿一瞥的宪法学彗星”来感叹徐道隣弃学从政之举。而他为何做如此选择，这得从他长久以来承担的一份“父仇”执念讲起。

　　前后心境已然不同

　　徐道隣是民国名将徐树铮的三公子。

　　徐树铮，字又铮，号铁珊，江苏萧县醴泉村人。徐树铮是清末秀才，弃文从武，为总理段祺瑞所赏识。1905年，段祺瑞出资送徐树铮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5年后，徐树铮回国，在段祺瑞手下效命，成了段祺瑞的“死忠粉”及“首席智囊”，人称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小扇子”。

　　1914年，年仅34岁的徐树铮当上了陆军部次长。1916年，段祺瑞任国务院总理，徐树铮再任陆军部次长兼国务院秘书长。为了推荐徐树铮，段祺瑞甚至不惜当面与袁世凯翻脸。

　　段祺瑞宠信徐树铮，看重的是他的才干。徐树铮可谓文武双全。“他的书法遒劲，诗词雅致，精通经史，与当时名士林琴南、张謇、柯劭忞、马通伯谈学论道，相交甚笃”。不仅如此，徐树铮对音乐也有精深研究。1925年，他奉命考察各国政治，在伦敦大学东方研究系、英国皇家学院发表演讲，题目分别是《乐通于政》、《中国古今音乐沿革》，内容深奥，让翻译头痛不已，却赢得在场专家赞叹，连《泰晤士报》亦大表钦佩。

　　除此之外，徐树铮又是长于政治、军事谋略的行动霸才。1919年10月，官任西北筹边使的徐树铮兵不血刃，使受沙俄控制而“自治”的外蒙回归祖国怀抱。孙中山得知后，称许道：“吾国久无班超其人，执事（指徐树铮）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

　　然自古才士多狂傲，身为北洋袍泽，除了段祺瑞，徐树铮几乎看不起任何北洋同僚。袁世凯曾如此评价徐树铮：“又铮其人，亦有小才，如循正轨，可期远到。但傲岸自是，开罪于人特多。”

　　1918年，徐树铮在天津先斩后奏，以《惩治盗匪法》为由，枪毙了陆建章。陆建章是天津小站练兵出身，曾任军政执法处处长，杀人如麻，有“屠夫”之称。但徐树铮不经审判，就地正法陆建章，难免牵涉背后派系之间的利益冲突。“且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原是徐树铮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夫人亦是同学，两家关系本不疏远”，所以徐树铮此举，于法于理，均未允当。

　　陆建章之死，仇恨的种子在一个人的心中深深埋下，他就是陆建章的外孙，颇受其恩厚的冯玉祥。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发动政变，囚禁了大总统曹锟，后与奉系张作霖共同控制了北京政局，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段祺瑞考虑到冯玉祥与徐树铮的私仇，恐冯对徐不利，便委任徐为“考察欧美日俄政治专使”，令其出国避难。

　　第二年冬，徐树铮考察完回国。乘专车北上见段祺瑞复命。此时北京、天津一带，正在冯玉祥国民军的控制之下，段祺瑞知徐树铮进京必有危险，曾电阻徐北上。可徐树铮不相信有人敢谋害政府专使，从容进京复命。至京述职完毕，徐树铮又不听劝，执意南返沪上。“据说当日段祺瑞案前曾出现‘又铮不可行，行必死’的字条，段祺瑞急派人送去给徐树铮看，徐树铮并未在意”。

　　1925年12月30日凌晨，徐树铮的专车行至廊坊，被冯玉祥指使部下张之江挟持而去。风雪之夜，一声枪响，一代枭雄徐树铮，暴尸荒野，终年46岁。徐树铮是政府专使，身为同僚的冯玉祥自然不会承认自己杀人，为掩众口，冯布置了一个陆建章之子陆承武为父报仇的现场。段祺瑞得知徐树铮之死失声痛哭，可明知冯玉祥作假，奈何没有把柄在手，也只好隐忍不发。

　　此时的徐道隣年仅19岁，正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他回国奔丧，再默默返德继续学业，前后心境已然不同。

　　他曾在《二十年后的申冤》一文中提到自己那时的心路历程：“凡是读中国书，听中国戏，看中国小说的人，对于他，没有一件比替父亲申冤报仇更重要的。但是我那时知道，对于我，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冯是一个手握重兵的大军阀。我是一个赤手空拳的孩子，怎么能谈报仇？想要报仇，必须努力向上，在社会上有了一点地位，然后才能作此想。因此我下定了决心：先拿报仇的精神去读书。等书读好了，再拿读书的精神去做事；等做事有点成就，再拿做事的精神去报仇！”

　　拿读书的精神去做事

　　“下定决心”之后，徐道隣前半生的路线如是展开，且分毫不差。1925年返德之后，他以《宪法的变迁》顺利拿到了柏林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其公法学造诣甚至超过了同时期的德国学人。回国后，他开始考虑“拿读书的精神去做事”。

　　徐道隣襁褓之时，曾坠地伤足，因乳媪匿而不告，数年后遂成痼疾，终生不良于行。无法如父亲一样投笔从戎，徐道隣要“做事”，只能选择从政了。因父亲徐树铮与蒋介石交谊，回国后的徐道隣被蒋介石招至麾下，历任国防设计委员会、行政院参议、中国驻意大利代办、考试院铨叙部司长、行政院政务处处长。书生参政，表面风光，个中滋味，只能冷暖自知。

　　据徐道隣的女儿徐小虎回忆，徐道隣做了蒋介石的秘书，并不特别得意。“那时候一到夏天，蒋介石就要到庐山避暑，父亲会跟着去，两人几乎是朝夕相对。父亲喜欢吹笛子，晚上经常吹，蒋介石也很喜欢听他吹。我那时候小，听到那昆曲的笛声哇哇哭，因为凄惨得不得了”。

　　徐道隣显然不擅长在政治中“翻筋斗”。庐山避暑，他非常不喜欢宋美龄的奢侈做派，因为宋美龄一上山，就要雇挑夫搬上去一大堆东西，宋美龄一到，徐道隣就告辞回家。

　　1938年，徐道隣赴意大利使馆任代办。密切关注墨索里尼政府对华外交。中意断交后，徐道隣回国任了考试院铨叙司司长。在考试院的那3年，徐道隣曾3次提出辞职，原因是他的政策主张不能获得同僚的支持，但连续3次，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都支持了徐道隣的决策。

　　学者陈夏红在其文《徐道隣的三次辞职》中提到徐道隣在任期间的贡献。在战火纷飞，人才难求的情况下，他推动了《公务员任用补充办法》的施行。陈夏红说：“由此办法通过任用者，历年不乏其人。若无此补充办法之救济，被阻挡在铨叙之外者，其数量可见一斑。”

　　以法之名的复仇

　　这段时期，徐道隣复仇的机会并非没有。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开始，徐道隣曾得到过一次除去冯玉祥的机会。

　　那时冯玉祥在泰山，这让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很不安。韩复榘当年是冯玉祥手下，在中原大战中叛冯投蒋。现在昔日的长官就在身旁“休息”，这使得韩复榘感到威胁。而当时正担任国民政府参事的徐道隣，使苦于找不到适当借口除去冯玉祥的韩复榘看到了希望。他找上徐道隣，说愿助徐“一臂之力”。

　　徐道隣是何等聪慧之人，他意识到韩复榘是想效仿当年冯玉祥杀害徐树铮的方式“借刀杀人”，让自己在其中扮演如陆承武般的假孝子。留学德国学习法治的徐道隣，一直认为复仇之道，要诉诸法律，暗杀之类的卑鄙手段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应该有的，所以断然加以拒绝。

　　“父仇不报，非夫也”，父亲被杀后的20年内，没人听徐道隣说过一次“冯”字。这样的仇恨，何等的彻骨。徐道隣在等待时机，一个有利于其进行诉讼的时机。

　　1945年，日本投降。一天，还在上小学的徐小虎听到教他演戏的曾老师对她说：“小虎，你爸爸了不得。”说完，曾老师就流泪了。徐小虎急忙问，怎么回事？老师告诉她：“你不懂，将来会懂的。”

　　徐小虎后来才明白，老师是在报纸上看到了她父亲辞职的消息和起诉的新闻。这年，是徐树铮遇害20周年，杀人罪的追诉年限转瞬即到。徐道隣先是辞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职务，再向重庆北碚法院及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起诉张之江和冯玉祥（冯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控告的罪名是杀人罪。

　　之所以在起诉前辞职，徐道隣有他的考虑。作为蒋介石秘书班里的人，徐道隣听到了蒋介石和冯玉祥不和的风声，徐的辞职是为了同蒋介石划清界限，以免被人误认为这是蒋介石指使自己整冯玉祥的行为，同时也是希望自己这样做能得到蒋介石的支持。

　　徐道隣的辞职是照准了，但控告却无结果。原因是蒋介石虽是想整冯玉祥，但徐道隣未和他商量便进行诉讼，这使得蒋十分被动，蒋也怕徐的行为会被人解读为是受己指使。于是，军事委员会批示下来，依据民国十四年适用的刑法，杀人罪的告诉时效是十五年，法律以技术手段，委婉地拒绝了徐道隣的诉讼请求。徐道隣马上以抗战八年时效中断为理由提出抗诉，但无论是军事委员会还是法院，再无下文。

　　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徐道隣后来谈到这件事，他说：“我在递状子时，原就担心不会有结果。但是我一定要向社会指出，谁是那个一直躲在他人背后指使杀人的主凶。他纵然有胆子行凶，但是在二十年后，有人指出他杀人罪行时，他却没有胆子承当，他这种狼狈喫蹩的情形，也使我略感安慰。只是含冤二十年，既未能手刃父仇，也未能使犯人正法，终不免抱恨终天，唯有祷告和希望历史的制裁，永远在人间发挥其正直的力量。”

　　有关徐道隣的评价，学者徐复观曾在1980年的一篇文章中如下撰述：“道隣尝有志于事业，而其才又足以副之。然当未可直道而行之世，道隣辄欲直道而行；遇本未可与言之人，道隣常甘冒交浅言深之诮；于是屡试屡踬，殆亦势所必然。及憬然有觉，转身从事学问，则迷途已远。”

　　可以想见，如若徐道隣不曾背负那份源于传统孝道伦理的沉重“发愿”，历史上或会出现一个更纯粹洒脱的法学家。但今人亦不能抛开“复仇者”这个角度，来评判徐道隣的人生抉择。

　　陈新宇在其新作《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中对徐道隣的“复仇”有自己的理解：“徐道隣的复仇显得比较独特，或许这与徐受过法学教育，受其规训不无关系。他的隐忍，他的坦荡，他的气节，是这个并未成功的复仇故事中让人最为印象深刻之处。当他投出诉状的一刻，不管成败，他都已经获得了心灵的解脱，‘以直报怨’，这是君子之风。”

　　逝世前最后一篇文章

　　1980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曾出版了一本《中国法律传统论文集》，该书为哈佛大学东亚法律研究系列作品之一，是当时海外汉学对中国法律传统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在书的扉页上，写着这样一行字：谨以此书纪念徐道隣--一位杰出的中国法律史学者，他以三种语言写作，促进了我们对一个伟大传统的理解。

　　但据陈新宇了解，此书在中国内地的反应寥寥，不得不感叹，“徐氏一生，由学术而入政治，再回归学术，‘寂寞一生，从未得意’”。

　　辞官后的徐道隣重返学界，担任了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1951年，徐道隣到了台湾，被自己曾经的学生蒋经国软禁十多年。1962年，解除软禁后的徐道隣到了美国，先后执教于密歇根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回归学界的徐道隣，似乎淡出了原来专攻的公法领域，在法史研究领域成就卓越。有学人认为，“徐道隣复归学术后之所以专情中国法律史学的研究，端与其身处异邦，心怀故土的晚年境况有关”。然无论是他之前专攻的公法领域还是后期的法史学研究，在中国现代法学学术史上，徐道隣都是一个易数。

　　瑞士学者韦纳·凯基在1946年出版的《宪法作为国家之法的基本秩序》一书中，曾征引或建议参阅徐道隣著此文及《宪法的变迁》一书达十七次之多。徐道隣研究之重要，可见一斑。

　　1954年，中国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张佛泉在其出版的经典力作《自由与人权》一书中曾力荐徐道隣的研究，张在书中一条注释里写道：“我国法学家徐道隣博士在《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的宪法概念》一文中即曾指出，‘基本权利是成文宪法本真的意义和价值内涵’。”--然彼时徐之著述业已被汉语宪法学界忽视达二十余年之久。

　　学者王九渊叹息道：“法律是致用之学，倘若脱离和谐的环境和鲜活的实践，终究只是自欺欺人的意淫游戏。”

　　晚年在美国教书的徐道隣，终于过上了与世无争的平和生活，曾经留德时代的意气风发和从政时期的睥睨豪迈全都归于平淡。美国的同事们似乎并不了解他深藏的学问，“以为他只是普通教教句读的中国老先生”。

　　只有他身边的人，知道他真正的状态。就算抱病在身，他仍旧没有停下学术的步伐。他曾写信给阮毅成（那时阮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任主编），说他搜集宋律资料，至少可以写成十篇文章给他发表，只是不能草草下笔。

　　阮毅成却没等到那十篇文章。徐道隣去世后，徐的夫人叶妙英写信给阮毅成，说“道隣有理想，有原则，在生命的过程中，确实做到了尽其在我的地步”，只是“想不到不能竟其全功”。

　　徐道隣逝世前的最后一篇文章，题目是“宋朝的刑书”，最后被阮毅成发表在了《东方杂志》上。

　　文｜方圆记者 毛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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