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真正逻辑

　　现在有一个认识是，维系老体制的既得利益太顽固。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既得利益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壮大而壮大，并且很顽固，于是改革就难了。但是，每个国家在每个历史时代都有既得利益问题，一套体制就是一个既得利益格局。问题是，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特别顽固？

　　其实，世界上的各种经济体制在互相比赛一件事情，那就是纠错能力。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前提是决策要对。所以，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或者准确地说是开放下取得的高速增长，真正的秘诀，就是大幅度通过改革开放降低制度和组织的成本。而制度成本的显著下降，则是基于重新界定产权对经济活动绩效带来的影响。

　　科斯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将交易费用引入了经济学分析。在科学上，从完全意识不到交易费用的存在，到可以清楚地假定交易费用为零，再到进入对“正交易费用世界”的研究和分析，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认识层面。

　　其实，唯有在中央计划经济这一端，“交易费用为零”才不再是一个理论假设。这是因为，当市场交易被消灭时，再也无所谓交易费用。经济付出的是另外一种成本，即全盘经济的指令出错、资源遭遇错配的超级国家公司的“组织成本”。

　　科斯分析的含义是，如果交易费用真的接近于零，经济的组织成本就一定趋于无穷大——这恰恰是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特征。这样看，最早触动中国经济学家的科斯经济学，重点并不是怎样通过企业组织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而是怎样发展市场经济来节约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超级公司”极其高昂的组织成本。

　　中国在实践中走出来的改革路子，即分权、重新承认并界定产权、发挥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功能、确立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给企业和企业家协调更大的舞台，可以在科斯的分析框架里得到最简洁的解释：重新在产权、合约、市场的基础上协调国民经济，花费的代价当然不菲，不过只要改革的成本低于原先“国家超级公司”运行的成本，经济还是会因此而增长。

　　从某种意义上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不受任何教条支配的社会科学的试验场。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已在分权改革中解体，但国家超级公司的碎片还充斥市场之中，与私人产权、合约和企业一起参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以科斯简洁的概念来看，“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还有许多组合，并都在继续发生变动。因此，价格机制的范围、企业的边界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管制的边界，既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清楚的厘定。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人们更喜欢称之为“中国奇迹”——也刺激了理论家们的胆量，以至于任何一种猜测出来的因果联系，都可以声称找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秘密。不过，以科斯的框架和方法论来考量，我们可能还需要对各个方向上发生的真实成本有更多的了解，才能对中国体制的现状和未来，得出经得起更长远历史检验的判断。

　　所以，我的观点是，正是改革开放大幅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中国有机会成为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综合起来，早已存在的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其中，制度成本的大幅降低，是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周其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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