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之死（一）

　　一

　　文学院教师的例会每星期开一次，定在周一的下午。老师们平时都不坐班，上完课就走，难得有一次相聚的机会，加上院里的会又记考勤，和年终的奖金挂钩，所以大伙来得就比较全。平时开会，院里没什么正经事，也就是念念报纸文件，布置一下院里的工作等等，好在老师们住得离学校都不远，基本上都在北院的教师村，正好借这个机会碰碰面。

　　开完会，年老的教师坐在办公室聊聊天，寒暄两句，说说各自的见闻，发发牢骚，各自离开；年轻的教师就凑两把手，躲到里屋休息室玩玩扑克，平时大伙都在家闷着，难得在一起聚聚，想散散心也找不着合适的理由，院里例行开会，大家也好轻松轻松。

　　今天的会不同于往常，除了布置日常工作以外，主要是开每年一次评职称的会，大伙的反应都很平常。这种会一年开一次，老调重弹，没有什么新鲜内容，除了今年准备申报职称的教师以外，一般人的热情都不高。这两年院里的气氛不好，教师之间关系不太融洽，你争我夺，勾心斗角，很大一部分因素都跟评职称有关。在学校教书，熬来熬去，熬的还不就是个职称。

　　职称这东西，有人说是有如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实际上还不光是个钱的问题，说雅一点是实现自身价值，说俗一点是脸面问题。到了一定的年限，没有个相应的职称，说明你的能力水平，乃至为人处事都大有问题。

　　每年的评职称都是让院领导最头痛的事，院里并没有人事权，条条框框由学校来订，具体的评议审核有专门的评委会，院里只作一些资格认定、收集材料等事务性的服务工作，发发表格，收收材料，搞搞初评，仅此而已。但是谁报谁没报，谁评上了谁没评上，最后的矛盾焦点都集中到院里，集中到几个具体干事的老师和评委身上。

　　唐石卿既是具体干事的，也是初评委之一，他是文学院负责教学的副院长，上任刚两年多，做任何事都是小心翼翼的，唯恐得罪了哪方神圣。报职称的有的是教过他的老师，有的是他上下届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别看这些人平时都客客气气的，也给你帮不了什么忙，可是要摆弄不好，坏你的事却易如反掌。为了职称，有些人眼睛都急得快变蓝了，超然度外的能有几个？

　　会后，申报职称的教师留下来，毕竟又等了一年，人们三三两两地在那议论，唐石卿招呼大伙安静下来，开始介绍今年的情况，他扶了扶眼镜说：

　　“各位老师，各位同仁，我把今年学校有关职称评审的新精神传达一下，鉴于往年职称评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今年学校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对历年的条文做了一些新的规定和调整。在教学方面，课时量以院里安排的课时为准，校外兼课授课的不予考虑；科研方面，有专项课题的，以结项的资料为准；省市级的获奖成果要出具证书及相关材料；发表、出版的著作和论文必须是本专业的，国内正式出版社出版的成书及省级刊物上公开发表的文章，不包括港澳台图书，像往年那样只有书号证明或校对清样的不能作为业绩上报；非专业的书籍文章不在评审之列。另外，重申一点，上报的成果必须是任职期间的，以前的成果不要上报。具体的参评条件和细则一会儿由小白跟大伙宣读。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请大伙儿提出来。”

　　他说完以后，院办公室的小白在前面念着文件，逐条解释，参评的老师有的是第一次晋升，尤其是一些进中级评讲师的年轻老师，对小白讲的内容听得挺认真。

　　唐石卿把登记表发给大伙，最后又简单说了几句就散了会。

　　二

　　唐石卿回到家的时候，爱人舒雅婷正围着围裙在厨房做饭，儿子明轩上学还没回来。开了一下午的会，开得有点头痛，他到厨房看了一眼就进屋躺在床上。

　　舒雅婷在厨房一边切菜一边喊道：“你别从外边一回来就躺在床上，你倒是帮我收拾收拾。一会儿孩子回来马上就要吃饭。”舒雅婷见他没反应，又说：“要不你就给周一同回个电话，他好像找你有事。”

　　周一同是他们的大学同学，两人平时经常来往，毕业后唐石卿留校当了助教，后来又考上了研究生，周一同则分到了房管局。谁想到二十年过去了，人家周一同下海经商，买卖干大了，如今成了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总。盖房子卖房子倒腾地皮，投机倒把坑蒙拐骗，竟然成了同学之中最先发起来的大款。

　　唐石卿不耐烦地说：

　　“等一会儿再说，反正他找我也没有什么正事，除了吃饭就是喝酒。”

　　说完，就蒙头睡下。这几天院里的事弄得他头昏脑涨，当了个副院长整天都是一些穷事，越是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行政工作越不好干。本来他不愿意干这个受累不讨好的差事，平时教教书，搞搞研究，写点东西，也挺清闲自在，可是前两年文学院院长汪用光提名非让他干主管教学的行政副院长，还三番五次地劝说。汪老师过去教过他，对他的业务能力、为人品性都很欣赏，这次让他配合一起做院里的工作，既是老师又是领导，如此信任抬举他，唐石卿就不好一味地推辞。他所在的学校，说是大学，其实是前些年才升格成为二本，属于在省里排名比较靠后的普通高校。文学院在学校不是优势专业，历来不受重视，正教授的名额不多。如今定岗定编，一个萝卜顶一个坑，狼多肉少，搞得院里人际关系很复杂。

　　职称问题，牵扯到每一个教师的切身利益，年深日久，矛盾累积，弄得一些人积怨日深，有的老师见了面如同乌眼鸡，随时都有干架的可能。唐石卿夹在中间，安抚这个，开导那个，左右为难，费尽心机，总算表面上风平浪静，没出什么乱子。

　　当个副院长，职位不高，操心不少，除了名声好听点以外，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工资多不了多少，却占用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就拿评职称来说，唐石卿今年本来也到了年头，有资格申报正教授，可是院里的名额紧张，和他一个教研室的老教师夏仲凯还没评上，他要是申报了，心理上就有所顾忌。夏仲凯毕竟是老教师，而且到了马上要退休的年龄，申报的机会不多了，自己今年要是也凑这份热闹，势必给人留下以权谋私挤兑人的印象。从做人的角度他有些于心不忍，尤其是有了这么个不关痛痒的职位，他更得注意影响，时时处处都得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人。

　　儿子明轩今年初中就要毕业，眼下正是考学的关键时期，每天学习很紧，回来的时候已经快７点了，孩子这两年长得疯快，个头快赶上他了，回到家就像饿狼似的狼吞虎咽。

　　三口人围在饭桌旁吃饭，每天吃晚饭的时间是一家人交流最多的时候，舒雅婷随便问起他职称的事，唐石卿低着头一边吃一边说：

　　“你别问了，到了年限只能说你有申报的资格，但是院里的名额太少，前面排队的老教师太多，夏老师的正高还没解决，你说我好意思和他争吗？况且不是说报上就一定能行。我心里有数，东西不行，没有专著，硬件不过关，报了也是白搭，院里这一关就通不过。”

　　舒雅婷停下手里的筷子，扬起脸说：

　　“你别犯傻了，这年头，还管这么多？夏老师一辈子评不上你都等他呀？！行不行，你倒是先排上队，把号挂上，你在院里做了这么多工作，没有功劳还有苦劳，东西差点他们也应该照顾。”

　　唐石卿有些不耐烦，

　　“评职称又不是评劳模，跟工作多少没有关系，得有那真才实学。课题评奖加科研，都有硬性要求。我自己几斤几两还不知道？报上也没用。正高不像副高，越往上越难，院里好几个老教师等了好几年，我刚够年限，东西也不过硬，凑这份热闹，报了要是连院里这一关都没通过，不是让人看笑话吗？”

　　舒雅婷不满地瞥了他一眼，堵气说：

　　“我就不明白你图个什么，干脆你把那个副院长辞了算了，成天在学校泡着，连家也管不了，还受累不讨好，有什么干头。你还是抽时间干好你的专业，把书想办法搞出来比什么都强，别听领导忽悠，到时候没人看你干了多少工作，没成果还不是照样不行？！实在不行，在外面多兼点课也好呀，每个月还能多一点收入。”

　　唐石卿“哼”了一声说：“书我不是不想弄，可是弄完了谁给出？出版社现在都讲效益，赔钱的事谁愿意干？文学院老师出的这些书，我还没听说有不花钱的。书稿在出版社压了快一年了，人家编辑连内容都没看，只看了一下题目，就明确告诉我，出书没问题，只要交社里两万块钱，别的事自己负责。两万块钱的书号费还说是照顾我最低的，我让内行的人算了一下，连排版带印刷，印个一两千册最少还得两万块，你说我上哪去弄这笔钱？还是等等再说吧。”

　　一听这么多钱，舒雅婷不说话了。每年唐石卿在外面兼课的讲课费也能挣好几万，可是家里用钱的地方太多，出书的钱是掏得起，可是总觉得花钱出书太冤枉，不值得。尤其是今年孩子要考高中，看样子还得给他花钱，三年前上这个初中就花了三万块，还不算送礼的钱。现在的学校，考重点高中的分不够，就得托人办个借读什么的，否则将来高考就成问题，可是找个好点的高中做借读校，没个三五万的办不下来。当初唐石卿为当副院长的事，犹豫了好长时间，是舒雅婷反复撺掇才拿定主意的，她觉得虽然耽误一些校外兼课，讲课费是少挣了，可毕竟当了领导，从长远看，以后慢慢在仕途有所发展也不失为一种选择，更重要的是，别人“唐院、唐院”地叫着，让她觉得在同事朋友面前挺有面子。如今可好，钱不多挣，活不少干，有了机会还得让着别人，这是何苦呢。

　　两口子活得挺沉重，觉得生活的意义实际上很简单，现在不管你干什么，首先得想办法弄钱。大学教授怎么样，教授也是人，也得吃饭，也得买房买车、看病养家，教授也不能喝西北风。

　　孩子每天回到家都快７点了，进了门就要吃饭，饭量比大人都多。唐石卿想，现在的学校抓得也太紧了，早晨６点多从家走，晚上６点多回来，吃完饭功课得做到十一二点。就是这样，披星戴月，埋头苦读，孩子的学习成绩还是不太理想，只能维持个中等水平，如此下去，今年的中考怎么办？他挺犯愁，对孩子又心痛又着急，正想问问他的学习，屋里的电话响了。

　　唐石卿放下碗，嘴里还嚼着东西，进屋接起电话。

　　电话是老同学周一同打来的。

　　“喂，我说唐院，明天晚上有事没有，咱们两家坐坐。”

　　唐石卿一边咽着嘴里的饭一边说：

　　“算了，算了，都挺忙的，不年不节的，没事聚什么？再找时间吧。”

　　电话那头的周一同说：

　　“非得有事才行？你现在升官了我请不动你了。来吧，我不想你还想雅婷呢！你怎么也得给我们点机会吧？”他们是要好的同学，平时说话随便惯了。

　　“你这小子，到什么时候也没正经。你做生意做得累了，让我们陪着你聊天开心，改日吧！改日你到家来，让雅婷做你爱吃的馅饼。孩子现在正准备中考，非常时期，我们正在全力以赴准备应战，等忙完了这一阵再说。”唐石卿急着要挂电话。

　　周一同赶快拦住他：

　　“别挂，别挂，不光是吃饭，我找你还有正经事，上班时间打电话不方便讲。孩子学习紧，你们两口子来，就一晚上的时间，耽误不了事。我和雅婷说好了，明天晚上６点，咱们两家在‘食唯鲜’会面。就这么定了，到时不见不散。”说完不等他答应，对方的手机就断了。

　　唐石卿回到饭厅看了看舒雅婷，舒雅婷轻描淡写地说：

　　“去就去吧，反正也不花他的钱，肯定吃的是公款。你也别总在学校待着，有机会多接触接触社会也不是什么坏事。孩子的饭我给他安排好，不用你管。”

　　唐石卿知道上学的时候周一同追过舒雅婷，可那时候舒雅婷还是个心高气傲、天真纯洁的少女，对周一同这种不求上进不务正业的同学根本不放在眼里，倒是频频地向他发射一些信号。他那时是班里的班长，学习成绩优秀，为人稳重踏实，毕业留校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而周一同则在大学实足混了四年，整天除了踢球就是追女同学，对舒雅婷穷追不舍、死缠烂打，最后无功而返，知难而退，成了他们夫妇共同的朋友。

　　年逾不惑，到了这种年纪，唐石卿对老婆倒是十分放心，二十年过去了，再漂亮的女人也失去了魅力，过去又白又细腻又苗条的舒雅婷现在已经皮肤松弛，皱纹渐多，身材发福，再也没有了原来的风采了。

　　舒雅婷在厨房冲洗餐具，唐石卿一边帮着收拾一边说：

　　“一会儿，你帮孩子检查检查作业，我得去汪院那一趟，今天的会，老汪没来，我跟他念叨念叨。”

　　“你帮我收拾完了再走，到人家那别说个没完没了。晚上还有一大堆衣服要洗，家里的事你也管管，我整天累得臭死，成了你们爷儿俩的保姆了。”舒雅婷一边干活一边唠叨，唐石卿习以为常，充耳不闻，把桌上的碗筷收拾到厨房，进屋给汪用光打了个电话。

　　汪用光虽然是院长，可是平时不来上班，院里的事也不大过问。唐石卿心里明白，他说是不管，放开手让底下人去干，可那是指琐碎的事务性工作，真要有点涉及到权力利益的事你不和他打招呼，那就离坏事不远了。

　　汪用光今年五十七八了，以他的资历水平和威望当个校级领导绰绰有余，可不知为什么，这么多年就一直没升上去。人们都说文学院这个小庙盛不下他这位大和尚，老汪得不到上级的赏识，错过了晋升的最佳年龄，仕途无望，也就破罐破摔，得过且过，没心思管院里的工作。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自己的事上，社会上的活动就忙得他应接不暇，报社电视台出版社等等单位经常请他开会搞各种活动，有时连晚上的时间都不够用。

　　要通了电话，汪用光告诉他晚来一会儿，现在家里正有客人。唐石卿一时走不了，就坐在沙发上看报。

　　三

　　文学院的两大权威或者说是台柱子是汪用光和孙家桢，老汪是院长，搞当代文学研究，在省城文学圈子里有一帮作家哥们儿，那帮作家在还没有成名的时候，汪用光经常用他的笔为他们鼓噪捧场。如今这些人都功成名就，在省城新闻出版宣传等部门负点责任，人家也不忘旧情，有些什么活动总要拉着他。汪用光也不负众望，他口才好，脑子快，水平也不错，在各种场合都说得头头是道，见报率上镜率都挺高，渐渐成了省里数一数二的著名评论家。孙家桢则不一样，老孙搞的是古典文学研究，是全国公认的研究明清小说的权威，文章不多，质量很高，还编过几本在学界颇有影响的资料书，又是文学院土生土长的元老级人物，大学毕业就留在学校干了几十年，不少中青年教师都当过他的学生。有这两个人在，学校的领导就得高看文学院一眼。

　　文学院的职称评定要经过两道手续，一是院里的评审组要通过，然后报到学校的高评委。院里的评委由７位教师组成，主要负责初评。汪用光和孙家桢既是院里的高评委，又是学校文科系列的高评委，所以他们两人的态度就至为关键，院里这一关通过了，到了学校，谁介绍情况，介绍得怎么样，对别的评委影响很大。学校的文科高评委都是由各个文科院系的名教授组成，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关系、门生，都希望自己院系的教师能够顺利通过，所以相互之间心照不宣，配合得都很默契。

　　老汪每年遇到评职称都很头痛，评上的人觉得自己理所应当，从不知道感谢；评不上的就怨气冲天，把矛头直接对准他和孙家桢两个人。老孙是无官一身轻，不怕得罪人，汪用光当着院长，工作不好做。两个人在有些事情上，意见还经常不一致，面和心不和。不和的原因除了互相看不起之外，还有一些说不清的问题。前几年，文学院原来的老院长突发心脏病身亡，本来院长的位子应该是孙家桢的，老孙从学识水平到威望资历都是院长的最佳人选，虽然院里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是推荐他当院长的呼声很高。尽管孙家桢口口声声说不愿意干这种受累不讨好的差事，可是心里也盼着能过一把当官的瘾。正当他踌躇满志打算大干一场的时候，没想到学校突然提倡干部要年轻化，最后把汪用光从研究生院调来当了文学院院长。汪用光只比孙家桢年轻两岁，是个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活跃人物，他的知名度之高，就连校长见了他都客客气气，十分尊重。一所二流高校出了他这样一流的专家学者，也是学校的荣誉。孙家桢是搞古典文学的，这个行当出名比较难，出头露面的机会不多，在圈子里行，都知道他是学界的权威，外行的人就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所以知名度、社会影响和老汪没法比。但老孙从骨子里看不起老汪，汪用光过去也研究过古典文学，搞了多少年没搞出点名堂，迫不得已这才半道改行搞的当代，他的那些东西在老孙看来简直就是小儿科水平。

　　文学院历来分成两大派，一派是本校毕业留校当老师的土著帮，一派是这些年从校外调进来的外来户。两派明争暗斗，矛盾由来已久。土著帮都是师生师兄师弟关系，师出同门，盘根错节，别看平时像散沙一盘，各自为政，可是到了关键时刻，尤其是涉及到一些利益的时候，总能团结一致，共同对外。这些年，从校外调入的外来户教师，备受打压排挤，开始的时候还各自为战，做做抵抗，后来发现个人的力量毕竟势单力薄，于是便相互串通联合，拧成一股绳，与土著帮抗衡作对。院里那些老教师退休以后，孙家桢资历老、水平高，敢做敢为，心直口快，逐渐成了文学院土著帮的领袖人物。

　　汪用光是外来户，但是介于两派之间，他先在学报，后在研究生院工作，与文学院没什么瓜葛。他当了院长以后，始终对老孙挺尊重，孙家桢在文学院德高望重，有相当的势力，院里不少老师都是他教过的学生。汪用光明白，要想在文学院站稳脚跟，绝不能得罪老孙这样的元老。可是上任不久学校给了院里一个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名额，这个名额让老汪用了，实际上是学校量身定做，“戴帽”下来的，老孙不知道内情，总觉得汪用光假公济私，利用工作之便，占了他的好处。

　　汪用光来文学院之前也是处级，到这来本是平调，文学院院长除了名声好听点，院里的人事关系复杂，事务性工作多，也没什么太多的实惠可言，对他来讲谈不上升迁。

　　老汪之所以接受任命，也有自己的打算，那年他还不到五十岁，是进入校级领导班子的合适人选，当时的校长也暗示过让他到文学院锻炼锻炼，熟悉熟悉下面的情况，有两个处级单位的工作经历，也好为将来主持学校的工作打下基础。没想到前几年老校长退休，新调来的校长对他不感兴趣，班子调整时让汪用光坐了冷板凳。他今年已经五十七八，再升到校级领导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职称也早就拿到头了，目前他唯一关心的就是在退休之前拿下“博导”，成了博士生导师不仅名声好听，能拿到一笔课题经费，还可以晚退休5年。如果不是这点诱惑，他根本没心思敷衍学校现任的那些领导。像他们这种普通高校，博士点相当少，文学院师资力量弱，汪用光费尽心力，屡次进京活动，总算有了一点眉目。

　　老汪之所以让唐石卿晚来一会儿，是家里来了位客人--学校科研处的处长陆道伦。两个人以前并不熟，只是在学校的中层会上偶尔打个照面，最近为了报博士点的事情才逐渐有了些来往。陆处长是新校长从教委调来的，职位不高，权力不小，身体过早地发福，脸上的肉挤得本来不大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缝。

　　陆道伦进屋就坐在沙发上，也不用老汪让，自己掏出口袋里的香烟点上，很随便地说：

　　“汪院长，给您打了几次的电话都进不来，您真是太忙了，我一看，没办法，只好登门拜访了。”

　　陆道伦如此随便，反倒弄得老汪不好意思，怕人家觉得招待不周，忙喊老伴倒水。

　　老伴见来了位不认识的客人，油头粉面像个生意人，又放肆地在那喷云吐雾，倒了碗白开水，皱着眉头出了屋。老汪的老伴常年有哮喘病，闻不得烟味，家里没人吸烟，也从来不准备烟待客，常来的客人都清楚她这个习惯，尽量克制着不在他们屋里吸烟。

　　汪用光见老伴脸色不好看，知道她是嫌屋里的这股烟味，忙把门关上，说：

　　“将就着先喝点白水，茶沏不开，等一会儿烧开了水再说。”

　　陆道伦无所谓地说：

　　“不客气，不客气。长话短说，我也别占用您太多时间，咱说正事，前几天我叫人把这回博士生导师的申请表给你们院的唐院长送去了，不知道您见到了没有？”

　　老汪认真地说：

　　“见到了，见到了。这事让你费心了，表示感谢。听说每次都是您亲自跑教委落实这件事，够辛苦的吧？”

　　“应该的，应该的，我是从那出来的，多少还有点熟人，办起事来很方便。我来是和您说一下填表时注意哪些内容。咱争取在材料上别让人挑出毛病来。”说着从包里拿出份样子交给老汪。

　　汪用光寒暄着接过来，找出眼镜，仔细地看着。

　　陆道伦继续说：

　　“这次争取博士点的事，校长很重视，几次过问此事，派人到部里、省教委做了大量的工作，这关系到咱们学校重点学科的建设。科研处这回下了大力量，专门派人在教委盯着这事。文学院准备报您和孙教授，前期工作做得越充分越好。”然后凑到眼前指着材料上的内容逐项说给老汪。

　　汪用光像个听话的小学生，不住地点头，不住地客套。陆处长毕竟是从教委调来的官员，对文学院、对自己的事这样重视，亲自登门指导他填表申报，老汪有点受宠若惊。

　　翻弄完了那些表格材料，陆道伦回过身坐好，又点上支烟说：

　　“还有个事，汪院，我和您打个招呼，就是今年院里评职称的事，去年你们院的夏仲凯夏老师又是写信又是上访，反映了一些情况，说是院里的个别评委对他个人有成见，在底下动手脚进行窜联抵制他，这事闹到了教委，对学校的影响很不好。校领导这一次很重视，专门开会研究，不希望再出现类似去年的上访事件。夏老师反映的情况，从教委到学校的领导都了解一些，希望院里慎重，以人为本，做好工作。当然，我们不会听信一面之辞，最终还是要尊重评委的意见。为了杜绝以往出现的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今年的情况有点变化，您是院长，私下里不妨和您通通气，这次院里初评时，不要完全被名额限制死，只要够条件的尽量拿到学校，文学院虽然不是咱们学校的重点专业，但是对有些确有一定水平的骨干教师，尤其是快到退休年龄的老教师，学校可以在名额上适当灵活，指标可以调剂嘛。这样下松上紧的做法，也是为院里着想，科研处是服务单位，职称的事，到了学校这一层，我们会大力协调好！”

　　汪用光是何等聪明之人，早听出了陆道伦的话外之音，心里纳闷，没听说老夏有什么背景，如果说他和教委、学校的领导有什么关系，何至于职称的事拖到今年。陆处长的话再明白不过了，只要这一次院里初评能够通过，其他的事学校一律可以摆平，至于省里，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自己为何放着河水不洗船，放着好人不做呢。况且“博导”的事还要仰仗于陆道伦帮忙，于是赶忙说：

　　“陆处，放心，放心，只要学校有这个意思，我们院里一定积极配合。老夏的事也的确让人同情，可是您清楚，问题不在我这，院里的情况你也许了解一些，复杂得很呢！今年就一个正高名额，你说谁上谁不上？水平都差不多，专业又不一样，没有什么可比性，按说都够推荐条件，过去学校给几个指标我们就报几个，这次我明白了，不受名额限制，一定放宽，一定放宽，只要符合条件的就往上报，让学校去平衡去选择，工作由我来做，有情况及时和您沟通。”

　　俩人正说着话，听见客厅有人敲门，老汪听老伴开了门，让客人进了另一间屋，并没有进来喊他，也就没有理会，继续发着牢骚，说说自己这些年来的苦衷。

　　陆道伦笑着安慰道：

　　“我考虑到您的难处，您是咱们学校的一杆大旗，德高望众，不能让您为难，所以才尽可能地提供点方便，为咱们文学院网开一面。老夏也是快评退的人了，水平也不错，还是以团结为重嘛！我们绝不能让老实人吃亏，不允许公报私仇搞小动作，个别人可以做做工作，你们院的情况我多少有点耳闻，这个帮那个派的，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老教师都退得差不多了，不就是孙先生嘛，最近为报‘博导’的事我正好要和他接触一下，顺便也打个招呼，我想，说明了情况，孙先生也会顾全大局配合学校的工作的。当然，也拜托汪院和院里的其他评委做好工作。”

　　两个人没话找话又闲聊了几句，听见客厅里来的人出了门，陆道伦这才站起身告辞：

　　“这么晚了，我就不打扰了，有什么事随时跟我电话联系。”

　　送走了陆道伦，汪用光回到房间琢磨他话里的意思，老伴在厨房说：

　　“你快把窗户打开，换换空气，这个人真是太没有教养了，在别人家屋里抽烟，和烟筒似的，一棵接一棵，真是让人受不了。”

　　老汪没心思和老伴斗嘴，打开窗户，回到厨房问：

　　“刚才是谁来了？”

　　老伴两手正收拾着鱼，头也没抬说：

　　“小高，你们院的高建国，他听说屋里有人就没进去打招呼。也没什么事，送来了两条鱼一箱虾，说是他自己钓的，大伙分着吃点。”

　　高建国是院里的中年讲师，除了讲课，平时根本就不到学校来，有时连开会都见不到他的面，什么年终奖、季度奖、考评之类的，人家一概不放在眼里，院里发钱就拿着，不给连问也不问。听说在外面做了生意，开了公司，教师不用坐班，他正好教课生意两不耽误，到学校来上课，开着辆几十万的小车，抽烟永远是“中华”不倒牌子，活得那叫一个潇洒、一个滋润。院里有一些老师对他有看法，可这种事又不好出面干涉，只要不耽误院里的课，汪用光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人家那也是本事，如今不像过去，谁不想有个第二、第三职业，大学教师，就那点死工资，想清高可得清高得起来。人家高建国成天在外面忙活，上完课就走，从不掺和院里的是是非非，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比有些又酸又臭又是非又计较的老师强出不少。

　　老汪凑近了一看，鱼有两尺多长，虾有小半斤一个，这点东西少说也得几千块钱，忍不住说：

　　“你以后别收他的东西。这小子嘴里没实话，这是钓的鱼？简直胡扯，你看这是什么鱼？比目，这是海鱼，而且是深海的，他坐着船钓的？”

　　老伴支愣着两只手，也忍不住笑了：

　　“我说他在哪钓的这么大的鱼，还有这虾，这才叫对虾，现在市场上根本见不到这么大的。”

　　老汪没再说话，他知道高建国是为了什么，不年不节的，这个时间来送东西还不是为了职称？这小子别看心思不在业务上，人情世故方面倒是精明得很，逢年过节准会到家里来看看，来了总不忘带点东西，每次出手还很大方，一来二去和老伴也混得挺熟，汪用光挺烦他这一套，更烦和他推来让去，都是教师宿舍，叫人看见听见了影响不好。

　　汪用光坐在那琢磨着刚才的事，科研处的陆道伦来干什么？为“博导”申报材料的事？显然只是借口，这种官场上的小官僚会为了与他没利的事跑前跑后？那才见鬼哪！为夏仲凯说项？没听说过他们有什么关系。一个教授的指标在科研处根本算不上个事，学校每年申请的博士点、硕士点都是陆道伦往教委跑，校长都很看重他，那些教授、权威更不敢得罪他。如果老夏和他早就认识，凭这层关系，职称的事早就解决了。

　　汪用光琢磨不透。又想起刚才陆道伦说的申请博士生导师的事，文学院报了他和孙家桢，批谁不批谁，结果很难说，教委虽然很重要，但实际上陆道伦这一关才真正是关键，有句话叫什么来着，阎王易见，小鬼难缠。这种官场上的人一定要敷衍好，弄好了，他会为你鞍前马后卖力气办事；弄不好，明里暗里给你使绊子、下黑手。今天他来访，实际上是另有所图，人家把话已经挑明了，顺水做人情的事。老汪想，这回职称的事一定要慎重处理，把老孙的工作做好。

　　正在那苦思冥想，唐石卿敲门进来了。

　　“坐、坐，石卿。”汪用光赶忙迎进来，把他让到里屋的沙发上坐下。

　　俩人说起今天院里评职称的事，汪用光说：

　　“老孙也是太不像话，没事就在人家老夏的文章中挑错。老夏怎么把他得罪得这么苦？跟他没完没了地过不去。今年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袖手旁观了，人家老夏的业务不错，人也老实，文学院像他这种水平的能有几个？听说书也快出来了，好歹是独立完成的，不像老孙他爱人林老师，出了本书还惹出这么多的麻烦。我是不怕得罪他孙家桢的，该主持正义的时候就得主持正义，你也把我的意见透露给他，什么事都要适可而止，不要拉帮结派，不要搞小圈子，更不要逼人太甚。他也不想想，老夏通不过，他们家林老师就能通过？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两个人我看都够条件嘛！不就是指标吗？我这回舍把老脸找校长及陆处长说说，看看能不能再增加一个名额，手心手背都是肉，文学院不能总是领导手背上的肉，校长这次再不给咱们解决职称指标，我这个院长是没法干了。”

　　唐石卿认真地说：

　　“如果学校这次能多调剂一个正高指标，问题也就解决了。孙先生要是知道这个消息，也不会坚持原来的做法。”

　　“你回头做做老孙的工作，不要意气用事，你就说是科研处陆处长代表校长的意思，不能再让老夏的事造成不好的影响，名额问题由我出面和学校通融，院里不要人为地制造障碍，回头我也给他打电话，咱们两边一起努力，争取皆大欢喜，尤其是老夏的职称，再不解决实在是说不过去。”

　　唐石卿点点头说：

　　“这些话我一定和孙老师讲，另外，您的申报‘博导’的材料还得抓紧写出来，科研处急着这两天就要材料。弄完以后我让院里抓紧打印送过去。”

　　老汪答应着，忙在书柜里找着材料，一边翻着一边说：

　　“石卿，按说你今年也到年头了吧？该准备准备了，就算今年不报，也得早做打算。书稿不能光指着一家出版社，多联系两家看看，不行我给你找人试试？”

　　唐石卿站在那帮他接从书柜里翻出来的书，说：

　　“时间还来得及，忙过这一段，我也得干点自己的正事，写点东西，为过两年评职称打点基础。”

　　“干吗要过两年？今年他们解决了，明年就轮到你们这些人了，在院里同龄的人里边，谁有你的条件好？石卿，只要把东西弄出来，硬件条件够了，评委那边有我呢，一定会竭尽全力，我觉得你没问题。”

　　听汪用光这样一说，唐石卿心里觉得挺舒服，两个人越说越投机。

　　四

　　第二天下午，唐石卿到院里的时候已经三点多钟，院里的学生都在上课，楼里静悄悄的。办公室只有小白一个人在看报纸，小白是上两届留校的学生，负责办公室日常的事务性工作。

　　见他进来，小白抬起头说：

　　“唐院，您来得正好，校办转过来一封检举信，让院里拿个意见？还是林老师那本书的事。”

　　唐石卿拿过信看了一眼，随手扔在一边：

　　“别管它，这种事咱们最好别插手，学校这是来回踢皮球，他们充红脸，白脸让咱们院里做。再说这封信早就没用了，听说人家上星期已经起诉到法院了，是非曲直走司法程序，由法院来裁定，就算是最后调解也应该由学校出头，让院里拿什么意见？”

　　小白不住地点头：

　　“就是，就是，林老师是咱们院的老师，又是孙教授的爱人，咱也不了解具体情况，让咱们拿意见，这不是叫院里为难吗？”

　　接着又说：

　　“林老师的书闹了纠纷，这次报职称，那本书还算不算成果？”

　　唐石卿看了一眼小白：

　　“当然算了，告到法院，是输是赢还不知道，没下裁决之前，我们当然以出版社的书为准。”

　　唐石卿他们说的是学校最近的一场学术官司，院里的林老师，也就是孙家桢的爱人，去年年底出版了一本专著，这本书是她花了几年时间完成的。没想到书出来以后，有人提出她盗用了别人的一些成果，说是林老师在前几年约过省里几个年轻学者写过其中的部分章节，当时说好了是合作编写，由林老师挂名担任主编，谁想到书稿放了好几年，林老师在原稿的基础上做了些加工修改。书终于出来了，却只署了她一个人的名字，成了独立创作，其他人的名字只字未提，连前言后记都没提一个字，书是自费出版，稿费当然是分文没有。这几个人都是省城搞研究的年轻学者，其中有的还是林老师的学生。他们知道真相后，和林老师屡次交涉，闹得很不愉快，对方一气之下就联名控告她侵权，把事情捅到了报社，搞得满城风雨。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最后竟闹到了法院，林老师是院里的老教师，又是孙家桢的爱人，虽然有人在暗中幸灾乐祸，但是多数人都是冷眼旁观，不置可否，这种说不清的官司院里自然不好过问。

　　唐石卿从包里拿出几张纸，对小白说：

　　“小白，这有两份材料，是向学校申报博士生导师的情况介绍，科研处要得挺急，你受累给打印三份，下班以前交给科研处的陆处长，去以前打个电话，他不在办公室，就在家里。”

　　小白接过来翻了两下，进到里屋去打字。

　　唐石卿有些内急，撕了两张纸直奔厕所。

　　文学院的教学楼年久失修，又破又烂，厕所常年又脏又味，臊气熏天，清洁工是学校后勤处雇来的，除了校长办公楼每天认真打扫以外，各个教学楼都是每周打扫两次，即使这两次，要不是赶上后勤处检查，平时也是稀松二五眼，大体上收拾一下完事。厕所脏，一方面的原因是清洁工不负责任，一方面是现在的学生也成问题，连一点起码的公共道德也不讲，小便不知往前站，随处乱撒；大便解完了，纸不扔到篓里，有时连冲都不冲。真不知道这些大学生的父母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学校似乎也没有这方面的教育。

　　唐石卿皱着眉头蹲下，关上门，看见隔板上写着画着三五处不堪入目的内容，图文并茂，生动具体，还配有打油诗，都是些污七八糟，与性有关的下流内容。这种“厕所文化”由来已久，从他上学的时候就有，可谓是经久不衰，屡禁不绝，清理一次，过不久就又会出现。这些东西，全学校每个教学楼的男厕所都有，人们也就见怪不怪。曾经有人提议把厕所蹲坑的门拆掉，看谁还敢藏在里面胡写乱画。可是大多数老师都不同意，教学楼的厕所都是老师和学生共用，拆了门，没有私密性，老师用着就不方便。老师蹲在里边用功，让学生看见，实在是不太雅观。

　　他一边欣赏着隔板上的内容一边排泄，就听门外传来小白的喊声：“唐院，唐院。”

　　唐石卿答应着，匆匆收拾完，走进办公室问：“小白，你找我？”

　　小白从里间屋出来说：

　　“您瞧，越忙越来事，学校保卫处的电话，说是院里有一名学生偷自行车，让人送到了保卫处，他们叫咱们院里去人解决问题。您先盯一会儿，我过去看看就来。”

　　这会儿院里没有其他办公人员，小白又要忙着打印材料。唐石卿便拦住他说：“你别动，打印材料要紧，我过去看看。”

　　保卫处离文学院挺远，唐石卿在路上想，这几年学生素质是一届不如一届，过去说大学生分成“麻派”“托派”“舞派”什么的，现在可好，都清一色成了混派。考上这所二本学校的，成绩都不会太高，学生中没有几个认真读书的，大多是混文凭、混日子而已。在路上他想到了自己的儿子明轩，将来要是考上他们这样的学校，真还不如不上的好，上了四年，这也叫大学，毕业了连个工作也不好找。

　　到了保卫处，在楼道里就听见里面的吵吵声：

　　“告诉你，就凭你这态度，给你送分局去。”

　　唐石卿推开门一看，只见里面两个小伙子坐在办公桌上正训着一个学生，仔细一看，这学生他还认识，是大四的学生杨国栋，如果换了别人他会好好吓唬吓唬两句，然后回来交给辅导员去处理，可是对这个学生他实在于心不忍。

　　杨国栋是文学院很出名的学生，一个原因他是特困生，从安徽山区考来的，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饱，靠助学金维持生活，小伙子放假经常不回家，在城里打工节省点路费，平时上学经常是一天就吃一顿最便宜的菜，剩下的就是用酱油泡点米饭对付。另一个原因是他今年年初考上了院里的研究生，小伙子穷归穷，可是学习却很刻苦用功，在学校的学生论文比赛中拿过一等奖，平时找他辅导过一些专业上的问题，今年考的就是他们教研室，导师暂定为夏仲凯副教授。

　　杨国栋见了他很不自在，叫了句唐老师就低下头，站在一边不说话了。

　　唐石卿自我介绍了几句，问那两个保卫处的年轻干部：

　　“怎么回事？有什么情况跟我说说，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

　　保卫处的小伙子见是文学院的领导来了，语气变得和缓：

　　“噢，是唐院长，是这么回事，这个学生偷了自行车，是外语学院大三的，人家把他抓住了送到我们这来。车子挺破，值不了几个钱，可这个学生态度不好，犯了错还强词夺理，拒不认账。不承认偷车，说是骑错了。”

　　唐石卿掉过头问坐在一边的杨国栋：

　　“你到底偷没偷人家的车？没偷，人家怎么会抓你哪？”

　　杨国栋红着脸争辩说：

　　“我哪知道是他们的车？上个星期日我在校门口逛书店，出来一看自行车没了，找了半天没找着，正好看见那放着一辆，和我的那辆破车差不多，也没锁车，我以为是别人骑错了，就把这辆车骑回来了。我哪知道那是外院同学的，他们非说我偷他们的车，连拉带拽就把我送这来了。”

　　“那还是的，”唐石卿说：

　　“你丢了车把别人的车骑走，人家并没有骑你的车，这和偷别人的车还不是一样？你也别争辩，赶快和这两位同志承认错误，回去我再好好教育你。”

　　杨国栋很不情愿地道了歉，唐石卿和保卫处的小伙子又客气了几句，这才带着他一块出了门。

　　出来的道上，唐石卿有点纳闷，杨国栋是院里有名的特困生，平时穷得连菜都吃不起，哪来的钱买自行车？他推着车问：

　　“你成天待在学校，又挺困难，买自行车干什么？”

　　杨国栋低着头说：

　　“那车不是买的，是去年上一届毕业的老乡留给我的。我现在双休日在外边给别人当‘家教’，路太远，得骑车去。”

　　唐石卿严肃地说：

　　“不管你算不算偷，把人家的车骑走了也是不对的，你不能因为别人偷了你的车，你就骑走别人的车。你跟保卫处的人争吵，人家当然不能放你。行了，车丢了你认倒霉吧，这件事咱就到此结束，我也不说你什么了。你现在考上了研究生，不同于一般学生，虽然还没开课，可是要注意点形象，这种事要是传出去，对你影响多不好。”

　　又说：“我不反对学生打工，可是要分清主次。等下学期开了学，你就有了助学金，吃用问题都不大，还是把精力多放在学业上。”

　　杨国栋不住地点头，俩人说着就到了院门口。

　　回到办公室，小白已经打完了材料，正坐在那看报纸，见到他问：

　　“怎么样？唐院，谁偷的车？”

　　唐石卿轻描淡写地说道：

　　“小题大做，是大四甲班的杨国栋，骑错了人家的车，闹了场误会，我去说了两句，解释清楚，没事了。”

　　小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

　　“对了，您爱人来了两次电话，说是别忘了今天晚上的事，她已经坐车先去了，叫你也赶快去。”

　　唐石卿这才想起手机没电了，今天晚上周一同要请客，看了看表，已经５点半多了，就问：

　　“你知道‘食唯鲜’在民主道的哪个口？”

　　小白听罢，故作惊讶道：

　　“行呀唐院，台面越来越大了，‘食唯鲜’你都敢去，那种地方贵死人，人均没个大几百的可别想出来？”

　　唐石卿说：

　　“反正又不是我做东，有个同学请客，暴发户，土财主。你快说在哪吧？一会儿去晚了不合适。”

　　小白告诉他在民主道和正义路交岔口。唐石卿嘱咐他别忘了把材料给陆处长送去，然后风风火火地骑着电动车走了。

　　五

　　“食唯鲜”是省城最著名的一家饭店，看门口那豪华的装饰，一般人就不敢往里进。院子里放满了各种小汽车，最次也是四个圈的“奥迪”。这两年唐石卿也经历过不少各种场合，大多是参加会议或朋友聚会，但是到这样豪华的大饭店还是第一次，他发现，进出这里的人，男的大多是西装革履一身名牌，女的都是涂脂抹粉珠光宝气，自己的一身打扮和这里显然有些格格不入。

　　走到门口，却发现没有存车处，左右观望不知道电动车该放在什么地方。问了问门口的引车员，人家告诉他饭店只有停放汽车的车位，自行车、电动车附近随便找地方停就行，车丢了饭店概不负责。唐石卿想发火争辩两句，忍了忍终于没发作。到这样豪华的饭店用餐，极少有骑车的，除了开车，就是坐车，像他这样骑着一辆破电动车，绝无仅有。

　　他在附近找了个地方，又怕丢车丢电池，把电池拿下来拎进去？又觉得不好意思。无奈之下，只得找了一家报刊亭，给了人家五块钱，算是存好了车。

　　匆匆来到饭店门口，两个服装笔挺的保安用一种不屑的眼光上下打量着他，很不情愿地给他打开大门。

　　进到大厅，唐石卿发现周一同两口子和舒雅婷坐在沙发上正等着他。

　　周一同站起身迎过来：

　　“你可真是官大架子大，让我们等了你快一刻钟了。”

　　唐石卿连连说：

　　“实在抱歉，实在抱歉，本来说下午没事可以早点出来，谁想到临时有点事走不开，这不是紧赶慢赶还晚了。”

　　几个人一起往里走，两家都挺熟，也用不着客气，随服务员进了一间单间。四个人坐定，唐石卿说：

　　“一同，不年不节的没什么事你怎么想起来坐坐了，你这摆的不是鸿门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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