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需要自审的一代

　　1998年，《耻辱者手记》刚刚出版，在读者中受欢迎的程度，颇出我的意料。往后的几年，常有朋友向我打听，哪里能买到《耻辱者手记》。

　　最近《中国站起来》的出版，让我再一次集中思考《耻辱者手记》的内容与主旨。《中国站起来》虽然受到一些新读者的欢迎和称赞，却遭到《耻辱者手记》许多老读者的抵制。

　　为什么在我自己看来十分自然的思想发展，在读者和媒体看来却如此突兀，竟至于被一些报刊描述为“今天的摩罗在虐杀昨天的摩罗”、“摩罗清算摩罗”？《中国站起来》的作者与《耻辱者手记》的作者之间，究竟横亘着一些什么东西？或者说，最近十三年来，我的知识和认识究竟增加了一些什么？

　　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述，这些年我做了一件事，补充了一种知识，有了一个发现。

　　一件事：我选择江西丘陵地区、河北平原地区、内蒙古黄土高原地区等三个不同地区，对那里的乡村文化进行了一些田野调查。乡村社会既是中国的底层，也是全世界的底层。我的调查完全是参与性的，在他们祭祀祖先的活动中，我是祭祀者而不是访问者，在他们隆重的葬礼上，我是戴着孝花跪在地上对陌生死者行大礼、并到礼簿上登记礼金的凭吊者，而不是外来的旁观者。

　　我完全沉浸在乡村文化的人情美和神圣感之中，充分理解这种文化和持守这种文化的底层社会的正当性。所谓愚昧，所谓迷信，不过是另一个阶层、另一个种族的人出于傲慢与政治需要，对他们所作的主观描述；另一个阶层、另一个种族通过对底层文化正当性的否定，必然地通向了对他们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漠视与否定。

　　一种知识：我在阅读人类学著作时，从英国学者达尔文和普里查德的文字中，发现了西方在非洲和南太平洋地区进行殖民屠杀的蛛丝马迹。我觉得这是我了解人性、了解西方种族的一种重要方式，于是我马上中止了人类学的学习，转而研究起殖民史来。这是一个开眼看世界的过程，所看到的东西，跟中国学者称道林则徐睁眼看世界所关注的东西大不一样，跟“五四”一代建构的世界图式更是天壤之别。

　　以前阅读中国近代史时，对西方在中国的殖民表现也有所了解，但是我像与我同龄或长我一轮的许多中国读书人一样，将那些悲惨故事的责任都推给腐败的清朝政权和愚昧的义和团，极力维护西方侵略者作为文明传播者和现代化推进者的正当性。可是，当我读到西方人在美洲、澳洲、非洲、印度进行掠夺和屠杀时，已经无法以满清和义和团作为替罪羊敷衍过去。这个契机让我对于中国近代史、中国民族性以及西方种族的性格，能够重新打量和认识。

　　也就是说，我上学以来所学的所有历史知识，因为这些新知识的介入，而不得不进行一次重组，以前的知识给我建构的世界图式，因为这些新知识的介入，而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

　　换句话说，以前我心中的世界图式，是由“五四”启蒙话语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话语所塑造的，我跟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读书人具有相同的世界图式。现在，我心中的世界图式是在殖民史知识介入之后重新生成的，它在我的同龄人中可能不是主流，甚至可能是异端。

　　一个发现：非洲有一个著名的故事，一个非洲人说，西方殖民者来到非洲的时候，土地在我们手里，《圣经》在他们手里。一百年后我们发现，《圣经》在我们手里，土地在他们手里。

　　这个故事高度概括了我这几年的相同发现。西方殖民史可以分作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以1492年哥伦布侵占美洲土地为开端，直到二战结束；第二时期从二战结束到现在。第一时期他们输出的是《圣经》和上帝，收回的是无穷无尽的金银财宝；第二时期他们输出的是普世价值，收回的是财富、屈服和服务。

　　五百年来地球上的文化传播和财富流向呈现出十足的逆向运动态势，谁能够借助枪炮的力量输出文化，谁就能够坐享文化接受地送来的财富和服务；谁若心悦诚服的接受别人的文化，谁就必定会同样心悦诚服地将自己的财富奉送给那些文化的母国。

　　所以，那些殖民国家不只是擅长于用枪杆子统治世界，同样擅长于用自己的文化统治世界。

　　以上都是铺垫，现在我来说说我的卑之无甚高论的“一个发现”。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在诸多民族、诸多阶级的紧张关系中创造出来的，他们创造这个文化的目的就是用文化维护自己这个群体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

　　所以，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将自己民族的利益置于文化的中心，并极力将其他民族的存在纳入到自己的利益框架之中。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传播推广自己文化的过程，就是将其他民族、其他阶级纳入到自己的利益框架中的过程。中国的帝王将相为什么两千年如一日地积极推广儒家文化？这个教化的过程就是为了将其他阶级都纳入到权贵阶级的利益框架之中。经过“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和毛泽东时代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中国的读书人对我的判断一般都能接受，《耻辱者手记》跟这种判断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西方殖民者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推广他们的上帝和普世价值，并居高临下地批判其他国家的“国民劣根性”？目的当然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将全世界的民族和国家，都组织到他们的利益框架之中。《中国站起来》就是为了揭穿这个事实、表达这个判断而写的。这个判断在中国知识界必将遭遇抵触，《中国站起来》当然也必会受到围剿。

　　为什么这个判断在中国知识界会遭遇抵触呢？因为这几代知识分子，都是借助“五四”启蒙运动或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的资源成长起来的，而那两个资源所建构的世界图式，都高度肯定西方殖民者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传播上帝福音和普世价值方面的道德形象，这种肯定一不小心就可能导致另一种罪恶的后果，那就是隐晦地认可他们殖民的正当性和掠夺与屠杀的正当性。

　　《中国站起来》打破了那个虚妄的世界图式，批判了西方殖民的罪恶，站在弱势国家的立场对今天依然猖獗的新的殖民形式及其相关霸权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评，尤其是对百余年来蜂拥而入的西方文化，以及借助这种文化立场对于中国社会的居高临下的描述和命名，表现出不信任、不认可、不接受的姿态。我的老读者一时转不过弯来是可以理解的，终生在旧的世界图式中打转的学人对此有抵触也是顺理成章的。

　　我那“颇为忐忑”的心情持续了很长时间，这正是我积累知识、发展认识、丰富思想的过程，也是不断自我审视、自我整合的过程。这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也许需要用一本书的规模，才能说得清楚。而写一本这样的书，也许是遥远的未来才可能实现的。当人们用《耻辱者手记》否定《中国站起来》的时候，我终于不得不对此作个简单的交代。我本来是最不愿意解释自己的人，我宁愿承受他人的误解，而不愿意滔滔不绝地为自己辩白，我从小就这样。承受误解只是有点委屈，为自己辩白却很是屈辱，两害相权取其轻也。何况我倾向于相信，时间会使他人明白过来的。

　　但是这一回似乎事关重大，因为关系到对读者的尊重和负责。于是我不断给媒体解释，在自己的博客上也反复申说：《耻辱者手记》与《中国站起来》不是矛盾关系，而是并列互补关系。前者站在作为弱者的个人立场，面对强大的国家维护自己的尊严；后者是站在作为弱者的被殖民、被掠夺的民族立场，面对强大的国际霸权维护自己的尊严。

　　《耻辱者手记》是在一个房间之内张扬屈辱者反抗强暴的权利与尊严，《中国站起来》则是着眼于整座大厦中一些房间与另一些房间之间不平等、不公正的现实，在更大的空间背景上继续张扬屈辱者反抗强暴的权利与尊严。讨论问题的范围有所拓展，其实质无二致。

　　我感到欣慰的是，当《中国站起来》正在遭受误解和围剿时，已经有相当多的读者朋友正在强调它与《耻辱者手记》的一致性。有不少朋友在评论文章和博客留言中，借用“内修人权、外争族权”的说法，描述《耻辱者手记》和《中国站起来》的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的关系。这种表述深得我心。

　　今天之所以还要再版《耻辱者手记》，就因为《耻辱者手记》中的批评并非出于捏造，就因为我今天依然认为这个社会需要改良之处甚多。站在今天的认识水平上说话，我也愿意对这本书有所反思。《耻辱者手记》有时候将中国的缺陷特殊化，表现出某一程度的逆向种族主义倾向，《中国站起来》乃是对这种错误倾向的审视与纠正。

　　既然提到“逆向种族主义”这个词，我不得不多说几句。去年春夏之交，我第一次从《中国不高兴》中读到对于逆向种族主义思想的反思，很受震动。我这几年一边研究西方殖民史，一边反思中国应对殖民掠夺与屠杀的苦难史和奋斗史，经常感到我们的应对与反抗具有无可置疑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可是“五四”以来我们对于这种应对与反抗的解释却常常是主动抹杀自己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五四”以后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的“逆向种族主义”思潮，恰是导致我们阐释错误的症结之一。

　　“五四”一代在中华民族惨遭失败的最低谷，毅然主张抛弃民族文化，不惜以自轻自贱的方式对这个民族展开血淋淋的大批判，这恰是自审意识的高度张扬，他们的观点虽然包含不少错误，他们挽救民族危亡的热肠和自我批判的精神却是十分宝贵的。

　　当我们消费他们的思想长达百年之后，当中国的发展势头和国际社会的力量对比出现了重大变化之后，如果我们还只是“五四”思想的消费者而不是其发展者，那就说明我们的批判精神和自审意识远不如这些毅然断尾求生的伟大前辈。

　　一百年前的思想已经不能解释中国当代的发展现实，一百年前的思想尤其无法指导中华民族未来的崛起道路。我们作为“五四”之子子孙孙，在充分继承他们宝贵的精神遗产的同时，也应该认真清算自己从他们那里继承来的逆向种族主义的思想病毒，充分肯定中国文化、中国信仰、中国道路的正当性，充分肯定中国崛起的正当性。

　　近代以来，最集中地承载着逆向种族主义思想病毒的学术命题就是“国民性批判”（也可称之为国民劣根性批判）学说。这几年，为了清算逆向种族主义思想病毒对于我们民族精神和民族肌体的毒害，我对国民性批判问题进行了比较多的研究，编著了五本著作体现我的研究成果。其中编选的作品是《梁启超国民性研究》、《鲁迅国民性批判》、《国民性批判百年反思》。著作有两本，学术著作是《中国的疼痛——国民性批判与文化政治学困境》，通俗著作是《中国站起来——中国的前途、命运与精神解放》。

　　在完成以上工作之后，我正准备从一个窄小角度，写一写欧洲种族在五百年殖民扩张中所表现的国民性，看看他们究竟是不是像“五四”前贤及我们这些继承者所想象的那样，真的具有什么“优根性”。

　　这六本书都是为了完成一个自审的过程，首先让我自己弄明白一些问题，同时也希望通过这项学术工程，为国人解除佩戴百年的国民劣根性的精神枷锁。

　　前不久几个朋友聚首聊天，聊到我们这些人能为社会做些什么。一位比我年长七八岁的朋友说，我们这代人还能做什么？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风华正茂的时候，我们只知道跟着柏杨《丑陋的中国人》起哄，甚至还为中国不曾被西方人殖民三百年而痛心疾首。我们自轻自贱倒也罢了，还非得倒腾什么黄土文明和蓝色文明的巫术，把自己的国家推到别人的权力框架和利益框架之中。中国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是跟老外打商业战争，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空谈什么文明和文化。我们把位置让出来吧，让八零后们来组织商战，让他们把这个被我们送进了别人裤裆里的民族重新拯救出来。

　　这位朋友的话不免愤激，但是他的自审意识与“五四”前贤堪称异曲同工，他摆脱了“五四”一代某些思想观点的藩篱，却是“五四”精神遗产的真正继承者和超越者。有了这种自审意识，随时调整自己的目标和思想，总归有希望挣脱一切枷锁的。如果没有一点自审意识，没有一种脱胎换骨式的升华，我们这一代人确实像那位朋友所言，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之中，我们很可能不是促进因素，而是成为拖累。

　　是时候了，请从那个黑匣子里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