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乡郎中战“三线”

　　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越南燃起战火，企图侵犯中国边境；印度不断蚕食中国边境领土，妄图发动战争；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虎视眈眈；台湾蒋介石咄咄逼人，叫嚣“反攻大陆”，不断派飞机、特务骚扰东南沿海地区。

　　在这种四面临敌的情况下，“备战”成了毛泽东关注的头等大事，他曾指示“三线建设要抢在战斗的前面”。因此，国务院、中央军委当机立断提出了抢抓“三线”建设的号召。当时我国设整个沿海为“一线”，中部各省为“二线”，云南、贵州、四川、青海、湖北、湖南等省为“三线”。

　　湖南位于我国东南腹地，是连接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的桥梁，战略位置相当重要。湘西一带境内沟壑纵横，峰峦起伏，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故湘西被列入“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

　　1970年8月2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文决定首先修建西南大后方的大动脉——湘黔枝柳铁路。10月1日，湖南省铁路会战指挥部正式成立，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兼湘黔铁路总指挥华国锋下达全省动员令，从而掀起“三线”建设新高潮。

　　1970年10月18日，为了响应党中央“三线建设要抓紧”的号召，我与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原白云公社200多名基干民兵同赴芷江铁路建设工地参加“三线”建设。

　　当时，我在本村任“赤脚医生”，职责是用中草药为群众治疗各种疾病。因此，原白云公社党委经集体研究决定，指定我参加湘黔枝柳铁路建设，从事医疗服务。我克服家中的困难，挑着行李与200多名铁建民兵们一道从蒋坊出发，经绥宁、靖州、会同、洪江，22日清晨到达芷江县新店坪。在赶赴芷江铁建工地的路上，沿途各县村寨都张贴有醒目的大标语，沿途各村百姓家门口都设有茶水摊，使我们亲身体会到在电影中看到的那种人民群众欢迎子弟兵的动人场面，哪怕脚板起了连串血泡也不觉得痛了。

　　当时的铁建民兵按部队建制，城步为一个独立团，一个区为一个营，清溪区为第一营，营下设两个连，每个连有100余民兵。城步铁建兵团由刘正良任团长，李树林任政委。为了对外保密，各县指挥部都设工程代号，城步称9259工程指挥部，往家中写信的通讯地址只能写工程代号。邵阳地区有1991个连，共24万铁建民兵。城步独立团5个营5600多名民兵，分得2公里长的铁路路基，其中有2个涵洞，2个大填方，需劈平4个大山头才能填满。

　　我分在营部卫生所，与蒋坊公社杨青云、大联公社封国光、儒林镇刘玉珍一道从事医疗卫生事务。他们用西药为民兵们治病，我用草药为民兵们进行疾病预防和治疗外伤，我们既分工又合作，配合得十分默契。

　　由于铁路工地土方任务重，时间紧，加上居住环境卫生差，老鼠蝇蚊多。蔬菜以海带、南瓜为主，民兵们营养欠缺，故预防传染性疾病显得十分迫切。当时民兵工资每月36元(10元伙食，5元零用，21元交生产队记工分)，每天口粮一斤半大米。因经费紧张，西药短缺，故预防疾病以草药为主。

　　我的任务是每天上山采集草药熬成药汤，用于预防流感、流脑、消化道系统等传染性疾病的发生与传播。

　　当时卫生所制定了一条“铁规”：凡是来卫生所看病治伤的病伤员，进门必须先喝完一碗预防药才发放西药或敷伤口药，许多伤病员都怕过这一关。为了确保民兵们的身体健康，我们有时用水桶将熬制好的预防药汤在开餐前挑到连队，每人发半碗药汤“强迫”民兵们喝，不肯喝药汤者不准开餐；有时动员民兵们在睡觉前喝一大碗，把喝预防药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

　　由于采取多种防预措施，一营200多名铁建民兵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发生过流脑、流感、腹泻、痢疾等流行性疾病，从而加快了填土方工程建设的进度，因而受到团部(县指挥部)的表扬。

　　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与我同村、刚满20岁的新化移民子弟刘陶聪突然病倒了，连续几天高烧不退，营部医生给他打针服药不见好转，我只好急忙将他转送到团部卫生院。团部医师为他会诊检查时，只见他双耳、双眼、鼻孔、口中开始渗出血液，我觉得这种病症极像苗医所说的“上路野鸡”症，经团部医师会诊后诊断为“钩端螺旋体”。苗族民间治疗此病，初发时用骨碎补200克捣烂取汁灌服或用金鸡尾70克煎服，据说效果明显。但我从未试过，人命关天，不敢用土方治疗。团部卫生院无特效药也无法治疗，必须火速送到芷江县城北面的铁道部医院抢救。驻地对伙铺距芷江县城有70公里，又无专人专车护送，怎么办呢？

　　当时天色不早，有人建议等第二天再派车护送。救人如救火，我只好挺身而出承担起护送危急病人的任务。于是，我站在公路中间强行拦住一辆开往芷江方向的工程车，将重病的刘陶聪扶上车，3个多小时后到达芷江县城时，已是万家灯火。

　　我是第一次进芷江，人生地不熟，夜间分不清东南西北，只好背上刘陶聪边走边打听铁道部医院的方位。当时刘陶聪虽然瘦得皮包骨，但仍然有40多公斤重，我十分吃力地背着他沿着芷江飞机坪边缘行走。据说修建飞机坪时死了上千人，飞机坪边有个万人坑；新中国成立初期集中枪毙土匪也将飞机坪边作刑场，所以在气温较高的夜间，已长满野草的芷江飞机坪有群群鬼火闻风而动。不知是真的怕还是累倒了，我的背部冷汗直冒湿透全身，大约摸黑走了两个小时终于到达铁道部医院。我们进医院时已是晚上10点多钟，我急忙拿出介绍信，办理住院手续。医师们说，这个重症病人若晚来两个小时，出现七孔大出血就没有办法救治了。

　　经抢救，刘陶聪的病情终于得到有效控制。听医师们介绍说：钩端螺旋体，又称“打谷黄”“稻热病”，它是一种感染钩端螺旋体引起的急性传染病。这种病毒寄生在老鼠的肾脏内繁殖，并随尿液排出体外，污染河水、塘水和稻田水，人若接触了被污染过的水，钩端螺旋体病毒就会通过皮肤、黏膜侵入人体，在血液中大量繁殖后侵入肝、肾、肺、脑膜内诱发各种症状(七孔大出血、发高烧等)，此病潜伏期较长，初发时很难诊断是何种疾病；若发现太晚或救治不及时，病人极易死亡。医师们对我说：在钩端螺旋体流传的农村，大面积消灭老鼠和减少赤脚下水田的次数是比较见效的预防措施。

　　我回到营部卫生所不久，有人对我说：你的胆子太大了！一个半路出家、毫无护理知识的草药郎中竟敢一个人护送危急病人去芷江；如果患者在途中病情突然恶化死亡，没有证明人，看你如何交代！我细想：他批评得有理。但是，人在危难中最需要的是得到及时救助。刘陶聪大难不死，应归功于他自己大富大贵的造化和铁道部医师们的全力抢救。

　　土方任务完成后，大部分民兵回到家乡，我被留下为参加打苏家溪隧洞的民兵们从事后勤服务。1971年5月的一天晚班中，在苏家溪隧道施工时，因洞中岩石塌方，当场死亡2人，重伤10余人。隧洞塌方事故并没有影响工程的进度，民兵们振作精神继续干下去。从填土方、打隧道、架设桥架到铺轨，仅两年时间，民兵们凭借简陋的工具，在如此复杂的地形上施工，完成了902公里长的湘黔铁路修建任务。

　　1972年10月13日，新建的湘黔铁路终于正式通车。在“三线”建设中，苗乡民兵为国家的铁路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一营卫生所全体医务人员的努力下，一营200多名铁建民兵没有一个因病致死或因伤致残，我们在肩负保护民兵身体健康的工作中，向党和人民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三线”建设在湖南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杨盛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