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难得的书法史著作

　　王家葵先生医学出身，旁及文史，此前曾有《近代印坛点将录》，《近代书林品藻录》为其新著。此书借用唐司空图《诗品》体例，亦分雄浑、冲淡、纤秾、沉著、高古、典雅、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二十四品，每品遴选五人，将一百二十位书家归入其中。一条之下，有时又附录一位或数位或风格类似或有其他因缘的书家，所以实际品藻的书家约有二百余名。在所品藻的一百二十位主要书家里，出生最早者为俞樾（1821），最晚则为徐无闻（1931）；辞世最早的是翁同龢（1904），最晚为康殷（1999），时间跨度近一百八十年左右，涵盖整个近现代。可以说，这是一部体例和风格都很别致的近现代书法史，也是一部见解独到的近现代文化史。此书不光以丰富书法文化知识让人获益，更能以崭新的视角，新颖的见解，启发人的思致。

　　《近代书林品藻录》之洗练品第七“徐无闻”条，讲到成都“韩包子”招牌闹的笑话。“韩包子是成都著名的小吃店，1991年请书法家徐无闻先生撰写门联：‘韩包子无人不喜，非一般馅美汤鲜，知他怎做；成都味有此方全，直觉得香回口畅，赚我频来。’署款：‘一九九一年孟春，徐无闻撰并书。’这没有什么不妥。两年以后，徐无闻去世，新装修的店堂需要书写招牌，于是集对联中‘韩包子’三字为之———这也没有什么不妥。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下款居然照搬对联之‘徐无闻撰并书’。”在一篇题为《渐行渐远的文化》的短文中，王先生再次提到这段故事，将这种现象概括为“一些文化传统，正在以加速度的方式离我们远去”。精神品第十三“王国维”条，作者重提陈寅恪“殉中国文化”一说，接着发挥道，“陈谓‘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当时人多以为无根之语，危言耸听者。红羊劫后，直至今日，文化坏烂已到极处，纵天怜我中华，再降生才调如王、陈二先生者，恐亦不能兴灭继绝矣”。

　　白谦慎先生为《近代书林品藻录》作序，其中言及书法是一门“本土色彩最浓、和外来文化最不具备可比性的艺术”。这一点决定了书法家虽然同样面对“天翻地覆时代”，却无法像从事其他门类艺术的人一样，可以“从别国里窃得火来”〔1〕。作为最具中国特色的艺术品类，至少从表面看，书法艺术几乎与西学无缘。一场“新文化运动”，与书法相关的文学，开辟了一个白话的时代，从此白话文取得了正统地位，传统的文言则迅速式微。自此以后，对白话文持拒绝态度的，大约只剩下书法与旧体诗词了。旧体诗词当然有它自己的理由，而书法所流露的气息，自然也为新文化的倡导者们所不喜，但不知何故，他们基本上对此存而不论。而自在生存的书法，也一直不肯以白话文为书写题材。此后近百年间，即使有人书写一点白话文（如韦斯琴），甚至在书法作品中使用一下标点符号（如吕叔湘），也总是有特殊的机缘，或偶尔为之，在书法领域，没有哪个人产生过这样的雄心：以白话书写来取代文言。所以即使经过了“文革”，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书法总体上仍然可以说是一个文言的世界。

　　上世纪六十年代，《简化字总表》公布，中国大陆实行汉字简化，并旧体诗词甚至有些古籍，也不得不以简体字排印。这时，只剩下书法依然是一个繁体字的世界，更为特别的是，中国书法至今仍然直行书写，拒绝“蟹行”。

　　书法是孤独的。书法已经与日益丰富复杂、发展变化着的中国近现代文化逐渐脱节。毫无疑问，在自己相对狭小但独特的世界里，书法同样需要实现自己的蜕变。但是显而易见，在这里，变化只能是内在的、深层的和精神上的，而较为外在的东西，却可能必须一仍其旧。所以，凡属于古老传统文化的东西，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生活中，早已风流云散，偶尔闪现一下，也让人感到十分陌生，甚至可笑；而在书法的小小世界中，却依然是必须的，重要的。这些东西林林总总，我们不妨概括地管它叫做斯文，或者就是王家葵先生所说的文化。

　　然而，即使在书法的小天地里，想保留住它，又谈何容易。

　　如今的书法展览，最耐人寻味的，往往是作品的行款。参展作品，书写内容比较整齐划一，那就是抄录古代诗文。所以，除了笔墨功夫，很难捕捉到作者的信息。落款则就不同了，虽三言五语，甚至三五字，那总是自己想出来的。如果作者肯于藏拙，像赵孟頫的某些作品，最后只书“子昂”了事，或者直接使用白话，说清楚说算，那倒没得说；要命的是，书写者总是摆脱不了书写内容文言气息的强大惯性，古诗文中酝酿着的韵律，美妙而醉人，如若截然斩断，以白话行款，总嫌生硬而唐突，所以，我们不能责怪今天的书家对传统文言的迷恋，落款时写上一句半句雅驯的文言，确是更为得体。这点事体，如果文言的时代，对于任何一个读书人，都是轻而易举，可今天的情况是，不开口时还好，一开口便错，露出外行的马脚。

　　书法的发展，最终是否允许白话行款，在一幅作品中，同时出现两个时代，一块是往昔，一块是今天：传达两种差异极大的文化气息，我不敢说。如果书写者选择以文言写行款，别的不说，如何写出所抄写诗文作者的名字，就有些讲究。在白话语境中，我们已经习惯了大大咧咧地对古人直呼其名，李白、杜甫，韩愈、孟郊，张口就是，如果到了文言语境之中，直呼其名就显得唐突孟浪，十分不妥。这本是一简单的文化常识，遵从起来也颇为不易。

　　启功论书，不主取法近人。如其《论书札记》：“作书勿学时人，尤勿看所学之人执笔挥洒。”又说：“学书所以宜临古碑帖，而不宜学时人者，以碑帖距我远。”〔2〕此对于初入此门的书法爱好者，可谓语重心长，堪称以金针度人。执笔濡墨，固宜弃近而取远，而书法史的研究，以及从书法的历史发展中，去探寻和领悟书法发展的脉络走向，从而考虑自己书写风格的去取趋避，则未必如此。上古的书迹资源，对于今天书法的发展，或许会有崭新的价值，古代书法的历史发展，古代书人的创造机缘，对今天的书法创造，也时有指导的意义，但远远不及近代以来的书法史、近代以来书家们在其时代环境下的探索和追求，更有具体的指导意义和现实的启发性。

　　本书所及的一百多年，如白谦慎先生在序言中所说，是“极为动荡”的一个时期，其间“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战争、百日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十年浩劫、改革开放……称其天翻地覆的时代，实不为过”。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亘古以来雄居中土的天朝帝国，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致命挑战，西方资本主义市场旋涡，挟坚甲利炮之势，前来“款关而求互市”，古老中国面临着所谓“三千余年一大变局”〔3〕。值此之时，政治上固然显存亡国灭种之危险，思想文化也无不面临巨大挑战，力求蜕变新生。正是在此艰难困苦的大背景下，经过众多书家的不懈努力，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如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向来步履惟艰一样，中国的书法艺术也可以说迄今未能寻觅到发展的坦途。近代以来人们所面临的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在今天，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和面目存在着，近代书家苦苦思索、甚难解索的艺术课题，也大多悬而未决，所以，追寻前辈书家的艺术足迹，探讨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总结分析他们成功的经验，借鉴他们失败的教训，较之古代书法史的研究，对于仍然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当代书法，意义应该是特别重大。

　　书法风格与一个时代的政教习俗密切相关。通览一个时代的书法艺术，隐约可以窥见一个时代的精神面目。对于这一点，王家葵先生是确信的。自然品第十“张树侯”条，引张《书法真诠》中语，历数不同朝代的书法艺术，“商屡播迁，金文龟甲，迥然殊科；周重尊王，彝器所传，大都不远；秦以法治，小篆所遗，严整天似；汉法宽大，石刻所见，张驰任情；晋尚清淡，风韵独绝；唐始统一，慨归齐整；有宋以降，政尚因循，书崇殿体，沿及满清，六七百年，用作干禄之具，文无兴会可言矣”。所以研究一时代之书法，不可不研究那一时代的文化和历史。

　　毕竟此书不是单纯讨论近代历史的书，作者用来探讨近代历史的篇幅并不多，但透过作者的背景勾勒和“春秋笔法”，作者的是非好恶，还是清晰地表达出来。作者对激进派人物的观点，既持保留态度，而对守旧派的荒唐和悖谬，更是不留情面。精神品第十三“胡适”条正文开篇，就回答了有些人的质疑，为什么取胡适之而遗陈促甫，可谓义正而辞严。同品“周树人”条对迅翁则责以“翁对旧文化旧道德之扫荡固然不遗余力，却绝口不言德赛。如此一来，旧已去而新未立，邪见异端乘虚而入，毒害我中华。如今之文化没落，道德沦丧，翁于兹亦有责任焉”。虽末句或有责人过深之嫌，如前面的二句，则能言之成理，且道前人所未言。悲慨品十九“杨度”条正文，对杨度的评价，十分到位。“杨皙子虽主张变法强国，于西方宪政了解亦多，而对君主体制居然嗜痂成癖，此最不可解者”。又说：“一个人居然可以先后多次误于邪说异端，其识见之偏，举世恐无出其右者。”赏鉴其人书法之前，于此人之行事大端，已有所知会。实境品第十八“王同愈”条，对王同愈《栩缘随笔》论书文字的头巾气，反复致意。最后将此书仅有一条论政录出：“伤时之辈，但责望于政府之无状。夫政府岂异人任哉，使一读斯宾塞尔《群学肄言》，则民方自责之不暇，何暇吹求于政府哉。”然后评论道：“栩缘此论最为刻毒，而至今仍有同调者。磨兜坚，磨兜坚，吾三缄其口矣。”同品“陆润庠”条，对于这位同治甲戌科状元的品藻，也不忘其政治上的态度。“凤石于时局主张株守，仇视民权，持论颇与潮流反对”。又市评论道：“然其医术不足于起两宫之沉疴，经学未能济国家之危厄，非所学不精，旧学问无裨于新世界也。”此条解说又云：“清朝之灭亡，乃是由内外各种因素共同促成，朝中一帮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放弃权力，用各种借口回避改良动议、拖延改良进程，也是原因之一。当政治制度朽坏至极，当局者不愿自上而下实施改变，则反对集团必然自下而上挑起这场改变。错过若干次机会以后，政府终于在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尽管为时已晚，倘不是慈禧、光绪相继崩殂，或许也不失为苟延残喘的良药。”此虽是评论陆润庠政治立场的铺垫，但对于理解那一时代之精神苦痛，以及文化人见解与探索创造，均有大用处。

　　一般研究中国书法的人，往往或者具备中国文化的修养，而对西方文化一无所知；或者满口西方文艺学名词，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无多。如上两类人学有偏嗜，讨论起书法问题，容易各执一端，互不相让，而所见又不能不互有所失。这一现象不光今天如此，即如本书所讨论的近代书法看，往往亦是如此。旧派人物拒斥新学，新派人物则多不顾及书法。而王先生对所论及之百年书法，有着精深的研究和细致的体味；而对百年书法所处之时代，作者亦有较深厚的修养和清明的识见。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虽然对中国传统文化一往情深，却又不仅仅囿于传统文化，对世界大势普世价值了无知会者。超诣品第二十一评所列五人，“心思与大道相契，形迹与凡俗睽违”，正可移以评论本书作者。

　　注释：

　　〔1〕《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页。

　　〔2〕《启功论书札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9页。

　　〔3〕李鸿章：《李肃毅伯（鸿章）奏议》，章洪钧、吴汝纶编，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8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