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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俄罗斯人的“战斗”气质是如何养成的

　　马尧《俄罗斯人为何是『战斗民族』》

　　提起俄罗斯，人们脑海中往往立即闪出一个词：“战斗民族”。这个素以彪悍著称的民族确实不同凡响：赤手空拳斗棕熊、台风天气开飞机……那么，这样的“战斗民族”究竟是怎样炼成的？

　　一是独特的地理条件。俄罗斯人从小就生活在那片辽阔的土地上，一方面决定了其粗犷豪爽的民族气质，另一方面也滋长了其优越感和对外征服的渴望。

　　二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历史。俄罗斯地处欧亚地区中心，是世界三大文明的交汇处，战略地位重要；同时，由于位于民族大迁徙的主要路线，且缺少有利于防守的天然屏障，历史上多次遭受包括纳维亚人、日耳曼人、诺曼人、瑞典人、立陶宛人、蒙古人、鞑靼人以及众多游牧汗国或部落的不断进攻。四面强敌的威胁使俄罗斯的整个历史进程都充满了征服与被征服的军事活动。

　　三是宗教。东正教的传入培养了俄罗斯人普遍的“救世”使命感，这成为日后沙俄侵略扩张的重要意识形态基础，也为俄罗斯军事文化的形成奠定了精神基础。

　　四是强悍的身体素质。在俄罗斯长达2500年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历史中，许多以强悍著称的民族的血统融入其中（比如诺曼人和蒙古人），加上战争的优胜劣汰，让俄罗斯民族拥有强健的体格，可以说，强悍的体格使“战斗民族”名副其实。

　　二、气候变化影响文明盛衰？

　　林山《气候变化影响文明盛衰？》

　　有关气候异常对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的影响，我国早在两千余年前西周周幽王时，太史伯阳甫就曾指出：“昔伊（水）、洛（水）竭而夏亡，（黄）河竭而商亡。”

　　学者程明道所著《气候变化与社会发展》一书中提出，从公元前650年到公元2000年，中国区域地表气温存在3个数百年大时间尺度交替的降温期和升温期。而降温期和升温期也分别对应着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例如：中国区域地表气温距平在公元前170年达到极小值，这个气温震荡下行期，对应的是混乱的战国时期。此后，经390年的震荡上行（气候变暖），于公元220年达极大值，对应的是两千余年来我国历史上最强大的两汉王朝。同样，我国历史上另一段强大的隋唐王朝也出现在温度上行期，而混乱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晚唐和五代十国以及相对柔弱的两宋、元朝和明朝，均处于温度下行期。气温距平在公元1650年探底后，又震荡上行直至今，此段又见到强大的清帝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程明道认为，气候变化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一方面，气候变化（降温趋势）可能引发朝代更迭、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有破坏力的外族入侵和引起大规模社会动荡的民众起义等。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升温趋势）可推动社会繁荣。

　　然而，不是所有气候降温期的社会动荡都会引发改朝换代，气候降温期也曾有东汉初期、光武中兴等社会繁荣和稳定。气候持续增温期也不总对应社会繁荣和稳定，如清朝后期和混乱的民国时期等。

　　三、1860年中国制造业或排世界第一

　　易铭《1860年中国制造业或排世界第一或占全球32.9%》

　　1860年的中国命途多舛。在北方，英法联军进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仓皇北逃，并于次年死在热河行宫，这一年新签订的《北京条约》，又为这个破败的帝国增添一笔高达800万两的战争赔款。而此时，南方的半壁江山，已然沦入太平天国之手。形容这段历史时，有一句老生常谈的话——落后就要挨打。

　　但，大清朝真的“落后”吗？2010年在CCTV财经频道热播的纪录片《华尔街》中介绍：“1860年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美国只占1.8%，处于世界第一的是中国，占到32.9%。”

　　大量“事实”可以证明“中国制造”的魅力：仅在1855年，茶叶输出量就高达15793700磅，5年后更上升到4000万磅；景德镇烧造的白瓷，在广州依照西洋画法彩绘后，行销海外；丝绸甚至出现在英国乡村小镇杂货铺的货架上。而衣被于天下的中国织布业，甚至将印度当成了原料产地。

　　但这个“世界第一”并非一架充满活力、喷吐着蒸汽高速运转的机器，而是由全国各地难以计数的小手工业者，长期默默无闻的工作拼凑起来的泥足巨人。在传统中国，制造业被认为是“副业”，产出靠的不是大工厂里的联合作业和机器生产，而是小手工，物质资本的积累，也几乎不会用来进行技术革新。所以这种“神话第一”，看起来辉煌无比，但其实就像瓷器一样，美丽、精致，但是易碎。此后几十年，欧洲凭借其强大的技术革新力量强占了中国全球制造业第一的地位，中国“神话第一”的地位也走到了尽头。

　　四、中山陵为何无墓志铭

　　惠之《中山陵为何无墓志铭》

　　1926年3月18日，中山陵工程刚刚动工不久，孙中山丧事筹备委员会第23次会议做出决议：推定汪精卫写碑文，胡汉民撰墓志铭文，吴稚晖作传文，张静江担任记文。可过了将近两年时间，碑文内容还没有确定。1928年1月7日，孙中山丧事筹委会慎重研究后认为：“以总理之伟大，非墓志铭、传记文字所能包括一切，致以不用为宜。”遂决定仅由谭延闿书写碑文。

　　1930年3月7日，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第13次委员会议决定，总理陵墓碑刻字格式分三行：

　　中国国民党葬

　　总理孙先生于此

　　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

　　不过，关于中山陵为何缺少墓志铭还有一种说法：

　　1927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即筹划为孙中山营建陵寝。1929年春，中山陵竣工。墓志铭本是由章太炎执笔写就的《祭孙公文》。然而，由于章太炎平素常常斥责蒋介石的革命不是真革命而深为后者忌恨。蒋介石终以中山陵建筑总监的身份和党国代表的名义拒绝使用章太炎撰写的墓志铭。

　　因此，中山陵建成之后，碑亭虽在，却没有墓志铭，不得已而将“天下为公”四字刻于亭中以代之。对此，章太炎愤怒地说：“蒋以个人好恶，竟宁使革命元勋之陵墓缺少碑铭，可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