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闻海上有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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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字:海上,仙山
- 发布时间:2010-07-22 09:57
张充和是谁？文界学界的读者都相当熟悉。她是耶鲁大学资深教师，长期讲授中国书法和昆曲，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海外传人，她是偶像级的人物。最近一些年来，大陆民国史研究热潮带动人们纷纷寻访民国人物，“张家四姐妹”（元和、允和、兆和、充和）的才情造成许多美丽的想象，充和先生因为高寿，更被冠名“民国最后一个才女”；她的夫婿是著名汉学家傅汉思（Hans H.Frankel）教授，她的大姐夫是昆曲名家顾传玠先生，二姐夫是兼擅经济学、语言文字学，被沈从文称作“周百科”的周有光教授，而三姐夫正是富于传奇色彩的大作家、大学者沈从文先生。她由中国而美国，由才女到教授，真可谓身历数纪，与学林文苑的交谊，更可写成一部文化史传。她为自己或友人书籍的题字，单独来看，是一种装帧之美，但编辑成册，其“草蛇灰线”，就成了一道可堪探访的文化踪迹。
选集的第一部分是“张充和给自己的题字”。中国书家历来有“自题”的习惯，呈露自我心迹或表达对某一文化的私意爱赏。作为曲学艺术尤其是昆曲艺术的海外传人，充和先生这部分为手抄工尺谱所作题字，特别能引发读者兴味。本来唱曲都有谱可按，不必手抄，但她把所唱《思凡、芦林》、《拾画、叫画、硬拷（牡丹亭）》、《学堂、游园、惊梦（牡丹亭）》、《金瓶梅中所唱曲》等，都用工楷一一抄写。套用新潮理论，书写就是一种占有，它无意中竟暴露了充和先生“霸占”所爱之物的“私心”！她还在所抄工尺谱后写下“记忆的注脚”，首创“把昆曲的工尺谱与书法和回忆录三者结合在一起”的特殊“文体”。她追忆青年时期同道学艺的热情，感叹曲终人散、声销人亡的无情命运，更以一往情深的笔触记述与靳以通过唱曲、听曲结下的终生友谊，“情之所钟，正在吾辈”的晋人神采又跃然纸上。这种工尺谱、书法和回忆文字的互动，当中艺术的共感催发的生命的“同情”，确实让人惊讶和喟叹于艺术与人生那种广泛、久远而又深入的联系。
然而，围绕充和先生及其所唱曲，并不止于私家记忆，在她表演的舞台周围，其实形成了一个“文化中国”的想象空间。但凡欣赏她的唱曲，都使华人听众仿佛看到“文化神州”的姿容招摇在前，不知不觉间就踏上了“还乡路”。对于她同辈或晚一辈的观者来说，她所唱曲子，还是代表乡愁的符号，余英时先生听了《思凡》后，曾作诗一首：“一曲思凡百感侵，京华旧梦已沉沉。不须更写还乡曲，故国如今无此音。”感慨尤其深沉。
但充和先生唱曲、教曲，显然已不只是为了表达故国沉思，而有更加广阔的文化怀抱。由余英时诗中“不须”一句，后来引发她写作《不须曲》诗：“收尽吴歌与楚讴，皕年盛况更从头。不须自冻阳春曲，拆得堤防纳众流。”（张允和《最后的闺秀》，三联书店1999年，第一百五十四页）表示她决心打破内外文化壁垒，让中国戏曲被不同文化、民族、阶层的观众所共享。孙康宜教授的一篇文章《在美国听明朝时代曲》，记述充和先生在纽约明轩表演的《金瓶梅》唱曲大会，观众不仅有夏志清、高友工等华人拥趸，还有浦安迪（Andrew H.Plaks）、芮大卫（David Roy）等海外知音，时间仿佛回到了古典中国，空间却是“华洋杂处”的新世界（孙康宜《耶鲁潜学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二百二十至二百三十一页），时空交错之际，恰恰是中国文化在多元背景下生长增殖之时。充和先生是被这一文化所化之人，更有心通过表演、授徒和抄谱行为，在世界文化之林拓展它的园地。看她所抄工尺谱和所作题字，工楷中融入晋唐抄经的笔势，字里行间，处处表达了她对经典的敬意。
选集的第二部分“张充和给沈从文先生的题字”，是她为沈从文去世之后所出文集、全集、生平年表和纪念文集的封面题字，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二十卷《沈从文别集》各集的题字。这些题字富于纪念的意义，“在那些秀逸的笔画间，谁知道凝聚了充和多少中夜的苦思和挥毫的心力”（编者序）。充和先生自沈从文和三姐兆和结婚后，就一直跟随他们辗转北京、昆明等地。期间得到大书法家沈尹默亲授书法诀要，增益对书学的理解；又经从文推荐编选散曲教科书，发挥本有的特长；特别是通过从文居间“推波助澜”，她与傅汉思结为连理，最终得以执教耶鲁杏坛，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在充和先生的人生道路上，沈从文可以说起到了送一程的作用。
但造成这种题字因缘的，最主要的还是他们二人互为知音。“充和一直是那位‘沈二哥’的知音，她了解他文学里的精神世界”，而字同样写得“帅得要命”（本书序二·董桥《张充和耶鲁书展》）的沈二哥，也总是乐于和她分享书法与戏艺。在抗战昆明期间，他就称赞“昆曲当行，应以张四小姐为首屈一指”，评价非常之高。在书法艺术方面，他们还有“同书”之缘。1947年黄裳先生曾接到沈从文书赠的条幅，发现该条幅注明“霁清轩中三人同书，上官碧记”，卷末还题记“二行至‘万余里’，从文书；二行至四行充和书；至六行，从文，七行今甫书（杨振声——引者注）。时三十六年八月，于故都之颐和园中”（黄裳《珠还记幸》，三联书店1985年，第三百四十一页）。这种“同书”之缘，其实包含着他们的同好之情、知音之谊，也乐于与艺林同道所分享。
1962年，在他们隔绝多年可以互通音书之时，所谈话题还是书法和曲艺。4月11日沈从文致信充和先生：
四月十日得到你的来信，一小时前还正和阜西（音乐家、古琴家——引者注）谈到你，早上则和孟实（朱光潜——引者注）谈到你，得知有公子二人，为你和汉思道贺……我今年已六十还能写这个——或更小的字，其余可知。日本新印《书道全集》的确还好，惟到清代则糊糊涂涂不成个东西了。一般来说明代的字还是较有性格的。写草字即或不甚合法，也多新意。
……这里昨日参加了个晚会，真可以说是历史上少有热闹好节目，除了言慧珠唱父腔，一小胖女孩唱陈腔，一李姓女的唱梅腔……都十分好，末了马连良和俞振飞合唱一戏，俞装一陈姓穷公子，被叔父打死故事，以六十高龄，还连打带跌，十分俨然，据说是多年未演好戏！此外郭兰英、黄虹等地方曲子也好得出奇惊人。北京近来好戏好曲子真多，不是你们在外国所能想象，事实上如你在此，大致必然是一个热闹角儿。（《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一百九十三至一百九十四页）
等到“文革”结束后再次恢复联系，他们隔海相谈的依然是书法这个共同感兴趣的话题。1980年3月3日元宵节当天，从文致信充和先生，讨论“张旭书‘古诗四帖’、孙过庭书《景福殿赋》、李白书‘上阳台帖’，多不可信。字近宋人伪托，宋人笔记即提及过”；甚至直言当代“几个入时流行的有代表性画家，如刘海粟、吴作人、李可染，不仅喜在其本人画上题字，且转到专为别人作品题字。事实上多不中看。若爱风雅转入到大人物的兴趣上时，必然更难免成为灾难性的传染病”。判断古代书家作品真伪是沈从文的本色当行，而臧否时流书艺优劣则显示他的审美取向，只是这种“私语”实不便于在台面上讲，笔之于私家书信，全然因为相信接信人是“知音爱赏”。
沈从文自然无缘欣赏充和先生给他作品的题字，但他对题字艺术的独到看法，必然于充和先生心有戚戚。她给沈从文作品所题的字，不仅“中看”，而且切题，并配合开本、装帧形成完美结构。如小开本《沈从文别集》，笔势较为收束，结体略有横斜之姿，而大开本的《沈从文全集》，则笔势俨然，结体雍容而庄重，以显“别”与“全”的不同，它们各自的特色和内涵也一并得到体现。她所题的沈从文纪念文集《长河不尽流》，用朱笔竖写，和流过封面的长河纵横交错，并与封面图画的素雅形成斑斓的呼应，喻示逝者的永生和后人对他所创造的精彩的生命世界的不尽追忆。
充和先生深谙题字之道，不仅字写得漂亮，而且契合作品及作者的精神世界，她的题字，往往就是书籍的一张恰当的“名片”。在选集第三部分“张充和给其他人的题字”中，除了那些压在纸背的动人故事，最引人注意的是集中展示了充和先生题字艺术的风格和成就。题字不像常规书法那样可以尽情挥洒，但她对题字的结体、布局和所题对象精神意蕴都有充分的了解，所以“带着镣铐跳舞”也能达到自由完美的境界。如她为昆曲艺人焦承允《壬子曲谱》题字，笔势舒展略有波荡，显示歌吹艺术曲折动人之妙；为师友的学术著作题字，则结体无不严谨端庄，显示思想的力度和厚重；她为图书馆、学堂题写匾额，字体多半宽大俨然，处处提醒出入其间的学子学海无涯，值得任意畅游；而所题《美洲中国医学杂志》，“类似一种花体字，似乎呈现某种英文特色”，具有“中西合璧的精神”。需要一提的还有她为马逢华《忽值山河改》的题字。这本书是作者从１９５０开始辗转台、港以至西方世界的“流亡记”，充和先生改变她的漂亮书风，结体不求谨严，一些点划仿佛破笔写出，呈现“困难”的状态，但却反映了书中所写江山易代影响及于个人命运的艰涩。这种不求甚美的书法其实在另一个层次实现了美。有人说充和先生的书法“孕育着学养”，这个学养，不仅是书里的学问，还有书外的人生体会。
充和先生的书法兼擅各体，端丽秀劲，诚如她的书法老师沈尹默所言，是“以明人学晋人书”，见个性，讲气质。其实充和先生的书法更有远于晋人者，碑法隶意随处点染，流畅线条不掩金石之声，“字里行间，透出一缕高古的气息”。人们一般欣赏她书法的“娟秀”，其实她书法的“直率”也应受到同等的重视，她不是传统的名媛才女，刚柔并济的书风才是她作为一个现代女性书家的魅力；秀丽中呈现流亮，才是她独具特色的创意和个性。
关于这一点，从孙康宜教授在编选她的书籍题字外，还有意辑录的一些对联和诗词手书条幅中可以见出。这些脱离了题字限制的作品，更能书写书家的自由意志，如“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余生”、“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俱是英豪”等，足表超然英爽而别有怀抱的精神气质。前者写于她七十寿辰，“微言明志，真可谓她待人和自处的写照”；后者写于抗战时期，也是借古人诗词浇自己块垒的呈露。她为靳以书杜甫《赠卫八处士》，“没有拘泥于词句段落，只是随着笔画的行走，感情的波澜，一气呵成。其中那种对生命，对情感，对书法的珍视，统统溶化在笔墨里，又顺着笔端流到了这幅行书当中”。特别是为“从文二哥”撰写的挽联——“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完全没有想到其中竟然嵌入“从文让人”之意，在表彰从文先生一生的文化功德、品行人格之外，还可见出汉字组合的魅力和神秘，说它是书法、联语、文意三绝，似并不为过。这幅手书又刻勒于湘西凤凰沱江边从文先生赭色墓石背面，正面镌刻的是从文先生的手迹：“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沈墓上面悬崖还勒有民国总统黎元洪题写的“兴废周知”和养身主人题写的“听涛”大字，其下是当代书画家黄永玉书碑的表叔沈从文名句“一个士兵不是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不大的天地已成为追思怀人、感叹历史兴废的碑林，也尽显“方寸世界，大千心情”的文化风流。2002年我曾在秋雨中返乡往谒沈墓，面对此情此景，作诗一首：“撩人秋雨起沱江，木叶纷纷下凤凰。城廓楼角飘竹笛，山外茅屋隐苍茫。铁红石头埋人物，玉绿水中写文章。一生风景童年好，战士凯旋回故乡。”略表对文心凋零、文采风流的微意。
其实，这些“书”里“书”外的故事，都是一种文化人心灵中的“良辰美景”。要感谢我们祖先发明的汉字系统和提升到艺术境界的书写方法，以及题签、条幅、对联、尺牍等等短小精悍的艺术形式，使后世文人通过书赠和阅读领受到一种美的生活方式，并使圈里圈外的读者共享艺术盛宴，起到陶冶心灵、传承文化的功能，还有助于专门领域的学者钩沉史料，启发学思的效用。不过几十年来，这种艺术的交往方式在大陆基本已成广陵散去，所以接到孙教授所传书稿清样，那份惊喜可想而知。我给孙教授写下一信，谈及感受：“接《张充和题字选集》，深以能亲炙如此书法佳肴、文史美味为幸事。因从文先生是我的同乡先贤，我对张家姐妹一向抱持极大的兴趣。不意孙老师和充和老人有如此文字因缘，传播惠及文界，真是一件很大的文化功德。我甚至想到，这本书代表了一种在大陆已经消失了的以人、以文、以书为中心的文化传统，套用‘礼失求诸野’的话，竟是要‘礼（里）失求诸外’了。所以，我是突然有了一种‘忽闻海上有仙山’的美好感觉。”得到孙教授的赞同。这种“里失求诸外”的感叹，还使人想到目前流行谈论复兴国学、重铸传统的衮衮诸公，可能还是坐而论道的居多，假如不能从维系这种文化传统的生活方式入手，则一切努力，都是传统“外”的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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