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人 ： 逃 离 治 理 的 艺 术

2013年开始，我计划用十几年的时间去关注一个未识别族群，叫莽人。这里面有些东西正 是我一直 感兴趣的点：知识的制造、空间的生产以及现代化。于是我每年会去找他们五六次，每次待上半个月，持续到现在也有5年时间了。

大家面对边远地区的族群，通常会把他们放在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念中，认为他们是前文明的社会，我们需要把他们“文明化”。同时，人们也会认为商业文明进入这样边远的小族群，会是个摧枯拉朽的过程，会很快将其同质化，使原来的文化迅速消失。

但事情真的是这样吗？莽人真的是一种“前文明”的社会组织形式，而他们真的会在遇到商业文明之后被完全同质化吗？这是我在进入田野时带着的两个问题，最后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

东南亚北部山区和中国西南部山区是个破碎带，耶鲁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教授James. C. Scott把这片地区划到Zomia的框架里，Zo是遥远山地，Mi是人民，意指遥远山地的人民。zomia是从国家当中不断分离出的人选择逃居到这片地方。所以他们不算是一种前文明，而恰恰是伴生于国家的文明：因为不愿意被国家统治，而主动地选择了不被国家治理的状态。他们甚至选择遗忘自己的文字，当他们没有文字再记载自己的历史时，就能够通过一代人或者两代人形成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新的祖源记忆，从而形成完全不同的社会认同，继而变成一种弹性非常强、流动性非常强的社会。没有首领、没有复杂的政治组织形式，国家无从谈判，也就无法将其纳入治理当中。虽然Scott讨论的是两百年前的前工业社会，但我观察到的莽人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这样。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处在非常时期，要吃大锅饭，很多莽人觉得自己不能种地，吃不饱饭，就选择迁徙到越南。而当越南推进治理，要收地租时，他们又有很多人跑回中国这边。莽人一直在利用这样一种弹性的边界，把自己当成中心。或许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在被国家治理，而是在思考怎样利用国家之间的关系来实现自我的独立性。我的作品实际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介入和观察后出来的一系列东西。

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在莽人生活的区域中也能看出国家的治理术逐渐精细化和深化下去的过程。莽人有自己的弹性，可以在两个国家的边界之间穿越，但是国家也在用一些方法使得这种弹性消失。比如以扶贫的名义推行种植甘蔗，这使得他们整个生计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种甘蔗是劳动密集型的种植产业，跟种植水稻相比，需要投入的劳动力大概是四五倍之多，特别是在甘蔗的收获季节。所有的莽人都以这种方式被组织起来。

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20年前他们所有地里面种植的作物都是自己需要消费的东西，不会买卖。而在今天，通过一系列外界的介入，你会发现他们所有在种植的东西都是要卖出的，所有他们自己要使用的东西，都是要买进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环节，而不再是一个有能动性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