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返乡笔记

　　每逢春节，网络上最热闹的话题是返乡。大都市里光鲜亮丽的白领、严肃认真的公务员，通通化成了翠花、狗蛋，然后不断散播着乡愁。从何时起，返乡成了一个如此复杂的命题？

　　《方圆》杂志特邀了四位法律人撰写返乡笔记，有大学教师，也有司法实务者，他们从法社会学的角度，观察了出国打工、家庭结构变化、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等诸多问题，更加客观地还原了“故乡”。

　　如是，在法律人严密的思维逻辑和问题导向下，我们发现：乡村社会的发展总是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不管人们是赞同还是反对，是乐观还是悲观，它在自身的运行逻辑中不断地回应着这个社会，在不断地蜕变着自己，这个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故事。

　　返乡：一个复杂的故事

　　文｜侯学宾

　　当我在感慨污染治理终于有效果的时候，村民们的想法和我相差千万里。新闻里面的企业转型、全民创业和供给侧改革是太过遥远的事情，最紧要的是能赚到钱养家糊口，这种朴素的想法并没有错，谁都不能要求谁必须高尚地活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广大的农村到底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这不是一个两三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问题，我们经常在农村看到截然不同的现象。村民们变得更为富裕，但依然有人贫困潦倒；整个村庄变得更为现代化，但周遭的环境却日益恶化；妇女开始变得更有地位，但是离婚却日益增多；年轻人更为独立，但是老人却遭遇不孝和虐待；有人在赌博中倾家荡产，也有人在组织人们多行善事；手机、微信和广场舞在乡村四处可见，但是烧香拜佛和跳大神也司空见惯。

　　乡村社会的变迁是一个复杂的故事，复杂并不意味着不能评价，用一种居高临下和自以为是的立场去看待农村的变化并不适当，尽可能站在农村或者农村人的视角看待这些变化也许更能发现农村在转型中的巨大生命力。

　　赚钱养家糊口和忍受环境污染之间

　　春节回老家的时候，时常被人问起老家在哪里，那不过是华北平原上临近一个地级市邢台的乡村，关键是邢台在近年来实在太出名了，而出名的原因就是时常高居全国空气糟糕排行榜的前三名。农村的污染一点都不差于城市，而且不仅仅限于空气，还有水源和土壤。

　　每年回家，我的嗓子都要发炎，适应几天后就会正常，我时常自嘲自己的适应能力很强，也会抱怨空气污染的严重。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出现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或者说没有经济的快速发展，环保问题不会这么严重，但是村民们的认知和我们这些“城里人”却有不小的差异。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我的家乡水脉丰富，四处都是芦苇荡，村里的小河和池塘随处可见，甚至有一股泉水被称之为神泉，相传有治病祛邪的功效。四通八达的河流让家乡以盛产芦苇和席子而闻名，但是由于缺乏耕地，人们的生活水平依然挣扎在温饱线上。记得小时候为了能吃点零食或者肉，还要装病才行。时间再追溯到20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父母一辈的人们经常是吃糠咽菜，各种野菜红薯都被拿来充饥。

　　环境的更迭大概开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上游开始修建水库，火力发电厂和玻璃厂等企业也开始大量抽取地下水，整个生态环境开始发生改变，河流开始消失，底下的泉水开始干涸，芦苇荡被改造成耕地，耕地的增多逐步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因为临近城市，第三产业较为迅速地发展起来，从各种养鸡场、养猪场到饲料厂、糠酸厂，这些乡镇企业为村民提供了更多务工的机会，也提供了更多的收入，但是这些企业自然迅速地占据耕地良田，不断地排放废水和废气。

　　在很长的时间内，村民们也不懂空气污染，更不懂废水对地下水的危害，到现在很多人依然认为雾霾就是以前的雾气。干涸的河沟成为排放废水的最便捷通道，原来的池塘成为废水和垃圾的汇聚地，甚至有人将冒着白沫的废水用来浇灌麦田，后来发现会导致麦田减产才作罢。

　　人们的收入在不断地提高，耕地在不断减少，村里的房子越盖越漂亮，摩托车、汽车越来越多，天空也变得越来越灰蒙蒙。事随境迁，污染也累积到一个爆发的临界点，地下水被严重污染，机井抽出的水已经发红，此时人们才发现电视上说的污染就在身边。

　　由于我们村在上游，受影响的是下游的村庄，既然自己不受影响，以邻为壑就觉得很正常。村民们为了维护自己做工赚钱的利益，对企业的污染漠不关心，而下游的村庄却在遭受污染后不断地举报，污染企业经常处于检查组来了就停，检查组走了就开的循环中。

　　一直到环境污染问题成为全国性问题，为了拱卫京都，全省范围内开始大力整治污染，关停了大量的污染企业。今年回家明显感觉到空气质量的不同，因为我嗓子竟然没有发炎，而且连续几天都出现蓝天。但是，我发现在村周围依然在继续征地，听村民讲要继续招商引资，听那些企业的名字，就知道又是那种高能耗高污染的类型。有征地就会有一笔补偿费用，有征地就会有企业入驻，有企业就有工作机会，就不用背井离乡去外地打工，当环境污染还没有迫在眉睫的时候，人们更愿意接受眼前赚钱的机会。

　　从水清天蓝的芦苇荡乡村变迁到企业丛立环境污染半现代化农村，村民们并没有想回到过去。我经常问村里的小学同学和左邻右舍，现在好还是过去好，有没有人愿意回到以前耕田为生的日子，大家往往在沉默一会儿后，还是坚持不愿意再回到从前，不愿意是一种态度和立场，沉默是对现在境遇的不满，这种复杂的态度也许可以解释乡村生活中的欢喜与悲伤。

　　当我在感慨污染治理终于有效果的时候，村民们的想法和我相差千万里，他们更在意的是将来去哪里打工，感慨着赚钱越来越不容易。新闻里面的企业转型、全民创业和供给侧改革是太过遥远的事情，最紧要的是能赚到钱养家糊口，这种朴素的想法并没有错，谁都不能要求谁必须高尚地活着。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意识到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但是赚钱养家糊口和忍受环境污染之间的抉择，并不是一个逻辑问题，而是现实的生存问题。随着耕地的减少，村落的日益城镇化，人们的消费也日益城镇化，大部分生活都需要用钱来买，而土地的粮食生产已经不足以满足生活的需要。

　　改变总是在发生，也许无法改变整体的环境污染，但乡村也在日益城镇化的过程中改变着自己。

　　城乡人员流动带来的是那些依然居住在乡村的人在外出之后对城市生活的一种向往和学习。村里的房屋建设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三间或者六间大瓦房，而是变成了两层楼的别墅，即使是平房，房内的布局也已经开始效仿城市的三室一厅格局，有了专门的厨房和卫生间，甚至在自来水通了之后有人安装了马桶，装起了暖气。个体的居住环境在朝着更加卫生和便利的方向变化。

　　经济的富裕也使得人们更愿意拿出钱改变外部的环境，诸如修建道路。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对垃圾的处理，尽管在农村还没有找到更为科学的处理方式，但是已经不再是随处丢垃圾，而是集中掩埋，村里的几个干涸的大池塘成为掩埋垃圾的地方。以前四处乱挂的塑料袋明显变少，街道也更为干净卫生，这都是近两年发生的变化。但是在能够掩埋垃圾的池塘填满之后呢？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村民内心信仰的碰撞

　　农村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在外部的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还有村民内心信仰的改变。

　　很小的时候，我就经常看到大人们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在家烧香拜神，也记得小时候村里的大槐树下用砖头堆砌起来的小庙，里面立着神龛，不时会有人偷偷地烧香敬奉，还有信耶稣的人在周末的时候会“唱歌”，时常觉得很稀奇。

　　这些活动常常被认为是封建迷信，但是在如今的乡村地区，庙宇和教堂随处可见，而烧香拜神也慢慢地不再被歧视，甚至庙宇和教堂开始蜕变并发挥出乡村社会中新的社会功能，而信仰之间的冲突也开始成为乡村中的新现象。

　　基督教是一种外来信仰，一直在乡村都处于边缘地位。但是从20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开始，基督教信仰在乡村快速传播，不仅有更多地的人开始信奉耶稣，而且教堂也出现在乡村。基督教的组织性替代了农村公共生活的缺失。在周末的时候，教徒们开始聚集在一起唱圣歌做祷告，很多原来信神的人也开始皈依基督教。于是，我们会看到同样是贴春联，基督徒家的春联都是在感谢主的恩典，甚至很多基督徒开始不接受磕头拜年的传统习俗。

　　基督教在农村的传播并不令人惊讶，这个宗教的组织性和入世情怀都是极为强大，令人惊讶的是本土庙宇在农村展现出的积极影响。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各种庙宇和烧香拜神的风俗并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消失在历史变迁中，反倒更为兴盛地发展起来。这是不是移风易俗的失败呢？是不是一种“文明”的倒退呢？我觉得不是，容纳烧香拜神的庙宇并非必定就是落后的象征，因为当前乡村的庙宇已不仅仅是为人们提供一个烧香拜神的场所，也在当代农村中发挥着积极的公共功能。

　　在华北农村，庙宇并非佛教意义上的寺庙，里面供奉的神灵五花八门，并没有一定的神仙体系。这些神仙可能来自于远古习俗传下来的传统，也可能来自于对身边事情的美好期盼和寄托，诸如有天地庙，供奉天地，有点类似西游记中五庄观的派头，但其实就是对上天后土的崇拜；诸如财神庙、关帝庙、送子菩萨庙、土地奶奶庙等，都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神仙。这些神仙的存在也许虚无缥缈，但却被乡民所敬畏，头顶三尺有神灵，敬畏那种单纯的因果报应，不断地告诫自己要做好事。也许上天不会现世报，但是周围的村民却行使着监督的功能。尽管这种自然崇拜显得功利，但是却用另外一种形式在约束道德失范后的人心。

　　乡村庙宇的社会功能不仅仅作用于人们的内心，更是在为村民提供一种公共平台。在当前，各路神仙已经从砖头堆砌的寒酸场所拆迁进辉煌宽敞的庙宇，这些庙宇还为烧香拜神的人提供休息聊天的场所，有桌子板凳，有定期的轮流打扫。在每个月的初一十五，人们会聚在一起交流各自的难处，寻求慰藉，也会交流各自的经历，发表对村里事务的看法，也不断地形成对各种事物认知的共识。回家后，这些信息会传播给家庭的成员，甚至有些信息或者认识会成为家庭行动的指导。在公共生活日渐缺乏的乡村，这些庙宇为村民聚会活动提供了场所。因为庙宇不仅仅局限为几间房屋，还有广阔的外部场地，这些场地成为年轻人聚会的场所，也成为广场舞的热闹场地。尤其在每年的庙会，会有盛大的庆祝，通常都是村民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四里八村的人都会群集一起，庙宇在提供公共生活方面的凝聚功能从村内扩展到几个或者更多的乡村。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团体缺乏的乡村，修建庙宇背后的新型乡绅开始提供政府之外的其他职能，让村民学会参与，学会共同生活，共同建设身边的乡村。

　　基督教和本土信仰的兴盛传播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对于本土信仰而言，在新年时节要迎来各路神仙，并从初一到初五都要上供，并烧香跪拜，祈祷全家平安发财。但是基督教有自己的一套信仰意识。两个不同信仰的家庭在联姻的过程就冒出很多的麻烦，尽管村民们不懂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在碰撞中总会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结婚仪式上，本土信仰要求拜天地，要看属相是否冲突，要踩火盆，甚至进入洞房后坐在床上的方向都有讲究。但是基督教徒更愿意在教堂进行西式的婚礼，要戴戒指、穿婚纱等。结婚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儿，更牵扯到两个家庭，如何处理不同信仰的人在结婚仪式上的冲突经常为一个大难题，甚至因此导致分手的事例也为数不少。

　　就算结婚过门后，婆媳之间的信仰不同也往往成为生活冲突的导火索。也有些父母或者儿子儿媳会因此而不是爆发冲突。在今年过年的时候，就听我妈讲，有一户人家的婆婆就不喜欢儿媳信仰基督的做派，非要按照本土信仰的风俗过年，导致儿媳再也不进婆婆家的门，也不让婆婆看孙子。

　　开明的父母会将对子女的爱转化成一种容忍，不仅仅容忍信仰不同在结婚仪式上的差异，也不会容忍共同生活过程信仰不同的现实。比如在很多结婚仪式中，很多时候是中西结合，双方各退一步达成妥协，只要子女能百年好合，父母愿意将信仰降位处理。在结婚后也会分家别住，互不干涉各自的信仰。也许他们也不懂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但是生活经验让他们生发出这种朴素的信仰自由和容忍。

　　本土庙宇已经开始逐步摆脱封建迷信的枷锁，会有更具有组织性的庙社团体出现，信仰之间的碰撞也许会在广泛的方面展现，也许这也是培养权利思想的新的土壤。

　　乡村蜕变的复杂性

　　评判事物的好坏、优劣和前进或倒退，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处的位置及其背后隐藏的价值立场。

　　乡村社会中令人困惑的现象并非只是展现在祖国大地上的某个地方，而是整个农村的缩影。农村社会的进步映射着整个社会的进步，礼乐崩坏、世风日下并非只是农村的特有现象。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纠缠，物质生活的富足也伴随着对未来生机的担忧，精神信仰方面的复兴在抵抗着熟人社会中道德观念崩溃带来的影响，而宗教信仰在乡村的勃兴也制造出新的信仰冲突问题。

　　我们能不能将乡村的未来定格在城镇化上？能不能将村民视为被教化的群体？能不能站在城市的立场上悲叹乡村的田园风光不复存在？如果不能的话，那么我们又如何简单地判断现在农村正在变好或者变得比城市更差，这背后的更大问题可能涉及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方向，这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答案无不在折射着乡村蜕变中诸多问题的复杂性。

　　乡村社会的发展总是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不管人们是赞同还是反对，是乐观还是悲观，它在自身的运行逻辑中不断地回应着这个社会，在不断地蜕变着自己，这个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故事。

　　从进城务工到出国打工

　　文｜左根永

　　我堂哥女儿出国没有几年，家中就开始有了起色，新房子就盖起来了。2015年中秋节，我堂哥女儿和他在美国认识的同乡人，回乡奉子成婚，婚礼很隆重。很多乡亲对婚礼赞不绝口，这种示范效应是导致海外劳务输出进一步蔓延的关键原因

　　我的父亲在世时说过一句话“在村里，没钱，被人瞧不起；有钱，被人妒忌”。就我从小到大的观察，这种心理机制一直控制着每一个村民的“命”，而国家政策、市场经济则成为帮助他们寻找突破这种“命”的机会，也就是“运”。

　　近十年来，对于我所在的村而言，最大的“运”就是海外劳务输出或者说是出国打工。2016年春节返乡的我赫然发现，亲朋好友中出国打工已经成了常态，留在乡村的反倒成了例外。但是，海外劳务输出可以改变他们的“命”吗？

　　从村庄向城市：挡不住的出国热情

　　2014年9月之前，我的故乡位于邻近河北省会石家庄，原属于县级藁城市，地道的农村。为方便叙述我称之为A村吧。长期以来，这里主要以农业为主要生活来源，所种粮食以玉米、小麦为主，基本上一亩地的收入就是当年的玉米换成的货币。另外的收入来源是自己做点小生意、作为建筑工人在本地或外地打工、妇女到石家庄市周围打工（栽树、种花草等），也有一些人主要到周围肥料厂打工。肥料厂主要以鸡粪为原料，臭气熏天，污染严重，周围村民经常举报，这些工厂也主要进行游击战式生产。

　　2014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撤掉县级藁城市，成立石家庄市藁城区，A村从此成了城市的一部分。但行政区域上的变更并没有改变村里人的经济来源方式和构成，更无法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乡镇里没有大型企业，海外劳务输出成为不得不进行的选择。

　　1997年左右，我姥姥所在的B村开始出现第一批海外劳务输出者，这些人主要从事建筑装修。然后，出国打工之风开始在B村蔓延。2008年左右，出国打工开始蔓延到整个乡镇，我们A村也在其中。到今天，整个乡镇已经形成了大量以家庭为单位集体出国打工的局面。在几年前，B村还有人因为出国打工被骗子诈骗几百万元，但是这并没有挡住大家出国打工的热情。

　　经过长期与故乡海外劳务输出者及其亲朋好友的直接交流，我发现故乡的海外输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而在这三个阶段出国打工的人、出国打工的原因以及海外劳务输出的方式均有所不同。这其中也反映了中国农村老百姓在经济大潮下的无奈以及聪明创举。

　　第一代出国打工者：穷困潦倒的男性技术人才

　　第一代海外劳务输出者肇始于20世纪九十年代末（1997-2004年），主要是家里穷得叮当响，为了生存，走投无路的人。这些人一般都有一些手艺，主要是建筑装修。这些本事都是在以前从事建筑工作的过程中练出来的。但是，即使有这些本事，也不知道国外哪个国家需要呀？那么，突破口在哪里，就是“借壳上市”。所谓“借壳上市”就是借助中国国内投资者在国外开办的公司，以这个公司的名义出国，成为这个公司的工人。这一阶段海外劳务输出的主要是男性劳动力。

　　比如，我的姨夫几辈人一直在B村，当时家里比较穷，和我姨结婚时，我姥姥就比较反对，但是后来也尊重了我姨的意愿。我姨夫一直在本地打工从事建筑装修。后来，我姨和姨夫生了两个儿子，生活压力非常大。而正好有公司到B村招工到以色列从事建筑装修。当时，没有多少人敢出国打工，因为远离家乡，“钱景”未卜。

　　我的姨夫迫于生活压力，成了海外劳务输出的第一代探索者。他们到达以色列后，一开始在公司工作，原因是他们对以色列的很多情况不熟悉，又存在语言障碍，需要借助这个平台融入当地社会。后来，他们发现给公司挣钱，不如单干挣钱多，另外和公司的合同也快到期，有可能被遣送回国。这时，一块工作的工人就商量集体逃跑，开始在以色列打黑工。

　　那么，他们如何和家人保持联系呢？在那个年代，沟通渠道主要是IP电话。

　　值得指出的是，第一代海外劳务输出者打工的国家并不限于我上面所举的以色列，还包括美国、意大利、英国、法国等国家，他们出国的原因、策略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但是不管所去的是什么国家，这些出国打工者为家庭所创造的财富是令当地人震惊的，尤其当时汇率还比较高，换成人民币后，更是惊人。一个当地人工作一辈子所挣的钱，可能不如海外劳务输出者一年所挣的钱。同时，这一时期的海外劳务输出也很少出现家庭破裂等现象。这种巨大的利益导致了第二代海外劳务输出者的出现。

　　第二代出国打工者：偷渡、家庭破裂和暴发户

　　第一代海外劳务输出者在国外站稳脚跟后，有的人就开始筹划家里人通过同样的方式出国打工。亲朋好友也看到海外劳务输出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就开始寻求通过第一代海外劳务输出者出国打工。

　　在这种背景下，第二阶段海外劳务输出对象（2005-2013年）开始不限于穷苦家庭，向收入在本地相对不错的家庭扩展，同时出国打工人员也不一定拥有什么技术，甚至开始出现女性劳动力出国打工。而海外劳务输出的途径也不再仅限于公司公派，而开始出现海外劳务输出者移民成功的人帮助亲朋好友出国的新途径，甚至在村中开始出现专门办理海外劳务输出业务的中介。海外劳务输出的形式也开始变为“偷渡”。所谓“偷渡”，主要是借助留学或旅游名义到国外后，改变原签证目的滞留当地打工。这些工作一般由熟人进行介绍，这些熟人慢慢就变成了包工头，他们所挣的钱要远远多于一般的出国打工者。

　　比如我的堂哥1997年之前一直从事粮食买卖生意，挣了很多钱，是我儿时的偶像。1997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发布《关于粮食购销工作需要进一步明确的几个问题》，农村粮食购销开始加强控制，他的生意也就戛然而止。后来，他改开面粉厂，被朋友所骗，家产全赔了进去。

　　自此以后，我堂哥就开始意志消沉，天天喝酒、赌博，寻找刺激和成就感。但是，在村里混，有钱，别人会把您当神；没钱，就是狗屎。被人瞧不起的感觉，一直压抑着他。后来，为了重新振兴家业，任务落在了他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儿身上。出国的方法就是通过中介，以留学的名义到美国从事足疗、按摩等服务行业。然后，再借助当地华人的帮助获得美国长期居留权。

　　我堂哥女儿出国没有几年，家中就开始有了起色，新房子就盖起来了。2015年中秋节，我堂哥女儿和她在美国认识的同乡人，回乡奉子成婚，婚礼很隆重。很多乡亲对婚礼赞不绝口，这种示范效应是导致海外劳务输出进一步蔓延的关键原因。

　　对于第二代出国打工者来说，互联网技术使海外劳务输出者和家人沟通的方式进一步变得便捷，他们所在的家庭很可能是当地第一批家庭电脑拥有者。这一阶段的主要沟通工具是QQ，通过这个聊天工具海外劳务输出者可以实现每天与家人视频，这减轻了出国打工者对家里人的思念之情。也可以克服到国外后融入当地社会时的焦虑。尤其一些年龄偏大的人，到达国外后，由于语言学习困难，寸步难行，很多人是以泪洗面。据我在意大利认识的中国出国打工者介绍“这个时期大约需要三年，才能适应过来”。

　　由上述可见，第二个阶段海外劳务输出对于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改善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也出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结果：

　　其一，家庭破裂开始增多，尤其是两性关系存在混乱。据我在村中访谈的一位大娘介绍，通常男方在国外打工十几年，由于没有绿卡，中间无法回国探亲，女方只能在家独守空房。在当地留守的女方由于当地风俗的约束和父母的看管，不太容易出轨。而在国外打工的男男女女则一般会过到一块去，然后各自挣的钱寄回各家。但是，也有留守的女方守不住寂寞，寻找男人解决性需求，甚至出现用男人在国外挣的钱养“小白脸”现象。男方家人看不过去，打了女方，然后两个家庭开始打架，以至离婚。这可能是第三个阶段开始以家庭出国的重要原因。

　　其二，出国打工者“暴发户”心理严重，进行“炫耀式”消费较多，出国打工成为改善生活的长期需求。我了解到很多出国打工者把外汇换成人民币后，首先把家里的房子盖得非常排场，然后到附近的县城，甚至石家庄市购买楼房。但是，国内建筑成本以及房地产价格在逐渐提高，他们挣的钱很快就花完了。我曾遇到过一名在意大利的中文导游，他说“他现在挣的钱，拿到国内，也买不了几套房子”。此时，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再次出国，以至可能出现第三阶段的“无法回国”。

　　其三，出国打工者抬高了事关村民面子问题的结婚成本。本质上这也属于出国打工者“炫耀式”消费的范畴。2005年左右，包括盖新房、举行婚礼等各种费用10万元以内就可以解决问题；等村中出国打工者挣到钱寄回国内后，彩礼开始增高，以至2013年左右结婚需要买车、买房。靠国内打工、做生意、种地已经根本不可能付得起结婚的费用，海外劳务输出的进一步扩展成为必然。

　　第三代出国打工者：城市化加快了出国打工的步伐

　　2014年，A村开始从农村摇身一变成了城市。村里的卫生环境开始发生变化，街道全部铺上了水泥，也开始有专门的人员开始在村里打扫卫生，这在以前都是不可想象的。同时，村里人的意识也开始城市化，村民的生活方式开始向城市靠齐，生活成本也在进一步提高。也就是说城市化不但没有停止海外劳务输出的步伐，反而进一步加快了这种步伐。

　　2016年春节回家，和村里的亲朋好友聊天过程中发现，第三代海外劳务输出者已经演变为全家出国，目的是减少家庭破裂的风险。海外劳务输出的主要方式是中介，任何人只要拿得起出国中介费用，都可以出国打工，海外劳务输出者的门槛进一步降低。

　　比如我的发小陈某（男）先是在镇上的小学当公办教师，后来当上了这所小学的教务处主任。石家庄市进行教师绩效工资改革，主要是将所有老师绩效工资放到一个大盘子中，谁的业务能力强、谁分的绩效工资比较多。陈某工资比改革前减少比较多。他的爱人也是小学老师，遭遇同样收入减少的尴尬，于是就筹划出国打工，他爱人率先办好了到美国的手续，并成功在美国开始工作。陈某在一年后，也放弃国内公职到美国陪同爱人打工。

　　可见，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海外劳务输出的范围已经开始扩展到具有公职的人员。他们和国内的交流手段已经过渡到微信，可以用微信视频随时随地和家人交流，也就是可以做到“虽然身在国外，但是心在国内”。但是，海外劳务输出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完美，很多新的问题开始出现：

　　其一，海外劳务输出失败者在逐渐增多。据一位被访谈者介绍，所选择的国家，决定了海外劳务输出的成功率。比如韩国、日本偷渡存在一定风险，并且两个国家对于出国打工的人查得比较严，很多人被遣返回国。但是，这并不是说美国这样的国家没有风险，也有全家花费30多万元出国，由于无法承受美国的劳动强度而回国的。回国后，在国内找不到好的挣钱机会，又重新回到美国打工。

　　其二，村民财富状况逆转。一些以前在村中靠办工厂起家的家庭，当时在村中属于非常富裕的家庭。但是原来在村中过得不怎么样的家庭，由于出国打工，已经在石家庄市买了很多套楼房。这可能是国外的市场管制较少，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机会。正如我一个在美国打工的发小告诉我：“在美国的辛苦程度和国内没有区别，但是只要努力肯定可以挣到钱，并且养两个孩子也不会成问题。”这种财富和心态的逆转，在农村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也是吸引更多的人进行海外劳务输出的重要原因。

　　其三，钱有了，家没了。如果说在第二代出国打工者主因为分离而导致夫妻关系的破裂；那么，到了第三个阶段，由于夫妻小家庭出国，代际之间的赡养关系开始受到冲击。留守的老父亲、老母亲一般交给没有出国的子女赡养，但是很容易发生问题。比如我所在村张某，在我小时候主要靠放电影、送报纸挣钱，后来儿子到国外打工。张某的妻子得了癌症后，儿媳妇不让婆婆进家门，最后在老宅去世。儿子知道后，非要从国外回国，在家人劝说下才作罢。这样的悲剧也在逐渐增多。

　　物质生活解决了，精神生活却愈加空虚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海外劳务输出处于边缘状态，出国打工者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值得佩服，但是存在一些越界行为，为了保护被调查对象，以上我所提到的所有地名、人名、亲戚关系均进行了虚构，但是事情是真实的。

　　可是，我却为村中日益依靠出国打工富裕起来的人们担忧。

　　海外劳务输出一开始是为了谋生活，最后慢慢变成了逃避国内的生活。出国打工者也从穷人扩展到比较富裕的人，以至具有国家公职的人员。主要原因是国内市场给农村居民的挣钱机会相比国外要少。而海外劳务输出关系网建立，使得我所在乡镇出国打工的门槛一步一步在降低。同时，沟通手段的改进（从IP电话到OICQ、微信），沟通费用在逐步降低，国内和国外的人心理上的距离也在进一步拉近，这都将决定海外劳务输出仍然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国内外所挣的钱接近时，海外劳务输出才会停止。

　　出国打工者的物质生活虽然解决了，但是精神生活反而更容易显得空虚。因为掌握他们的心理机制“在村里，没钱，被人瞧不起；有钱，被人妒忌”的心理逻辑一直存在。对于后来成为海外移民的村民，只不过将这种心理机制从中国的农村搬到了国外的唐人街。而对于挣了钱回国的出国打工者，则可能带来灾难，因为财富虽然增加了，但是村民驾驭财富的能力仍然非常低级。他们更多的是利用了国外的市场机会和汇率来获得财富，而不是依靠投资能力来获得财富。也就是他们虽然身在海外，但是在内心中仍然是农民，这种“命”并没有因为“海外输出”的“运”而有改变。

　　可能海外劳务输出者最后的出路只有海外移民。我在意大利时，曾经问过在意大利已经生活十多年的中国人“为什么不回国”。他们说：“在国外生活时间长了，很难适应国内的人情关系；另外，国内变化太快，国外生活节奏比较慢，回国后受不了；还有，所挣的钱不足以支持国内日益上升的生活费用。”当然也有《唐人街探案》所说的原因“牛皮吹出去了，在国外活得好，回去怎么交代”，这是一种逃避。

　　另一条径直切入故乡的渠道

　　文｜西原秋

　　我只想客观地描述一个村庄范本，力求撇掉尽量多的情绪化语言，吸收尽量多的建议。唯有一个目的，愿故乡不死，愿有乡无愁

　　我的老家位于西南地区，典型的内陆欠发达地区。在历史长河中我们县曾璀璨无比，既有得天独厚的秀丽风景，也有厚重深沉的文化底蕴，可谓人杰地灵。但是因为交通不便，经济颇为落后。

　　在北上求学之前，我从未离开过这个三面环山的小县城，她是我美好记忆的全部。留京就业后，因为亲人留在农村，她更是我感受亲情的源泉。

　　故乡的改变不知源自何时。前些年回乡，匆匆忙忙，走马观花，并未留意。直到我接到父亲略有歉意的电话，说邻村村民因宅基地纠纷被邻居殴打，家属想咨询该怎么办？父亲一再强调，家属来过好几次，乡亲之间，抹不开面子……后来此事妥善解决，双方都很满意。从此，义务“法援”的口子撕开，名声远远在外，寻求帮助者众。这个猴年春节也如此，表弟被骗婚，涉案金额近十万，典型诈骗，但立案很难……

　　求助电话五花马门，有刑事案件，有治安案件，也有民事纠纷。有的极为荒唐，比如请我给导师（任最高法院副部级专委、最高院巡回法庭庭长）打电话，为其子女特大贩毒案（推断应该是死刑）说情。比如可能女方出轨被丈夫发现后反咬对方强奸……管中窥豹，这些大大小小的案件，为我辟开了另一条径直切入故乡的渠道。

　　农村从来就没有过诗情画意

　　农村从来就没有过诗情画意。全国上下，概莫能外。

　　在我成长过程中，只有干不完的活，挣不足的钞票。我们村历来是烟叶种植佳地，我们家算种植大户，父亲高中文化，肯钻研，能吃苦，烘烤讲究，废叶甚少。即便如此，上世纪90年代，我们全家收入也只有几千元，严重入不敷出。

　　记忆最清晰之处都与贫穷有关。五姨父曾给父亲送过一件外套，父亲嫌小，我便拿到县城穿。袖子太长，多卷几道，衣服太大，扎进裤袋。同桌女生说，虽然你好像在怀孕，但我从来没见你这么帅过。

　　穷，但仍然有五花八门的税费。秋收要交工余粮，种地要交农业税……记忆最深刻的要数屠宰税，进入腊月，母亲早早便要将沾满泥土的紫色五块钱放在窗台，静待杀猪后村干部收取。

　　我1998年离开村子前，村干部很敬业，每月工资几十块钱。每到税收季，白天下地，晚上收费。遇到“钉子户”，还得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劝导。我每周末从县城回家背下一周口粮，晚上几乎见不到父亲影子。

　　村干部并不好当。在税费缴齐之前，村干部要自掏腰包垫付“钉子户”所欠费用。好在那时乡情甚浓，人口流动不大，低头不见抬头见。这家姑奶奶曾嫁到那家，东家舅舅娶西家姨妈，往上推算，都是亲戚。有时收税免不了背后挨骂，但碍于面子，除个别人外，基本也能缴齐。

　　既要完成上级下派的计生任务（完不成任务罚款），又要顾及乡亲情面和传统观念，村干部工作开展往往两难，有时候甚至冒着被殴打的危险。我上高一时，父亲曾被抽调参加“计生大会战”，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回来后他死活不再去，说村民极为团结，村口有哨口，山上随时滚大石。他说这话时，眼睛一直盯着他拿回来的那把刀，极为锋利，闪着冷光。那些年，陆续有计生人员被报复的案例。我们镇就被炸死过数人，重伤也不少。行刑那天，我们都去看，罪犯被疯狂的冲锋枪打成筛子。

　　我跟父亲深聊过一次：“就那么点钱，为什么要当村干部。”他说：“我是党员，镇领导多次点名，说我有文化。当过村办教师，‘赤脚医生’做了二十来年，救死扶伤，有很好的群众基础。”

　　我反驳：“那也犯不着如此拼命！那么点儿钱，还不如多种一点烤烟。”父亲沉默许久，再次强调：“我是党员。抹不开领导面子是一方面，另外也是出于私心，说白了，混个脸熟，你们上学，难免会到镇上开个证明啥的，要是人不熟，事儿难办……”

　　我当时并不理解这番话里隐藏着的处事原则。后来，我终于懂了。十几年前，权力滥用也很普遍。2001年我大学毕业前夕，弟弟被邻乡派出所所长杨某跨乡追捕，违规调用近十辆警车围堵村子，扬言要剁手。起因很荒唐，所长亲戚驾车撞倒我弟弟摩托车后，认为在“碰瓷儿”，进而泄愤。事件得以摆平，确实不是依靠法律，而是靠父亲所谓的“混个脸熟”--因为工作关系，他跟我们镇派出所一位仗义的警官熟识，对方热心斡旋解决。

　　当商业化蔓延到乡村

　　近些年来，城市在发展，很多商业模式也随着人口流动被移植回到农村，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速度顶点在哪儿，商业模式界限在何处？

　　世界上抗生素滥用最严重的国家是中国，中国抗生素滥用最严重的地方要数农村。我弟弟家孩子每次伤风感冒，都要打点滴，我常常说他们不是在打点滴就是在打点滴的路上。在农村，农民们断然不知道危害，只追求好得快。

　　以往，土地是农民的命根，村民之间常因土地纠纷需要村委会调解。每到十冬腊月，每家每户的土地打理得漂漂亮亮，没有一根杂草，就连小石子儿也都拾掇得干干净净。政府提倡的“退耕还林”政策最难执行，因为谁都不愿意让出新开坑的瘦土地。如今，举目望去，遍地荒草，两三年前收完玉米的秸秆歪歪斜斜立在地里。离村子稍远的地方，林木早已占据土地，“退耕还林”政策无需执行。

　　种植多样性完全退化。在我们老家，冬天种小麦，春节后种土豆，二三月种玉米……周而复始。三月是最快乐的季节，满地麦苗，放风筝累了，可以随便躺下。但现在，小麦已经淘汰多年，因为收割小麦工序多，卖不上价，农民嫌麻烦。以前种植玉米要薅两次，现在则大剂量使用除草剂，农药更是随意走近千家万户。农村也不见得是有机食品的天堂，土地里的野草再也不能随便采食，而是要先辨别哪块土地喷了农药和除草剂……

　　超级市场模式也被复制进村，迅速代替存在近二十年的小商品店。但是正如上面所说，商业模式可以复制，但法律规则和道德界限却被抛之脑后，追逐利益永远是首要任务。我参加过几场酒席，拿到的饮料几乎都是假货，孩子们趋之若鹜。我曾到过两个黑洞洞的“超市”转悠，假货泛滥。更可怕的是农民对食品质量的无知和漠视，对他们来说，价格就是王道，意识里只有质量不好而无真假之分。

　　礼崩乐坏不只在农村，但农村却最严重，朴素的精神异化严重，人情味变淡，风气也不如以前纯正。用朋友的话来说，“以前要脸现在要钱”。去年春节我回家半个月，家里收到请柬几十张，大到婚嫁，小到母猪生仔。以往喜酒只有婚丧嫁娶，现在五花八门，祝寿、剃头、乔迁……更离谱的是兄弟俩共建一栋房子，分开办酒席，春天哥哥办，秋天弟弟办。人情往来已经成为每个村民最头疼的事儿。这种恶性循环具有朴素的随大流思想，大家都在办，我不办岂不是吃亏？试问行政机关的行政禁令岂能轻易制止？

　　自然资源无序开发，前些年煤炭火爆时，无证经营比比皆是，后来政府下大力整顿，几乎每周都有小煤窑被封停，力度非常大。现在几乎都有执照，但开发无序，没有规划，导致大地上都是牛皮癣。

　　很多重污染产业正向乡村转移。我们村有很多座风景优美的山坡，如今也被砂石厂蚕食得满目疮痍。正对着我家的那个天然岩洞曾是冬暖夏凉之地，如今也被炸掉一大半。每到砂石厂开工，爆炸声声，飞沙走石，石粉随风可飘至数里之外，土地结痂变硬，基本不能耕种。

　　农村垃圾山渐渐有了雏形。以往都是自备袋子、背篓及提篮，可以反复利用，几乎不产生垃圾，产品本身的包装也很环保，环境可以自然降解。如今都是流水线产品，包装非常夸张，环境循环系统显然无法消纳这些工业化产品。村口、山旁以及道路两旁都是空瓶、纸尿裤和塑料袋。农村垃圾处理还很原始--烧。

　　花言巧语击碎农村婚姻

　　随着社会发展，人口流动性大，外出务工人员多，农村自由恋爱与和平分手的婚恋观已趋近大城市，离婚也已经从当初的抬不起头变成家常便饭。从女权主义角度，这是社会进步，是女性维权意识勃兴，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却是另一番滋味。

　　十年前，一家国有大型企业在我们村投资开挖第一口矿井，鼎盛时期，外省工人达千余人，租住在村民家中。这些人普遍走东闯西，能说会道，风趣幽默，通达人情……对于一些未见过世面的农妇来说，花言巧语和小礼物成为叩开心门的武器，自此，出轨者众，私奔者多，离婚者也不少。

　　稳固的农村婚姻为何如此不堪一击？除了人口流动、宗族观念淡化、影视剧灌输等原因，主要还是外来因素的碰撞与冲击。外省工人见过世面，犹如一阵清风，给部分农妇带来全新感觉，进而干柴烈火。这不是基于共同生活的感情吸引，而是基于不对等信息和视野带来的情感刺激。

　　我认为这是悲剧，是潜伏期有长有短的致命瘟疫，非常可怕。干柴烈火总有烧尽之时，煤矿不景气，工人纷纷撤离，私奔者归家，生活看似风平浪静。有的丈夫本性木讷，充耳不闻，但是并不等于这个矛盾永远不会爆发。从犯罪实证主义角度看，矛盾一旦爆发，肯定会是家破人亡，因为事关男人尊严和家族脸面。

　　以前农村很贫苦，人情味很浓。精神世界匮乏，内核很干净。打架斗殴偶尔也有，“村规民约”还能通行。现在却都变了样。我不停感慨，幸福的村庄都一样，不幸的村庄却各有不同。只愿，虽然一记一记的耳光扇得响亮，但我还是希望农村能够在痛中醒来，即便被扇得满脸是血。

　　法治理想被现实狠狠啐了一口

　　走出大山以后，眼界开阔，我才知道没有任何制约的权力，如洪水猛兽般肆虐，可怕极了。这些因素促成并强化我要学好法律。我很天真地想，何不模仿鲁迅？他弃医从文，我选择法学，让法治之光照进现实。

　　但每一次重返故乡，我都有说不出的无奈困惑。前十年经济发展速度滞后，村干部腐败没有主客观条件，只有一腔热血。大开发大投资后，有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便利。从人性角度看，除非圣人，否则谁也不能幸免。没有制度监管，谁都敢伸手。

　　法律法规缺位，村委会定位模糊。村支书一支笔、一张嘴，村务管理混乱是必然，纪检监察部门无力介入（或介入无力）导致监管真空。周而复始，恶性循环。虽然有人不同意，但我还是坚持认为这是一颗随时会恶化的毒瘤。

　　近年来，权利义务概念勃兴，民间权利意识普及，这本是可喜可贺之事。前些时候，我关注到全国首宗村委会状告镇政府胜诉的案例，理由是村委是自治组织而非政府序列，镇政府无权任免村委会干部，云云。

　　然而，万事万物都有两面性，权利也是双刃剑。我担心权利概念会不会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成为村干部（主要是支书和主任）大肆敛财的手段。大家应该清楚，高手在民间，他们偶尔也会很狡黠。

　　我接到的求助电话中，有一大半涉及村务或村干部，虽说不上触目惊心，但也让人唏嘘感叹。作为法律人，我向来秉承“兼听则明”理念，力求答复中规中矩、不偏不倚。对于请求撰写书面材料者，尽量要求提供原始证据。

　　在我想象中，只要有理有据，哪有不能公正解决的问题？可是现实却狠狠啐了我一口。

　　说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前年夏天，父母双亡的发小来电，怯怯地求我帮他写一个申诉材料。大意是火电厂在村里兴建砂石厂，征占他家土地，但村干部竟将赔偿金发放给别人。我问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可能谁闹得凶谁就可以分一杯羹。

　　帮他起草申诉书后再无消息，因为与自己无关，我不问结果。后来听说相关部门下来调查过，我以为事儿已圆满解决。去年春节我在村口碰到他，他从兜里掏出一百块钱塞给儿子，说是压岁钱。我死活不要，但他急红了眼，力气很大，差点把我压倒，非要我收下给孩子买点水果。

　　他走后，弟弟告诉我说事儿没有按照实际情况解决。发小自幼老实巴交，父母双亡后更是无亲无故，近来岳父母也是双双病亡。大概村干部们深知生米做成熟饭的道理，把钱下发后，发小断然不敢找他索要，更不敢找那些拿到赔偿款的人，毕竟同住一村，不能撕破脸，而且别人还是长辈，如何开口？

　　法律定位模糊的村委会

　　我曾与研习行政法的同学深谈过，村委会是政府管理的末梢神经，关乎广大群众利益和政权稳定，但因不在政府机关序列，村支书或存在存在滥用职权或贪污等行为时，如果村民不举报，很难及时纠正错误。

　　基层组织最害怕群体事件，因此息事宁人成为习惯性思维。村干部们也深谙此道，在顶不住时往往喜欢制造维稳假象，向调查组施压，以便达到和稀泥的结果。而后者为了迅速完成任务，难免会千方百计“铲事儿”，甚至违规压制举报。

　　但是这种行为会无意识放任村干部肆意妄为，助长歪风邪气。恶性循环一旦形成，要扭转就很不容易。正能量不再，不正之风盛行。村干部欺上瞒下，上梁不正下梁歪，必然导致村民投机钻研，奉行一些歪风邪气，比如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谁闹得凶谁受益，老实人闷头吃亏等。

　　村委会法律定位不清晰，账务管理也大多粗放和随意。拿我们村来说，一年多前，公路工程项目部曾下拨近万元劳务费，其他村早已发放完毕，但村支书秘而不宣，直到纪委介入后才匆忙组织村民测量占地面积，下放劳务款。

　　非常现实的问题，以前村委可开立银行账户，但现在不行，集体款项只能放在村支书私人账户，如何界定正常存放和贪污？拿上述案例来说，存放一年多，是否构成贪污？

　　似是而非，可丁可卯。再加上三四线城市尤其是农村，存在着盘根错节的亲戚关系和同宗认亲等习惯，监管部门和被监管者（被举报者）之间无法拉下面子。互相通气以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思维仍然很流行。

　　从政治角度看，国家可能并未意识到村委会在维系政权稳定中的作用。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地方政府也还未意识到很多农村流动的款项已经很大，有的村子经手的资金可达百万，如果村干部要想“雁过拔毛”，轻而易举。

　　因长期浸淫于资本市场，我知道很多民营企业家有原罪，但是我希望乡村不再有这种改革粗放和蛮荒期的东西，它会严重拉低社会道德水平，而且需要法律制度向灰色地带低头和网开一面，需要大量的时间去洗白，而且会摧毁村民对美好明天的向往。

　　愿故乡不死，愿有乡无愁

　　引用一位读者的留言：“资本的铁蹄开始在广袤的农村大地肆虐，像瘟疫一般蔓延，乡土文化崩溃成为必然。”权力、效益与文化的排列顺序，反应的是整个国家和社会，以及每个人的价值取向。当前，我们习惯用追求爱情的誓言去治理国家、维系社会以及过自己的生活，我只要现在，不要将来！只要活得潇洒，哪管死后洪水滔天！

　　本文所述村庄的过去与现在并非个例，而是整个国家农村发展的缩影。如果说农村的破旧和衰败是改革的阵痛，我只希望阵痛短一些。如果说农村的明天和前景会更美好，我希望黑夜短一些。

　　为何要写下这篇文章？实际上，留在城市，可以充耳不闻，躲进小楼。可是作为法科学生，还是忍不住要疾呼，还是忍不住心痛，我姑且称之为一种源自骨子里的使命感！

　　近日与一位援疆领导深聊，他说其实县乡干部才是撑起国家发展的脊梁。“五加二，白加黑”绝不是口号，而是他们的工作写照。感谢他们。

　　在经济发展大背景下，我对老家充满了期待，她必定是后起之秀。当然，我还是希望，“精准扶贫”政策能够继续惠及农村，优惠政策能够继续向农村倾斜。我更希望，有那么多企业为我们输血，我们要尽快学会造血……

　　在我的心里，故乡是遥远的幸福，是淡淡的牵挂。乡愁是诗歌般的惆怅，是梦幻般的篇章。然而，对很多人来说，故乡已死，乡愁只有愁没有乡。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爱得深沉。愿故乡不死，愿有乡无愁。

　　恪守常规未必是新时代的生活准则

　　文｜葛峰

　　无论从大的社会观念变化，还是从很多人的个体经验出发，人们都会得出类似的结论：鞭炮，年夜饭，春联都不是年味，过年返乡和阖家团聚也不是年味，年味和家乡就是活生生的至亲长辈。长辈在哪家就在哪，根就在哪

　　在临近2016年农历新年前一周的一个普通工作日，我陆续接到舅舅、表弟和家里的电话，他们告诉我，姥姥已经溘然离世。

　　姥姥九十岁，无病无疾。离世前的一段日子，她体力和精力衰弱得厉害，忽而清醒，忽而失忆，卧床不起。母亲和姨妈、舅舅一直轮流照料她，依照时序为她擦洗喂食，按摩。姥姥离世前三天，昼夜照顾姥姥的母亲才由姨妈和舅舅换班，回到家中修整。

　　虽然母亲心里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她也一直是一个坚强和乐观的人。但是，知道与接受，性情达观和直面亲人离世都是两回事。

　　我曾看到母亲每每向我和父亲提及姥姥在床上动弹不得，消瘦的皮包骨头时，默默流泪。我们以为她能够坚强地接受那必然到来的日子。但是，当车临近目的地，母亲在车内情绪崩溃地哭泣，喊着“我妈妈没了”时，我还是感受到她心中无法接受的痛。

　　车到楼下，尚未停稳，母亲已经拉开车门，一言不发地径直奔进老旧破败的楼宇里，父亲在后面追赶，剩我在那里停车。停好车，我脑海里突然冒出很多想法，第一个想法竟然是，以后过年去哪？

　　记忆

　　父亲自小父母双亡，被他的哥哥姐姐带大，长大成人之后，他在村内同辈的羡慕之下，当兵远游。他复员成家之后，在外地工作多年，每逢过年，除去看望兄姐之外，时常在年最为重要的几天里--除夕之夜、大年初一、大年初二，陪母亲在姥姥家过年。所以，我脑海里年的记忆，时常是姥爷姥姥家的场景。

　　我对绿皮火车印象颇深，大抵也与回姥姥家过年有关。过去没有今日意义上的春运概念，但是，春节期间，候车厅和火车站台也是人头涌动，乘车全凭两个字--冲和挤，检票口放行要冲在人前，冲上站台，抢占有利登车位置，火车抵达站台就要迅速挤入车厢。由于登车秩序完全没有，人过多时，父母会奋力托起我，拜托窗口的旅客把我先送入车厢。我所做的就是焦急地等待父母上车。

　　即使车厢拥挤、旅途劳顿，当时的我总会焦急而喜悦得计算火车经历了几站。因为我知道，下车之后，再挤一段时间的公交车，就能见到姥姥姥爷和表兄弟们，家里的饭菜、鞭炮和游戏在等着我。

　　小院里的树，外公手间的烟、杯中的烧酒，外婆煮的花生，煎饼和饺子，当年可供迷藏现在却显得逼仄的小巷，被油烟熏黑的厨房，生锈的蜂窝煤炉子、姥爷的自行车、姥姥的弯拐杖、墙上的年画和对联，围坐在一起吃的年夜饭，十四寸黄河电视里春节联欢晚会，就是我儿时关于年的记忆。

　　选择

　　很多人从各种角度写年和故乡的意义，说教返乡习俗的重要性，说年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标志；或是批判传统毫无意义，说家乡是努力奋斗而要逃离的地方，过年返乡没那么重要，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废话。

　　时代变迁，习俗与时俱进，离开家乡旅游过年、为了空气质量少放鞭炮都能说明，旧有的年的传统在变化，恪守常规未必是新时代的生活准则；说家是奋斗而要逃离的地方，只是说明，家不是你眷恋的港湾，在被命运迎头痛击之后，你无处可去，你怎么可能忘记你儿时的记忆？

　　之所以临近年关很多人归心似箭，期待一顿翘盼已久的年夜饭，之所以过年返乡成为很多人一生的羁绊，只是因为家中尚有老人，年的意义在于家庭团聚，是血脉人心的重新凝聚。

　　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分工日益细化，人们对物质和心灵生活的追求，都促使新的一代人离开父母和家乡工作生活。无论乡村城市，人口流动是权利、是追求，也是现实的需要，离家和父母远了并不是对“父母在不远游”的背叛，常回家看看也不是尽到了孝道，当日常团聚被工业文明和现代的生活节奏碾得粉碎，过年返乡时常是阖家团聚，亲友共话家常的现实选择。

　　无论乡村或是城市，家庭格局正在变化。乡土观念将组建小家庭的举动谓之分家析产。分家之后，长辈的权威和维系力日渐衰落，“关起门来过小日子”的个体家庭的亲情观念往往是要通过节日体现。在乡村，大家庭的团聚是面子问题，家里人多热闹，数代同堂，是子嗣繁盛的表现。每一个小家庭在过年这天融为一个临时的大家庭，对外展示家庭面貌，对内则是平日分散的个体凝聚情谊的机会。

　　近几十年来，城市家庭则因独生子女政策的冲击，家小人少。一家团聚（不是回家团聚，与乡村相比，接父母在自己家过年在城市比较多见）是难得的家庭交流和子女尽孝的机会。

　　血脉

　　家庭以人为依托。俗语说，父在天在，妈在家在，父亲代表着遮风挡雨之处，母亲代表着心灵港湾。说到底，至亲长辈在世，才是当代过年阖家团聚的理由。至亲长辈是传统家庭结构的维系者，他们是传统家庭结构的支柱，他们的离世，会对年和团聚产生很大影响。

　　在传统社会里，老人是家庭乃至家族的权威，是家庭团聚的统领者。在具体的生活里，他们是奠定家庭基础，创造家庭财富的先期力量，具有先天的权威地位。家庭财富的分配，家事争端的解决往往由老辈决定。如同一些社会学者所观察的那样，过年的全家相聚往往也是决定家庭事务的机会。

　　但是，现代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分配方式发生极大变化，个体凭借能力可以不仰仗老人积累的家产就能自给自足，或是生活得更好。家庭事务的决定权也往往掌控在小家里，也就是所谓的个体独立自主的构建家庭，解决矛盾。因此，现时的过年团聚观念与以往大不相同，团聚更多的不是因为长辈的权威效应，反倒更依赖血脉凝聚的缘故。

　　当代家庭结构的变化和亲情疏密的现状更能说明这个问题。乡村或上一代人生活在一个大的概念的家庭里，而现代城市和下一代人生活在人数较少的“小家庭”里。大家庭的人因为共同生活的缘由较为重视亲情，至少在面子上也会保持和亲戚互动。小家庭里的人则不然，或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而重视朋友感情胜过平素较少见面的亲戚感情，或是由于自主生活方式的选择，而看淡年假的传统意义，只是将年假作为休息和旅游的普通机会。

　　因此，无论从大的社会观念变化，还是从很多人的个体经验出发，人们都会得出类似的结论：年味，或者说团聚的意义要保持下去，长辈在世是最大的原因。鞭炮，年夜饭，春联都不是年味，过年返乡和阖家团聚也不是年味，年味和家乡就是活生生的至亲长辈。长辈在哪家就在哪，根就在哪。

　　消散

　　就我个体经验而言，这一点十分明显。

　　姥爷是先姥姥一步离世的，走的有年头了。曾短暂病愈的癌症，夺去了他的健康，也夺去了他生存的意志。当癌症复发后不久，他曾反复提及停止治疗，为子女省些钱财的愿望。但是，谁会愿意听他的指令？昔日强势的姥爷，在病中权威尽失，没人听他的，所有人的想法都是要治好他，有第一次短暂康复，就会有第二次。

　　但是，复发后的癌症，更加不好控制，治疗不过是延续生命的一次次无用努力。时辰一到，尽管家人诸多不舍，姥爷还是撒手人寰。

　　姥爷离世后，年的味道明显减少。以往，姥爷会计划和安排过年的各种事宜，全家是以姥爷为中心动员起来的。回想起来，姥爷离世似乎产生了家族权力的空缺，身为独子的舅舅在大家庭里的地位当然不能与姥爷相比，过年的团聚就是团聚，少了以往忙碌准备过年，和规划家族新年计划的景象。姥爷离世之后，姥姥更多是以母亲家族血脉的最高代表而存在的，她在，年味就依然凝聚在血脉里。

　　办完姥姥的后事，亲戚们商量了以后过年该如何团聚。结论是依照长幼次序，轮流坐庄聚餐。但是，这种流动的宴席哪会比一大家子人在姥爷姥姥家，环坐在他们身边聚餐更有年味。

　　以后过年去哪儿

　　那么，以后过年去哪？

　　姥姥过世前后，我时常在梦里回到父母现时居住的，那个不在农村也远离城里的家属院。我问自己，那里可否置放我对年的美好记忆呢？那也是我的家乡，何尝不是我与年的血脉联系。

　　在那里，小学放学后，和发小们一起在楼下打闹，脏兮兮的书包就那么扔在地上，挂在树上，或是放在大槐树下的石台子上。我们灰头土脸地玩着弹球、洋片，兴致勃勃地看着漫画书，谈论着谁最近买了新的小霸王游戏碟，交流着通关秘籍，家附近的池塘、废弃的水塔是探险的地方。直到天色泛黑，父母们回家吃饭。喊着初中时，家属区附近的工厂依然还能运转，因此，父母单位与家、家与子校的距离不过是五到十分钟的步行距离。到了饭点，一幢幢低矮的楼房或一排排的平房里，亮起黄色灯光，响起炒菜做饭的锅碗声，香气弥漫在每个楼道和门口，饭桌有时就摆在门口，邻家的饭，自家的饭都是自己碗里的饭。楼道里回荡着评书和动画片的声音，单田芳、田连元、葫芦娃、机器猫陪我们度过童年。家属院是一个完全属于孩子们，独立于外部世界的空间。

　　高中之后，和小伙伴相聚的时光是骑车上学的路上。那个时候，发小们各自进入不同的中学学习，谁遇到什么样的姑娘、老师，谁学会了抽烟喝酒，谁和别人打了架这样的八卦消息都是路上的谈资。天刚亮，大家陆续出门。那个时候路况不好，很多路段都没有路灯，即使没有河滩边升腾的浓雾，车子也骑不快，炫技的人往往会在看不清前路的情况下跌倒在路边，大雾天气里，偶尔会出现身边的同伴突然不见，然后听见一声大喊：车翻了，等等我。

　　到了教室，收拾停当之后，最担心的事，不是衣服脏了或者破了，腿上或身上隐隐作痛，而是书包里会不会少了作业或教材，然后静静擦掉穿越雾气而凝结在自己发梢和眉毛上的白色、冰冷、湿润的霜。中午放学或晚自习之后，为了回家加餐、拿生活费或是遇到周末，小伙伴们依然可以相约骑行回家，回家的路像是重获自由的路，欢笑与口哨，甚至是歌声伴着归途，好不热闹。再晚回家，很多父母会在家门口笑盈盈地看着由远及近的孩子们。

　　梦里

　　我只能在梦里回到当年的场景，现在的家属院已经稍显衰败，院子里全是养老的老年人，和父母打工在外、只好留给老人照顾的咿呀学语的小孩子。

　　每次回去，都感觉原先是广阔天地的院子，现在变得很狭小，小到让自己感到不自在。这既是因为自己身形已经长大，原本需要奔跑才能丈量的院子，现在走不了多久就遇到四界，也是因为原来熟悉的环境和人都不在了，院落已经破落，很多发小已经在新的城市打拼，这个院子已经不属于我。

　　岁月变迁，院子里熟人越来越少。随着单位工厂倒闭，大批人下岗无业，子弟无法再顺利接班。未上大学的同辈人早已离开院子，就近外出工作，上过大学的则四散各地，越来越难相聚，甚至个别发小杳无音信。回到院子，偶尔会看到讣告，上面会看到有些熟悉的长辈的名字，父母也会偶尔提及某个对我关爱有加的长辈离开人世的消息。

　　有的子弟已经把父母接至新的地方安顿，有的长辈已经想办法离开这里，给子女在别的地方安了新家。冬季，因单位衰落，供暖也成了问题，在北京的发小时常急切地问我：家属院里供暖了吗？家乡的气温老人挨得住吗？这些问题，他的父母不会回答他。同龄人已经各自飞翔，追寻梦想，或在某地辛苦努力地生活，聊天群内也找不全所有人，但只要有人提到家属院，大家依然有说不完的美好回忆，只是大家都清楚，家属院没了。

　　年的意义，或许就是在血脉凝聚的机会减少中，在逐渐消逝的家乡里，逐渐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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