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鑑《秋山图》读记

　　近年来，关于王鑑的生年为明万历三十七年己酉（1609）的研究成果，渐为画史学界所采认。对于王鑑的传世绘画作品特别是早期的作品，便有了需要再认识的客观要求。上海博物馆藏王鑑《秋山图》，创作于崇祯十年丁丑(1637)，即应为其二十九岁时的、迄今无人怀疑的、可信的早期作品。此作为纸本墨笔画，除王鑑的二则自题外，又有王士騄、陈继儒、王时敏、查士标四题。本文拟对诸题略作读记。

　　一、王鑑自题（之一）

　　《秋山图》中王鑑自题二则，相隔达十一年之久。其一云：

　　钤“弇山堂”印。秋山图。丁丑夏日，仿梅道人笔意。琅琊王鑑。钤“王鑑”、“玄照氏”印。

　　这里提到了梅道人吴镇。据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记载：

　　梅花菴主秋山图

　　外录

　　书画舫云：项氏藏梅花菴主秋山图，绢本巨幅，轻描细染，不类平时纵逸之笔。惜乎无诗，仅有款识一行耳。

　　妮古录云：乙未（1595年）三月十一日得法书通释、翰林要诀抄本于武塘市肆。因念梅道人戢身撮土，市腥相匝，反不若此书袭余芸蕙中，为洗尘以庆其遭。

　　由是可知，张丑《清河书画舫》记载了项元汴曾收藏有吴镇《秋山图》，不知王鑑此“仿梅道人笔意”的《秋山图》是否与之有关，但至少在所题“无诗，仅有款识一行耳”这一点上，二者是相似的。《式古堂书画汇考》所引录的陈继儒《妮古录》，虽有“梅道人戢身撮土，市腥相匝”之语，却不知与“梅花菴主秋山图”是何关系，俟考。

　　此外，有一点值得注意，王鑑于此题之上，起首钤“弇山堂”一印，末署“琅琊王鑑”一款，二者前后呼应，似乎又是隐喻着什么？王鑑曾祖王世贞有《弇山堂集》，弇山堂则在弇山园内。该园系王世贞所构，俗呼王家山，位于太仓城隆福寺西，广七十余亩，极尽亭池卉木之胜，在当时即被誉为“东南第一名园”。其豪阔华奢之状，于《直隶太仓州志》《镇洋县志》中更是连篇累牍。但好景不长，弇山园却在王世贞后人手中迅速败落。王世贞死后，其子王士骐将其所居弇山园的一部分易名为贲园。王士骐性虽奢侈，尚能传续家声，但至王鑑的父亲王瑞庭时，家道便迅速败落了，弇山园被其挥霍变卖，终致四分五裂，不复旧观。王鑑之父王瑞庭穷奢极侈，在琅琊贲园中三建廓然堂，终使家败，以致使廓然堂连同琅琊贲园一并易主为吴伟业所有，改名为“梅村”。吴翌凤引《娄东耆旧传》，指出弇山园“至元照（王鑑）时一拳石，一篑土皆零粥之矣。惟弇山堂转施南广寺为天王堂，乃于弇园故址筑室，曰染香”。因为早在崇祯十五年（1642）以前，“弇山园”就已经“转售人，不复旧胜”。因此，弇山园昔日之辉煌，于王鑑而言，不过是消失的地平线〔1〕。王瑞庭无才无德，不保家业，其唯一遗产就是子嗣甚众。琅琊王氏祖业被王瑞庭挥霍殆尽，致使王鑑这一代子弟徒有名门世家虚名〔2〕。

　　“弇山堂”印与“琅琊王鑑”款，既表明了王鑑对先祖先业的追怀及自己的身世，也正是王鑑要卧薪尝胆，重振祖业，再现昔日辉煌心迹的流露。的确，此时的王鑑已近而立之年，于吴中艺林，堪以绘事立身，并成就名望，较之其父王瑞庭“败家子”形象，已是天壤之别了，这是时人有目共睹的，亦是王鑑引以为荣的。或许正是因为王瑞庭的品行不端，声名狼藉，为人所不齿，才下由其长子王鑑“恩荫”出仕〔3〕。

　　二、王士騄题

　　王士騄题在“丁丑秋日”（1637年），为该图的第一位题跋者。云：

　　画家惟元人以趣胜，然大家渊源多出自董、巨，吾家玄照于此道中慧心巧骨，一往遂登作坛。此帧虽仿梅道人，而墨气、皴法法妙得董、巨三昧，盖直遡梅所从来。予不知画理，而所见颇不少，妄谓目前当推为第一手，具只眼者定不以予言为私也。丁丑秋日闲仲甫士騄题。

　　王士騄及其子王瑞国，是王鑑的堂叔祖和堂叔，作为最为亲近的同族长辈〔4〕，他们对以绘事立身的王鑑尤为关切，并寄予了厚望，推誉更是不遗余力。除此《秋山图》外，还知王士騄题王鑑者有二：一是《仿黄公望山水轴》，王鑑作于崇祯十一年戊寅春（1638），现藏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一是《北固山图》，王鑑作于崇祯十二年己卯六月（1639），现藏广东省博物馆。

　　《仿黄公望山水轴》王士騄题云：

　　予初不辞画理，每见吾家玄照画，极爱之间，从以重价购得之，妄拟其皴法墨气之妙，深得董、巨三昧，不直闯大痴、梅花道人堂奥。今见外论渐归，有谓压倒昔时吴中诸名手。而见其所诣，可以无古人者，兼信者当之矣。王右丞“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先弇州文章为昭代第一人，固不第诗中画，乃玄照画中诗，亦已分摩诘之半，吾琅琊复占一不朽绝艺，何快如之。为浮大白而题其上。真率居士王士騄书，时年七十有一。

　　《北固山图》王士騄题云：

　　家廉州玄照摹古画靡非优孟也，而于董巨尤深入。昨岁一麾，时甫离案牍，历长路风尘，望江南佳山水而作此图，神襟奕洽，意色欲飞，更是其得意之笔，蓄此者亦厚幸矣。披玩不忍释手，终当据之。崇祯己卯暮冬七十外老人士。题竟而蓄者见之，遂割爱，易一宣炉。其值颇不轻也。并识。闲仲又书。

　　蔡星仪先生尝言：“可见这位叔祖对侄孙王鑑是多么的赞誉、奖掖、推举。又过一年（1639），己卯暮冬，这位叔祖看到侄孙的《北固山图》，又第三次题跋，大加称赏之后还写下‘披玩不忍释手，终当攘之’的心愿。果然，在跋后又有小字记下终于用一个昂贵的宣德炉让侄孙将此轴割爱了。从以上王士騄的三段跋文可以看出这位叔祖对侄孙王鑑的推举、扬谕，此情真是无以复加了。”〔5〕

　　王鑑作为琅琊王氏世贞一脉仅存的硕果，被寄予了太多中兴家业、再展宏图的期冀，同族长辈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以上王士騄所题三图，恰与王鑑早年的“节节进步”有关，闲仲叔祖定感欣慰，即使自言“不知画理”“不辞画理”，然而挥毫落诸位笔端，仍旧是知无不言，畅快淋漓，此心情使然也。王鑑能够较早成名，王士騄厥功至伟。

　　三、陈继儒题

　　陈继儒题跋紧随王士騄之后，系七言绝句一首。云：毕钵罗峰迥入霄，不逢猿鸟不通樵。谁施横木如飞栈，半月仙人一换桥。

　　玄照司寇此图极得梅沙弥画脉，而布构极奇。眉公题。其中陈继儒已称“玄照司寇”，故应是1638年王鑑“由恩荫历部曹”〔6〕后的题识，而“司寇”二字则点明了王鑑出仕官职当与刑部有关，恰可与王鑑好友张学曾“曩在都门，王廉州为比部郎”〔7〕的记载相印证。陈继儒所称“司寇”虽属冒称，却是对晚辈王鑑仕途腾达的由衷祝愿，亦表达了对王鑑曾祖、仕至南京刑部尚书（人称“南司寇”）王世贞的崇仰之情。陈继儒卒于1639年，故此题当在1638至1639年间。陈氏的题跋在王鑑画作中较为罕见，亦是此《秋山图》为可信的王鑑早期作品的重要依据。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此或为陈继儒于王鑑最晚一题〔8〕。

　　陈继儒与王世贞之子王士骐（字冏伯）、王世懋之子王士騄（字闲仲）熟稔。其文集中有《祭王冏伯吏部》《王冏伯诗叙》《寿王闲仲六十叙》《王闲仲集叙》等文。陈氏尝曰：“囧伯（王士骐）神锋太峻，逸季（王士骏）通脱自喜。奖名誉，慕风节，俊辩生风，清论格物，此司寇（指王世贞）子弟之家风也。亭伯（王士骃）慎密，闲仲（王士騄）怡厚，渊季（王士騋）简俭，征叔（王士駪）体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有推挹而无弹射，有遵晦而无横飞，此奉常（指王世懋）子弟家风也！人谓司寇潇洒如仙吏，奉常华整如天人，余谓司寇之父子如公西华，奉常之父子如曾皙。”（《茂才王征叔暨配史孺人合葬墓志铭》，《全集》卷三十五)，还有记载，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王冏伯尝延眉公训其二子王瑞庭、王瑞珏〔9〕。陈继儒与琅琊王氏间不同寻常的关系，由此可管窥一斑。

　　四、王鑑自题（之二）

　　十一年后，王鑑又自题七言绝句一首。云：十年踪迹任飘蓬，不向丹青问拙工。今日闲窗重把玩，画中犹作故人逢。戊子夏六月，湘碧鉴重识。钤“玄照”印。

　　王鑑“戊子夏六月”(崇祯二十一年，1648年)的再题，“以十年踪迹任飘蓬，不向丹青问拙工”的诗句，道出了出仕、罢官的遭际，预示着其书画生涯的最终结果。熟识王鑑的人，定能从中有所感悟。

　　归隐故里的王鑑，将十一年前所作《秋山图》再次“闲窗重把玩”之时，“画中犹作故人逢”的“故人”，又是指何人呢？他就是王鑑的“闲仲叔祖”王士騄，此时当已作古，而早年留下的感人至深的题跋仍旧历历在目，成为王鑑心中难以磨灭的永恒记忆。图中驰骑奔向阳关道的年轻人，与执杖独立孤桥凝视远方的老者，似乎正是王鑑“戊寅（1638年）入都”〔10〕，离别故乡情境的再现，与当时祖孙二人的情形颇为契合。

　　而创作于崇祯十年（1637）的《秋山图》，是这一

　　幕的预示还是巧合呢？王鑑从中不仅见到了故去的亲人，而且看到了十一年前的自己。陈继儒“玄照司寇”的题识，赫然入目，无疑又再次加深了王鑑同是“故人”回忆………往事似过眼云烟，当下的他，则已是渐趋图中的老者了。

　　无独有偶，王鑑1638年正月所作《溪山深秀图》，是送给堂叔王瑞国的。王鑑自题“溪山深秀。戊寅正月，仿北苑笔意，呈彦翁叔父教政。小侄鑑”。起首亦钤“弇山堂”印，末钤“湘碧”“臣鑑印”二印，其中“臣鑑印”印极为罕见。如果说《秋山图》上王鑑1637年的印、款还只是隐喻的话，那么《溪山深秀图》上的臣字款印，已定是昭示无疑了，其意欲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似乎已迫不及待。但正月即出仕似又不太合乎常理，所以只能解释为，此时王鑑“恩荫”一事已“尘埃落定”，王鑑已具名分而得授官职印，只待最终成行罢了，《溪山深秀图》中的景致依旧却人去楼空，似乎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在1637年，王鑑是否已“沸沸扬扬”获悉了“恩荫”消息，而在《秋山图》中作出了上述种种隐喻和预示呢？这也是合乎情理的，所以不排除这种可能。如果这种假设成立的话，那么《秋山图》与《溪山深秀图》就是王鑑对“恩荫”出仕这段经历的自我诠释。士优则仕，不能免俗，但其结果并不如愿，才有了“十年踪迹任飘蓬”的慨叹。而诗中“不向丹青问拙工”一句，虽有文辞修饰的成分，却也道出了王鑑在这十余年间疏于绘事的不争事实，亦是王鑑早期作品不多见的一个主要原因。

　　五、王时敏题

　　王时敏一题，位于王鑑·款。云：

　　玄照画道，独步海内，赝作纷纷，不无鱼目混珠之叹。昔人题名迹谓“如岳阳楼亲见洞宾，觉世间画本都不类”〔11〕。余于此图亦云然。王时敏。

　　王时敏此题后收录于《王奉常书画题跋》中，该书又名《烟客题跋》，上下二卷，以宣统二年（1910）通州李氏（玉棻）瓯钵罗室刻本最为普遍。倪埙序云：“此卷题跋世无刊本，未悉何氏所存。昔为李芝陔观察搜得草本，耄年未遑校讐，付其宗家筠坞太守，太守暇则编校，节食贬衣刊刻成帙。”又李玉棻序云：“此卷世鲜知者，涿鹿尊行芝陔老人昔在商丘宋牧仲裔孙家得见钞本，字多蠹蚀。仓卒借钞，无可校正，故久未示人。癸卯秋初，棻以索读遂得所归，藏之箧衍。倏忽七年，客冬晴窗雪夜手自校讐，以付剞劂。”

　　从序中可知，《王奉常书画题跋》虽刊刻出版于清末，但出自清初宋荦后人家藏钞本，此底本虽“字多蠹蚀”，却非零落散乱，故内容编次定有据可循。笔者认为，从体例上看，《王奉常书画题跋》既不是按书画装裱形式划分，也不是按作者姓氏归属，而是以王时敏题跋时间的早晚排序。

　　这在该书上卷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可以从为数不多有明确纪年的题跋中得到印证。

　　《王奉常书画题跋》共收王时敏题跋177篇，上卷83篇，下卷94篇。上卷第1至24篇为书法，绘画自第25篇始。其中题自作者最多，凡46篇，题王鑑者次之，计26篇。此《秋山图》王时敏跋收列于上卷第48篇，即《题玄照画》，参照《表一》，排序恰处于“卷上/44”与“卷上/52”之间，故可推之其题写时间当在“清顺治五年（1648）九月”至“清顺治七年（1650）夏秋”之间，是在王鑑“戊子夏六月”(1648年六月)再题之后完成的。昔人评《王奉常书画题跋》多“奖掖后进”，“甚加褒许”，于“王圆照”等“同时人”更是“极其推崇”〔12〕。检阅26篇题王鑑者，确是如此，陈词间不乏新意，褒奖中尤见真挚。（表二）而此《秋山图》内，王时敏谓“玄照画道，独步海内”则更属罕见。姑且不论其内容，仅就图中此题书写的位置及字之大小而言，亦是与奉常“劳谦自抑之雅度”〔13〕暗合。也正是因为王时敏对晚生十七年的王鑑的大力推赞，于是，在客观上才有了“二王”之誉的开端〔14〕，此《秋山图》可为较早一例。

　　六、查士标题

　　查士标一题位于王鑑二则自题之上，虽亦无明确年款，但当是此《秋山图》上最晚的题跋。云：

　　画法自文、沈而后垂二百载，而娄东二王先辈崛起名家，近复有乌目山人亲承法乳，由是吴中绘事之盛，鼎足艺林。而圆照独师仲圭，晚更直遡北苑，造微人妙，往往有出蓝之能。如此幅沉厚秀逸，不易见也。御青持以相示，赞赏弥日因识。士标。

　　查士标题跋中称王时敏、王鑑为“二王先辈”，又称“乌目山人（王翚）亲承法乳，由是吴中绘事之盛，鼎足艺林”。此正是“三王”并称的先声。故宫博物院藏有查士标、王翚合作的《名山访胜图》《鹤林烟雨图》，分别创作于康熙十年(1671)、十一年(1672)，又查题且称王鑑为“圆照先生”，以避康熙帝讳，推知《秋山图》中查题亦当在此一段时间内，即大约在1672年前后，或还要再略晚些。得以新安派中著名人物之一的查士标如此夸奖，足以表明，继“二王”在画坛声名鹊起之8后，“三王”鼎足之势亦日渐形成。因此，查士标一题，是最早隐含提出“三王”并称的一种说法，较王士祯《居易录》中“江左三王”的概念的提出，要早二十余年〔15〕，似更具远见卓识。

　　另，査士标有缘得见《秋山图》，乃是“御青持以相示”，“御青”即吕士鹤表字。吕士鹤，生卒年待考，主要活动于清康熙时期，系吕应昉次子，江南歙县（今安徽歙县）人，从业于王炜，能诗，曾灿《过日集》选其诗多首。士鹤长兄士鵕，生卒年亦不详，字邻秩，号任庵，康熙二十四年（1685）以贡监任鹿邑知县，乃查士标之婿。吕氏与查士标属同乡姻亲关系〔16〕。由此可知，康熙年间，此《秋山图》已转到吕氏手中了，而此前应是由王氏家族甚至是王鑑本人亲自保存的。由于王鑑画风中晚年多有改变，加之早年之作本就不多，所以査士标感慨《秋山图》“此幅沉厚秀逸，不易见也”，就不足为奇了。

　　余论

　　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伪讹考辨·下》一书中指出：王鑑“由早年、中年的板实圆浑，变到晚年（七十左右以来）的比较尖硬而细刻，这是一个非常少见的例子”。鉴于近年对王鑑生卒年研究成果的认同，一些早先被置为王鑑早年的作品，又增一甲子，成为了晚年之作，甚至有的直接被否定为伪作。因此，我们有必要参照徐邦达先生“板实圆浑”的鉴定意见，对王鑑早年的作品再作审视，不妨就将此《秋山图》与其他同样已有定论的早期作品结合在一起，略作学习、体认，以说明为什么《秋山图》会得到查士标“沉厚秀逸”的评议，又为什么王鑑早年就已享誉画坛，以致出现“赝作纷纷”的少见现象。这其中除了王鑑绘画才能的早慧外，还与其出身世家名门、族中长辈王士騄等大力推举、艺林前辈王时敏极其推崇等外因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时间有限，这些问题待以后再作专论。

　　注释：

　　〔1〕参见李安源《王鑑〈梦境图〉研究》第70～71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年3月版。

　　〔2〕参见李安源《王鑑〈梦境图〉研究》第33页。

　　〔3〕王瑞庭，史多不载，故生卒年不详。据《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十五“选举”记载，王瑞庭为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武举人。王鑑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恩荫”出仕，年三十岁，推知，此时王瑞庭至多不过五十余岁，虽已家破，但尚不至人亡。如果此时王瑞庭已卒，那么下由其长子王鑑“恩荫”，则更无可非议。

　　〔4〕据《太仓州志》载，王鑑同支叔祖王士骕（王世贞次子），“年三十六岁卒”，王士骏（王世贞三子）“卒年仅二十九岁”。

　　〔5〕蔡星仪《王鉴生平之几点考证》，《收藏家》2011年第7期，第72页。

　　〔6〕《太仓州志》卷十九，转引自郑威《王鑑年谱》，见《朵云》1989年第3期，第96页。

　　〔7〕王鑑《仿叔明山水立轴》（顺治十三年丙申春，1656年作），张学曾题跋，故宫博物院藏。比部郎，明清时对刑部及其司官的习称。

　　〔8〕王鑑《仿黄公望山水轴》，作于崇祯十一年戊寅春（1638），现藏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亦有陈继儒一题，云：“书必竹简，篆隶有之。颜、柳借篆、隶，必正为即此法也。尽者画也，画以皴为主，董、巨、范、李妙在于□，昔有大痴，今有玄照，谁复解此三昧乎？若斧劈并吴中尽兹便行，四大家不从此入。八十一翁陈眉公记。”陈继儒生卒为1558—1639年，古人虚岁记龄，署“八十一翁陈眉公记”，可知陈继儒此题当在1638年，或较《秋山图》一题早之。

　　〔9〕参见李斌《明清文化视野中的陈眉公》第72页，香港国际学术文化资讯出版公司2007年9月版。

　　〔10〕王鑑《北固山图》题跋，广东省博物馆藏。

　　〔11〕语出传世王羲之《曹娥碑》墨迹，黄石翁题跋，云：“《曹娥碑》石刻善本，亦未易得，此卷乃在澹轩秘箧，如岳阳楼亲见洞宾，觉人间画本具不类。澹轩十袭珍之。”

　　〔12〕〔13〕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第27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版。

　　〔14〕画史学界一般认为吴伟业在《画中九友歌》中最早提出“二王”的概念，时间在1652至1653年间。

　　〔15〕清初著名学者王士祯《居易录》中说：“王翬，字石谷，自号乌目山人，常熟人。画与太仓王太常时敏、王亷州鉴齐名，江左称‘三王’。”画史学界认为这是第一次出现“三王”这个概念。《居易录》成书于康熙四十年（1701）。

　　〔16〕有关“御青”吕士鹤文献鲜有记载，有之亦多与其父、兄有关。参见汪世清《故宫所藏渐江的七件作品》一文，载苏天钧主编《北京考古集成7-9》，北京出版社2000年3月版。另有汪世清辑《明清黄山学人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3月版，亦可资参考。

　　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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