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问题的科普为何这么难

　　公众对转基因的质疑和抵制，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缘于对转基因知识的不了解，而是通过破坏公众对科学家和相关政府部门的信任而引发的。

　　2015年，是《新青年》的百年诞辰。陈独秀在《新青年》中说，只有德先生、赛先生可以救中国。

　　2015年，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百年诞辰。爱因斯坦说过：“追求知识和真理，并为之奋斗，是人类的最高品德之一。”

　　中国人一方面孜孜探索新科学，另一方面也努力辨别伪科学。但百年过去，伪科学的力量依然让人心惊——以有毒有害的名义抵制PX、垃圾焚烧、核电设施，以绝育为名反对转基因，等等。

　　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生物工程学家陈章良给公众做转基因科普时，常常哭笑不得。

　　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有个听众站起来说：“我们吃的食物没有基因，你把基因转过来，我们怎么会安全呢？”接着又有人问：“你把基因转进去，吃了以后跳到我身上怎么办？”

　　“这不能全怪听众。不了解基因的基本常识，就难有对转基因的正确辨别能力。”陈章良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谁能跻身6.2%

　　公民的科学素质是一个国家强盛的要素，也应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追求的目标之一。摸清这方面的“家底”至关重要。承担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的机构，正是陈章良任职的中国科协。2015年，中国科协已经是第九次承担这项任务了。

　　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在31个省、区、市的18~69岁公民中大范围开展。调查的题目和方法都是国际通行的，题目分为科技信息来源、对科学的理解、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和对具体科技议题的看法四个部分。

　　通过入户填写问卷计算分数，加权测算出目标群体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值。

　　通过70400份调查问卷分析得出的最终结论是：2015年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为6.2%。

　　中国科协科普部副部长钱岩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科学素质提高，意味着公众对科学的理解程度更高，会更加理性地看待各种科学问题。”不过，这一数据由于占比太低曾被质疑，毕竟“高等教育发展了这么多年，科技工作者这么多”，直到质疑者亲眼看到科学素质调查问卷的题目，可能才会明了。

　　一道极具迷惑性的调查题目是，关于分子，这个说法是否正确：物质中能够独立存在并保持该物质一切物理化学特性的最小微粒。另一道答对率颇低的题目是：含有放射性物质的牛奶经过煮沸后可以安全饮用。

　　由此可见，想要位列6.2%并非易事；也不难理解，为何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大多是理科生。

　　据介绍，问卷以国际通用题目为基础，加以本土化处理。“西方国家具有科学素质公民占比较高的原因之一，很可能是他们并不实行高中文理分科。”

　　但即使是高学历的理科生，也未必都能跻身于这6.2%。

　　钱岩举例说，一名生物学博士，家里囤积着大量食盐和绿豆。“食盐是福岛核电站泄露时抢购的，绿豆是所谓的‘神医’张悟本讲养生的时候买的。”

　　公民科学素质偏低另一个原因在于中国东西部差距大。“在西部的一些地区，相比生活其他方面的需求，科学也许排不到前几位。”

　　比如，在北京、上海，具备科学素质者分别达到17.56%和18.71%，是美国和欧洲2005年的水平，高校云集的北京市海淀区已经可以比肩美国科学素质最高的曼哈顿地区。而云南、海南、青海、西藏等大部分地区，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水平的比例不到4%。

　　五年来，农村居民科学素养水平比例从1.83%提升到2.43%；城镇劳动者的科学素质水平则从4.86%提升到9.72%。

　　钱岩分析说，虽然6.2%的比例看上去不算高，但2010年第八次调查时这个数据仅为3.27%，五年提高幅度近90%。

　　中国科协2016年将针对本次调查的薄弱环节发起一系列活动，比如“智爱妈妈”项目，通过手机向农村妇女发送有针对性的科普内容，“帮助她们更好地融入现代科技社会。”钱岩说。

　　对科学知识越了解，对争议问题态度越科学

　　中国科普研究所科普部主任何薇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测试设计了转基因技术、气候变化、核能技术三个具体议题，在统计中她发现，公民对这些科学知识的理解程度与他们对这一科学问题的态度有相关性。

　　比如，一个人如果能正确回答“是不是人吃了转基因食品就会被转基因”、“是不是转基因植物比普通植物长得大”，这个人对转基因是否存在不可预知安全风险、是否对自然环境有所影响、是否能解决粮食短缺的态度，会有更多积极正面的反馈。

　　这一点在低碳技术、核能技术方面特别明显，比如对于这两项技术，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其支持率分别达94.9%和81.8%。

　　转基因技术应用的问题较为特殊，支持者相对较少。但总体而言，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对转基因技术的应用持更加明确的态度。其中持支持态度的占34.3%，反对的占22.1%，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占42.2%，而不知道的占1.4%——低于全体公民7.4%的比例。

　　何薇认为，转基因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争议，背景复杂，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当初没有抓住科普宣传的良好时机。

　　“如果15年前科学家能在这个问题上有积极作为，社会精英能有意识地宣传引导，转基因可能不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议。”世界科学记者联盟理事、中国《科学新闻》前总编贾鹤鹏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中国西部，在云南、海南、青海这些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在全国水平线以下的地区，公众对于核电、空间探索等重大科学问题上，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和赞同政府决策。比如对于是否修建核电站，贫困地区的老百姓认为，其他国家修，我们国家也得有。他们坚信国家能够控制核安全。

　　“美国、欧洲、韩国、日本政府非常羡慕我们有这么好的公众，国家发展空间技术，造大飞机、造航空母舰，老百姓都很支持。”何薇表示。

　　与之不同的是，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7个公民科学素养在全国平均水平线以上的地区，由于信息流通快、公民素质较高，科学争议流传最广。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北京地区并没有大型PX装置，可居民在网络舆论参与上却有较高热情。这反映出随着经济与社会发达程度的提高，特别是受到雾霾天气的影响，北京公民会表现出较强的环保冲动。而参与度同样较高的安徽、江西、湖北等省，同样没有大型PX装置分布。

　　“主角”科学家不能缺位

　　题目中还有一个问题——有关科学议题更相信谁。总体来看，中国民众都很信任权威，特别是科学家。比如，在核能技术方面，对科学家信任的比例为80%。

　　转基因的特殊性在于，民众对科学家的信任度比核能低，对一些公众人物虽然不是特别相信，“但是挺愿意看他们吵架的。”何薇介绍。

　　但也有一定比例的公民对谁的话也不信，“声音很杂乱，他不知道该信谁。”

　　近年来，大量研究显示出信任科学家对人们接受转基因等技术的重要性。一项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讲的是跟踪澳大利亚人10年来对转基因的态度变化，其结果显示，公众的接受度与对科学家和管理者的信任显著相关。

　　而中国科学家在科普工作中与需求相比，是有差距的。

　　“中国的科研体制并没有要求科学家把向公众传播当作任务，科普完全出于个人兴趣和意愿，或者出于技术市场推广的考虑。”贾鹤鹏说，“不少科学家动力不足。”

　　钱岩则认为，很多科学家用浅显的语言描述科学问题、取得传播主动权的能力尚待增强。

　　中国科协与清华大学、北航、北师大等七所高校合作，开设科普专业硕士点，主要课程是科学传播学。“这批人已经毕业，50%从事科普领域相关工作。”

　　在美国和欧洲，很多机构都会指定将科研经费的约5%用于面向公众或决策者的科学普及，对利益相关群体有所交代。但在中国尚无此类制度安排。

　　“中国科协曾推动这个事情，但没能成功。如果增设这个职能，就要增设一整套评价机制。”贾鹤鹏说。

　　反观美国的科普机构科学促进会，没有行政动员，却靠《科学》杂志凝聚了一大批顶尖科学家，每年年会仅参会记者就有2000多人。

　　提升科学素质并非万能

　　科学素质非常重要。但也要承认，科学争议远非仅靠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就可以解决。

　　美国的科普调查显示，具有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在多年前超过20%之后不再有变化。迄今为止，美国社会的一些看似不可理喻的科学争议并不鲜见，比如，依然有35%的人完全不信全球气候变暖。

　　欧洲人对动物实验的支持率一直在下降。

　　“当科学问题与基督教价值观不冲突，且科学界有共识时，欧美公众对科学的支持程度才比较高。这种背景不是主要以知识为指标的科学素养所能反映出来的。”贾鹤鹏说。

　　有关转基因问题的争议，就已经超出科学本身。

　　回溯中国转基因舆论演变的历史，一些人会联想到2004年12月的一期《南方周末》刊登的《转基因稻米：13亿人主粮后的利益悬疑》一文。该文直指科学家因个人商业利益而力推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

　　报道中勾画出的利益图谱，曾引发部分公众对转基因的质疑和抵制。

　　“这种抵制，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缘于公众对转基因知识的不了解，而是一些人通过媒体炒作，破坏公众对科学家和相关政府部门的信任而引发的。”贾鹤鹏说。

　　而转基因之外的科学争议，则多半与公民利益切身相关。比如垃圾焚烧厂、PX之类，会零星涌现相关地方的民众抗议。

　　这与一些人利用“邻避效应”鼓动有关。“只要缓建，或者不在他们家旁边建就行。”贾鹤鹏说。

　　钱岩认为，食品安全的谣言被过多关注，也是因为与公众利益直接相关。在科协与百度合作发布的《中国网民科普需求搜索行为报告》中，2015年第三季度，健康与防治的搜索量达到2400万余条，热搜词前十位全部与疾病有关。

　　什么是符合国情的科普方式

　　无论如何，科学传播总体发展方向日益走向对话。西方发达国家近些年创新了一些争议问题的传播方式。

　　比如共识会议，先由公众代表向专家提出疑问，通过双方的交流和讨论，形成共识，然后召开记者会，公开发表最终意见。

　　1987年，共识会议第一次在丹麦召开，主题是“工业和农业中的转基因技术”，上世纪90年代许多国家相继效仿。

　　科学听证会则通过正反双方的激烈辩论，由公众扮演陪审团进行裁量。

　　一些机构还开放了实验室。

　　中国则更多地注意采取行政式的、形式化的科普手段，一些争议问题可能因此被回避。

　　不过，西方发达国家公共对话的作用也不可绝对化——欧洲公众多年来对转基因的抵制并未减少，公开讨论已高度被污名化的东西收效也有限。

　　事实上，相当多的公众并不会把获取科学知识当成生活的第一要务，他们参加科普活动的动力也不充足。

　　2012年，丹麦政府停止资助丹麦技术局的共识会议。

　　“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中国传统的行政化科普手段，似乎更适合国情。”贾鹤鹏说。

　　应当看到一个新的变化，目前，公众通过互联网获取科普知识的比例已从20%提升到50%。中国科协顺势而为，正在积极推动基于互联网的科普工作。

　　“以前我们发个文件，地方转发，一直到县，再做一点科普图书分发下去，不知道民众到底需要什么。”钱岩说，她希望通过中国科协建立的科普中国平台，把果壳、中国数字科技馆等60多个科普网站、APP、微信纳入其中，从主动传输转变为信息交流。

　　她更期待这个平台能解决鱼龙混杂的问题，“告诉全国公众，只要贴了‘科普中国’牌子的平台，就可以相信。”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姚玮洁/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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