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淙”辨

　　读2010年第5期《书屋》杂志所载陈福季先生《关于武则天石淙宴饮诗会若干问题的辨正》（下简称“辨正”文）一文，毫不夸张地说，“辨正”文中所涉及的问题，都是心态急于纠正他人错误的陈福季先生自己搞错了，反而将一些不成问题的问题搞成了有问题的问题。谨逐一辨正如下，以就教于陈福季先生。

　　一、关于出席石淙宴饮诗会人数的问题

　　据“辨正”文所引《蒙曼说唐·武则天》中文字称：“女皇都带头了，随从人员肯定纷纷响应。十六个人，一共写成了十六首诗。”陈福季先生根据自己从《全唐诗》中“发掘”出来的所谓“狄仁杰诗序”而“纠正”“蒙曼在《百家讲坛》中的疏误”说：“二是将出席这次宴饮的十七人错为十六人，总共十七首诗也就相应的错为十六首了。”其实，所谓“狄仁杰诗序”，并非“狄仁杰诗序”，问题留待下述，《蒙曼说唐·武则天》中所说的人数，也并非搞错，而是陈福季先生没有“细心”，将浅显的文字读错了。蒙曼说“女皇都带头了”，当然写了一首诗；“随从人员肯定纷纷响应”，便是“十六个（随从）人，一共写成了十六首诗”。两者相加，就是“出席这次宴饮的十七人”和“总共十七首诗”了。实际上，撰写了“石淙诗”的人，包括武则天在内，至少有十八人，也就是说，撰写了“石淙应制”诗的至少有十七人。

　　二、关于宋之问是否撰有“石淙应制”诗的问题

　　陈尚君辑校《〈全唐诗〉续补遗》引清《古今图书集成·山典·嵩山部》，提出宋之问亦撰有一首“石淙应制”诗。陈福季先生称将“《全唐诗》宋之问的诗四卷，从头到尾浏览一遍，竟然没有《石淙》和诗。怨自己太粗心，才没有查到宋之问的和诗。因此还是毫不怀疑地细细看了至少两三遍吧，无论怎么上天下地似的仔细搜寻，宋之问的《石淙》和诗就是毫无踪迹可寻，大惑不解”，“直到看了狄仁杰和诗前的《序》后，才终于明白真相，原来宋之问根本就没去石淙侍宴，当然也就不会有和诗留下来。这也就铁定无疑地告诉我们，原来陈尚君据《古今图书集成》所加的跋语，又注《古今图书集成》所据的《金石萃编》卷六十三云云，全是忽悠人的妄言”。因而认为：“问题是出在陈尚君那看似天衣无缝的跋语上”，是“让陈尚君的疏误给忽悠了”。

　　作为武则天主要侍从文人之一的宋之问确实撰写过“石淙应制”诗，而且是所有十七首“石淙应制”诗中载录于现存传世文献中最早的两首诗之一，另外一首是沈佺期的《嵩山石淙侍宴应制》诗。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一百六十九《应制二·侍宴》载：“《三阳宫石淙侍宴应制》，宋之问。”诗云：“离宫秘苑胜瀛洲，别有仙人洞壑幽。嵓（岩）边树色含风冷，石上泉声带雨秋。鸟向歌筵来度曲，云依帐殿结为楼。微臣昔忝方明御，今日还陪八骏游。”明·高棅编《唐诗品彚》卷八十二和清《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卷五十四亦收载此诗，诗题相同。三阳宫在嵩山之石淙山，故明·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卷二十四著录宋之问诗，诗题为《嵩山石淙侍燕（宴）应制》；题下注云“得‘幽’字”，清《御定全唐诗录》卷六录载此诗，亦作“《嵩山石淙侍宴应制》，得‘幽’字”，表明当时参加和诗的人分别选用了不同的韵，既切合武则天《夏日游石淙诗并序》之《序》中所云“各题四韵，咸赋七言”（笔者按：所谓“四韵”“七言”，便是七言律诗），也与现今所见当时诸人作应制诗所用之诗韵均不相同而相契合。而且，《石仓历代诗选》卷二十四还载有宋之问的《扈从登封途中作》和《幸少林寺应制》二首诗，证明宋之问当时“铁定无疑地”是扈从武则天去过嵩山，随侍石淙宴饮，并作有应制诗。这里便出现了清代王昶在《金石萃编》卷六十四（按：不是陈福季先生所云之“《金石萃编》卷六十三”，这也表明陈福季先生在批评他人时，其实自己并未翻检《金石萃编》等书）引《说嵩》所提出的一个问题：“按唐本有宋之问《石淙侍游应制》诗，未刻崖上，岂宋诗为刻后作耶？”王昶还注云：“《河南府志》谓狄梁公（笔者按：即狄仁杰）一诗《全唐诗》未收，今检《全唐诗》，狄诗已在集内，并非未收；惟《说嵩》谓宋之问有《石淙侍游应制》诗一首未刻崖上，则诚如其言。今《河南通志》石淙山条下载二诗，一是狄诗，一即之问诗。”要解决这一问题，又必须结合下述问题一并回答。

　　三、关于狄仁杰是否撰写过诗序的问题

　　陈福季先生还“发现许多书对这件有山崖刻字记载的宴饮诗会其说不一，错误甚多”，“辨正”文称：“1993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历代帝王诗词鉴赏词典》”，“在介绍了石淙周围的地理环境、名胜古迹之后说得就离谱了：‘北崖上刻有久视元年武氏君臣饮宴时吟诵的诗篇，南崖上刻有奉宸令张易之撰写的《秋日宴石淙序》，诗与序均为文学名士薛曜手书’”。陈福季先生认为：“说张易之撰写了《秋日宴石淙序》刻于南山崖上，这纯为子虚乌有。因为序与诗应紧密联系在一起，怎么会‘南北分治’呢？从形式上看是根本不可能的。再说这样有女皇招饮赋诗的场合应由她来制序（前已说事实即是如此），统领全局，这才是名正言顺、合情合理之事”，况且“只从题目《秋日宴石淙序》看，与石淙会饮的时令也完全不合。上引狄仁杰和诗序中有明确的日期为‘时久视元年五月十九日也’，时间明明在夏季，和诗中有九人，也包括张易之……诗的题目都是《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夏日’就一下子成了‘秋日’，岂非脑子进水神经出了毛病”。“可又无独有偶，1986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第二版的《中国名胜词典》的‘石淙会饮’条也竟早有同样的说法：‘北崖上刻有武则天于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大宴群臣时诗作十七首，南崖上刻有张易之撰写的《秋日宴石淙序》，诗与序均为薛曜手书。……这种人云亦云、沿袭其错的学风是实在要不得的”。

　　首先，陈福季先生这段文字便有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既然“女皇招饮赋诗的场合应由她来制序”，而不能由张易之撰写，那么狄仁杰的诗序又从何而来呢？实际上，陈福季先生的所谓“狄仁杰写的诗序”，并非狄仁杰所写，而是《全唐诗》编者所加的按语，这段文字已见于陈先生本人的“辨正”文，为节省篇幅，不再征引，但决非如同陈福季先生所说的，该诗序的格式是“又有《全唐诗》编者（在狄仁杰诗序）所加的前后按语”。在古籍中，还从未见过如此的表述方式。这段文字中的“其序云：石淙者，即平乐涧”中的“序”，不是指狄仁杰撰写的《序》，而是武则天所撰写的《序》，武氏《序》称：“爰有石淙者，即平乐涧也。”该《序》见清·叶封撰《嵩阳石刻集记》卷上，有兴趣者自可查阅。而《全唐诗》的按语全文，基本上是糅杂了宋代楼钥所撰之《跋章达之所藏〈唐石淙诗序〉》和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所撰之《金石文字记》中的相关文字而成。为使陈福季先生不会产生疑问，又使“百家讲坛”的观众对相关史实有所了解并减免检索之劳，现将这两种古籍中的文字引述如下。

　　楼钥《跋章达之所藏〈唐石淙诗序〉》云：“同知枢密院章公示以故碑二册，其一则《夏日游石淙诗序》，……盖则天所作也。有云：爰有石淙者，即平乐涧也。则天赋七言。太子显，则中宗也。相王旦，则睿宗也。武三思、狄仁杰、李峤、苏味道、姚元崇、阎朝隐、崔融、薛曜、徐彦伯、杨敬述、于季子、沈佺期各称其官。诗皆七言。侍游应制亦有姓名残缺者。后云大周久视元年左奉宸大夫臣薛曜奉敕书。其一《秋日宴石淙序》，《序》中言若三阳、石淙，亦曜书。曜乃稷之兄。字画劲正，实相似云。退而详考之唐史，则天圣历三年造三阳宫于嵩山，夏四月幸三阳宫，五月改年‘久视’，七月至自三阳宫。《唐会要》：久视元年七月三日，右补阙张说以车驾在三阳宫，不时还都，上疏有云：‘三阳宫至洛城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崿坂之峻，奈何去宗庙之上都，安山谷之僻处？’正其地与时也。春明宋次道敏求作《河南志》：登封县三阳宫，武后圣历三年造。有含枢殿，长安四年毁之。其城曰‘石淙’，即平乐涧也。或谓‘石淙’即晋石崇之金谷，考之殆不然。《太平寰宇记》及《河南志》皆云金谷在河南县，此石淙在登封县，‘淙’与‘崇’字又不同，以此知其非也。武后传言，则天作十有二文，此碑多用之，亦有字画不同者，又知……‘圀’之为‘国’、‘全’之为‘人’等，不能悉书，亦可补史之阙文也。”（见《攻媿集》卷七十五）据此文可知，楼钥所见之“故碑二册”，即包括刻于北崖之武则天的《夏日游石淙诗序》及君臣的唱和诗，以及刻于南崖之张易之的《秋日宴石淙序》；这两种碑刻均为薛曜所书。而且这些摩崖碑文中有许多武则天生造的文字，如“‘圀’之为‘国’、‘全’之为‘人’等”，故清·叶封撰《嵩阳石刻集记》中所说的：“此篇与《封祀坛碑》、《秋日宴石淙序》及潘尊师《碣》如天、地、日、月、初、人、圣、生、星、君、年、正、臣、载、国等字悉从之，今一依正文更定。”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卷三：“御制夏日游石淙诗并序，薛曜正书。久视元年五月。今在嵩山石淙北崖上。其诗天后自制七言一首。侍游应制：皇太子臣显，太子左奉裕率兼检校安北大都护相王臣旦，太子宾客上柱国梁王臣三思，内史臣狄仁杰，奉宸令臣张易之，麟台监中山县开圀男臣张昌宗，鸾台侍郎臣李峤，凤阁侍郎臣苏味道，夏官侍郎臣姚元崇，给事中臣阎朝隐，凤阁舍人臣崔融，奉宸大夫汾阴县开圀男臣薛曜，守给事中臣徐彦伯，右玉钤卫郎将左奉宸内供奉臣杨敬述，司封员外臣于季子，通事舍人臣沈佺期，各七言一首。”与陈福季先生的所谓“狄仁杰写的诗序”相比较，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中所载录之侍游应制诗作者的官衔与姓名之间，都多了一个“臣”字，有此“臣”字，便是当时人所撰，否则当为后人所作，此亦应为读史应当具备的常识。

　　四、关于张易之是否撰写过《秋日宴石淙序》的问题

　　通过以上讨论，再谈张易之的《秋日宴石淙序》问题就比较容易了。据上述诸多文献记载，该序确实存在。《金石萃编》卷六十四录有该篇全文（有所残缺，不征引），注云：“磨（摩）崖，高一丈八寸，广六尺三寸，二十五行，行四十一字。正书。在登封县石淙山南崖。”并引《说嵩》文云：“石淙南崖与北崖正对，中隔深渊，刻曰‘秋日宴石淙序’，奉宸令张□□□。《嵩书》曰：‘是文刻南崖，下临深溪，游人遥望，不得读，故世无传者……”。其他一些较早的金石志书对此亦有著录，如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卷三云：“《秋日宴石淙序》，张易之撰，正书，阙年月，今在嵩山石淙南崖。”其他著录甚多，不再征引。用陈福季先生的话来说，此《序》之存在并非“子虚乌有”，而是“铁定无疑”的。如同陈先生所质疑的，问题就出在“夏”与“秋”字所引出的时间差异上。正如楼钥《跋章达之所藏〈唐石淙诗序〉》中所云：武则天君臣是“夏四月幸三阳宫，五月改年‘久视’，七月至自三阳宫”，四月至六月均为夏季，七月便进入秋季。楼钥又引“《唐会要》：久视元年七月三日，右补阙张说以车驾在三阳宫，不时还都，上疏有云……”表明武则天君臣至进入秋季的七月份还滞留于三阳宫。而宋之问的《三阳宫石淙侍宴应制》诗中正有“嵓（岩）边树色含风冷，石上泉声带雨秋”语，表明宋之问的侍宴应制诗是写于秋季，与张易之的《秋日宴石淙序》文时间正相吻合，又可互证。可以想见，武则天君臣自“夏四月幸三阳宫”，至七月离开，四个月的时间内，与群臣饮宴决非只有一次，在五月那次饮宴诗会时，宋之问有可能受命一度离开赴他处办事，七月再度赶回后，补写了“侍宴应制”诗，当然就未能列名于五月所刻于石淙山北崖上的诸诗中。这只是一种具有可能性的推测，想必陈福季先生不会也认为笔者是“脑子进水神经出了毛病”而在“忽悠”人吧！

　　陈先生的“辨正”文中的疏漏舛误还有一些，事涉枝末，一一指出，便显得笔者太小心眼，就不再啰嗦了。光是抱着一部《全唐诗》，哪怕如同陈先生一样“藏有多种版本”，仅仅在其中“上天下地似的仔细搜寻”，而非广采博搜其他文献，也不可能厘清史实，得出正确的结论。正如陈福季先生教导所称：“做学问品书似一个蛛网，牵一发而动全身，岂可不认真认真再认真，细心细心再细心呢？”笔者愿以此与陈先生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