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晚明的“人欲”

　　《金瓶梅》中的很多重要事件在明朝历史上都是有所依据的。从书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各种商品应有尽有、市民生活较为富足、南北交通极为频繁的社会图景。但另一方面，官商勾结、卖官鬻爵、贪污受贿、草菅人命现象也很严重，尤其是欺男霸女、滥情淫风也甚为昌炽，让人感觉明末既人性开放，又风气颓靡，仿佛失去了道德规范、纲常法度。

　　事实也确实如此。我们在史料上可以看到，继“脏唐臭汉”之说后，晚明时的人欲萌发、继而带来的纵欲之风是超过任何朝代的，从作为社会上层的皇家及官僚阶层到士大夫阶层，再到普通的黎民百姓，有人说是“人性狂欢”，有人说是“集体糜烂”。

　　皇帝高官竞相淫靡

　　明朝存世二百七十七年，中后叶特别是在最后一百年多年，朱元璋开国时勇猛精进的风气已经大不如前。尤其是正德帝朱厚照（1506年—1521年在位）、嘉靖帝朱厚熜（1522年—1566年在位）、隆庆帝朱载垕（1567年—1572年在位）、万历帝朱翊钧（1573年—1620年在位）这四朝，已经是纲纪松弛、朝风萎靡，因为皇帝忙着吃药，朝政荒怠，连上朝也成稀罕事了。

　　先说正德皇帝。正德帝虽然三宫六院，但他仍不满足，经常到外面嫖妓，从塞北日到江南，最后死于豹房。那豹房真是一个吃喝玩乐养动物养女人的所在，玩腻之后正德帝就经常到外面渔色。“武宗幸榆林，取总兵戴钦女为妃；幸太原，取晋府乐工杨腾妻、刘良女，大爱幸，幸携以游幸。江彬及八党辈，皆以母事之。……又幸宣府时，纳宣府总兵都督佥事马昂妹，时已适毕指挥，有娠矣。善骑射能胡语，上嬖之，进昂右都督。群小皆呼马舅。其他征高丽女、色目人女、西域舞女，至扬州刷处女寡妇，仪真选妓女，又不可胜数也。”〔1〕

　　别人的已婚老婆、女儿，加上妓女、舞女、寡妇、外国妞，真是生冷不忌、荤素通吃、爱好丰富。马昂的妹妹因为会骑马说外语，虽是别人的媳妇又怀着孕，这正德皇帝不知脑袋搭错了哪根筋，却格外喜欢这口儿，还立马给马昂升官。“正德间，色目人于永拜锦衣都指挥，皆以房中术骤贵，总之皆方技杂流也”。看来不管是什么人，只要送女人、送房中术，都能升官。

　　再说嘉靖皇帝。嘉靖帝求丹方、讲采补、服红丸、淫幼女更加厉害，陶仲文即以献房中秘方得皇帝宠幸，官至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封恭诚伯。“嘉靖间，诸佞悻进方最多，其秘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邵、陶则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若顾、盛则用秋石取男童小遗去头尾，炼之如解盐以进。此二法盛行，士人亦多用之。然在世宗中年始饵此及他热剂，以发阳气，名曰长生，不过供秘戏耳”〔2〕。

　　再来说隆庆皇帝。隆庆帝荒淫好色，宫中所用“酒杯茗碗，俱绘男女私亵之状。盖穆宗好内，故以传奉命造此种。然汉时发冢，则盘瓶画壁俱有之，且有及男色者，书册所纪甚具，则杯碗正不足怪也”。隆庆帝经常服用春药，“阳物昼夜不仆，遂不能视朝”，最后隆庆帝终于死在了春药上〔3〕。

　　最后说万历皇帝。万历帝在好色、贪财之外，主要是荒废朝政。他因为册郑贵妃和立太子之事与阁臣意见不一，干脆以三十年“罢朝”为冷战，专一在宫中吃喝游艺，还在后宫养了十个小白脸，号称“十俊”，搞起同性恋来。万历十七年，大理寺官员雒于仁上了个著名的《酒色财气四箴疏》：“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此者有由也。臣闻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万历帝对付各种不合口味的奏章多是留中不发，官员严重短缺也不予补足，到万历朝后期，中央九卿要员空缺一半，有的衙署竟然一个人也没有，文官集团几乎瘫痪。百姓在长安门外跪告，因无人审案，监犯老死狱中，无辜者也得不到雪冤。万历帝还纵容太监搜刮矿税，见富商大室则诬其藏违禁物，破室抄家，激起多起民变。

　　史学家孟森评万历帝曰：“怠于临政，勇于敛财”，“行政之事可无，敛财之事无奇不有”，“帝王之奇贪，从古无若帝者”。

　　万历皇帝的长子朱常洛于1620年继位，是为泰昌皇帝，在位仅一个月，因荒淫无度致病，服红丸而死，终年三十六岁。

　　皇帝是这样，我们来看看大臣们。

　　“万文康以首揆久辅宪宗（成化），初因年老病阴痿没，得门生御史倪进贤秘方，洗之复起，世所传为洗鸟御史是也”〔4〕。看来阁臣们都好这一口。

　　嘉靖年间，有一个叫孙太公的人，在北京游走于官宦之间，专供房中术，以各种春药著称，制春药时“乃调热齐饮童男，久而其阳痛绝胀闷，求死不得，旋割下和为媚药，凡杀稚儿数十百矣”。

　　一代名相张居正、抗倭名将兵部尚书谭伦，均因服丹方御女丧命。谭伦、戚继光等都为张居正搜罗过房中秘方，“昔张江陵相，末年以姬侍多，不能遍及，专取剂药，盖蓟帅戚继光所岁献。药虽奇验，终以发热，至严冬不能戴貂帽。百官冬月虽承命赐暖耳，无一人敢御”。

　　这一个个皇帝、一个个高官都好淫欲，朝中上下一片萎靡，官员们能不竞相效尤，社会风气能不竞相追逐，此风传至士民百姓也就不足为怪了。

　　阳明心学是一次思想解放

　　程朱理学作为明朝开国时朱元璋定下的正统思想，经过一百五十多年的对思想领域的垄断，越来越僵化，士人们对其极为厌倦和反感。这时候阳明心学应运而生。王守仁（1472—1529），世称阳明先生，他吸收陆九渊“心即理”的学说，创出了“致良知”学说：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见流行处，当下具足，更无去来，不须假借。然其法见流行处，却自有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者。所谓天然自有之中也。虽则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者，而原又只是一个。虽则只是一个，而其间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者，若可得增减，若须假借，即已非其真诚恻怛之本体矣。良知之妙用，所以无方体，无穷尽，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者也。

　　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

　　王阳明力图用“良知”医治“病狂丧心”的时代，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

　　阳明心学经过王畿和王艮两个弟子的激进演变和发扬光大，在士人中影响甚巨。王艮更是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他说：“身也者，天地万物之本也；天地者，末也。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他把人欲和人的身体放在了天地万物之前，是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一个极大的反拨。

　　李贽（1527—1602）比他们走得更远，他公开反叛理学。他不仅以理论建构，更主要的是亲身践行，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鼓吹“成佛征圣，惟在心明，本心若明，虽一日受千金而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也”。他的学说，鼓励人们可以有人欲、私心，因而被统治者目为离经叛道。

　　李贽用“童心”直接把“伪善”树为了对立面。在《童心说》中强调：

　　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不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

　　李贽通过书院传播自己的思想，引得众多学子纷纷效仿。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记载袁中道的话：“（李贽）平生痛恨伪学，每入书院讲堂，峨冠大带执经请问，辄奋袖曰：此时正不如携歌姬舞女，浅酌低唱。诸生有挟妓女者见之，或破颜微笑曰：也强似与道学先生做伴。于是麻、黄之间登坛讲学者衔恨次骨，遂有宣淫败俗之谤。”

　　在黄安时，资助他的耿定向最后也与他闹翻了，指责“卓吾将优旦调弄”，“卓吾曾强其弟狎妓”，“卓吾曾率众僧入一嫠妇之室乞斋，卒令此妇冒帷簿之羞”等等，两人不欢而散。

　　李贽在麻城时，时任御史的梅国祯的孀居女儿梅澹然拜李贽为师，他还把与梅澹然及其他女弟子讨论佛学的问答刻印为《观音问》，因而引起当地士绅的大肆攻击。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在奏疏中对李贽给予了一系列的指控：

　　犹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于庵，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而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

　　李贽因而以“惑世诬民”为罪名被打进大牢，后用剃刀自决。他的思想影响很大，《焚书》、《藏书》广为流传，公安三袁都深受他的影响，袁宏道更是称其为“至人”。

　　从王阳明、王畿、王艮到颜山农、何心隐，再到李卓吾，明季的思想解放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使“人欲”从程朱理学中的被压抑到现在的被发现、被解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引发了人们对情欲、性爱的萌省和追求。

　　士人放诞的引领作用

　　晚明的思想解放还有一个物质基础，就是经济发展迅速、物质较为富庶，人们在实现温饱之后开始追求精神享乐。

　　比如江南地区就极为繁华，尤其是苏州、扬州、湖州等地更是极一时之盛。王锜在《寓圃杂记》中这样记载成化年间的江南：

　　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馐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宜巧而物产益多。

　　社会需求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成化、隆庆、万历时的纺织丝绸、漆器瓷器、金银珍玩等制作都达到很高的工艺水平。从官员到士人都在追求奢华生活，就如张岱说的“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囊诗魔”。

　　与此同时，士人聚会招妓已成惯例，万历时，茅元仪（字止生）来南京，组织秦淮大社，“尽四方之词人墨客，及曲中之歌伎舞伎，无不集也。分朋结伴，递相邀招，倾国出游，无非赴止生之社者。止生之名，遂大噪，至今以为美谈”〔5〕。

　　“（朱承采）万历甲辰中秋，开大社于金陵，胥会海内名士，张幼于辈分赋授简百二十人，秦淮伎女马湘兰以下四十余人，咸相为缉文墨、理弦歌，修容拂拭，以须宴集，若举子之望走锁院焉。承平盛事，白下人至今艳称之”〔6〕。

　　“（康海）既罢免，以山水声妓自娱，间以作乐府小令，……居恒征歌选妓，穷日落月。尝生日邀名妓百人，为‘百年会’”〔7〕。

　　万历丁酉冬，公安派名家袁小修路过南京，他的一位朋友嫖妓时看上一个，对上眼了，遂倾囊娶之为妾。朋友之兄当家，力主其弟遣走妓女。袁小修遂代他写了一篇言辞恳切的书信，说服其兄。兄被打动，慨然应允。陈继儒虽隐于野，但广交达官名士，“管弦书画，兼以名童妙妓，来往嬉游，故自号浪仙”。余怀的《板桥杂记》记录了南京妓业的盛况和秦淮八艳的风采。名妓柳如是与陈子龙、钱谦益相恋之事更已成尽人皆知的故事。

　　物质生活的满足使得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日益丰富，通俗小说开始兴盛，并走向普通市民。刻书活动和书籍流通兴旺，像冯梦龙编选的“三言二拍”、《情史》、《挂枝儿》之类大肆流行，里面掺杂大量因果报应的男女爱情、偷情、殉情之类的故事代表了当时市民的欣赏趣味，《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等世情小说以及《绣榻野史》、《浪史奇观》、《痴婆子传》、《如意君传》等艳情小说，充满了感官刺激，再加上春宫画、房中术、娈童风的盛行，更是使人们萌发的欲望有了载体。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市民社会在士人的引领之下，像一辆欲望号街车，隆隆地开过来了。

　　结论：到底是人性解放还是民风颓靡？

　　人欲，是描述晚明的一个关键词。

　　有人说这是纲纪松弛的恶果，有人说这是道德沉沦的肇始，有人说这是民风颓靡的表征，有人说这是人性张扬的狂欢。

　　是，又都不是。

　　我发现，晚明社会有极大的包容性，很多过去和后来没有的思想及行为在那时都有了，物质文化的创造力及生活的精致和颓靡也是历代中罕见的，活在晚明的人思想上都少了很多羁绊，多了几分率性。

　　这是一个复杂的时代，一个纲常无常、法度无度的时代，一个人性解放得有些放纵的时代，一个欲望旗帜随处飘扬的时代。

　　所以，万历时曾任吏部尚书的于慎行曾慨叹：“乃今风会日流，俗尚日浇，叙位于朝无尊卑之分，征年于乡无长幼之节，即在上之人不能以纲纪法度力挽颓波，况在下者乎？”这也难怪，他是政统的代言人。

　　理学家李塨更是痛感：“今则士风益颓矣。有名声者，亦率同气不和，见利忘义。呜呼，何自得一人以激发之耶？”这也难怪，他是道统的代言人。

　　还是让我们听听士人代表袁宏道的性情表白吧：

　　然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座，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得真正同心友十馀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合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

　　这，就是无可救药又令人遐想的晚明。

　　注释：

　　〔1〕〔2〕〔3〕〔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44、547、547～654、547页。

　　〔5〕周亮工：《书影》卷二，上海古籍版，第51页。

　　〔6〕〔7〕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版，第471、3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