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書法之本——盛唐文化在日、韓

　　唐代是中國書法史上的黃金時代。初唐之世，繼承晉代書法傳統——被譽為「二王體」的王羲之及王獻之父子行書書法，集前人各派書法風格於一身，並以筆勢遒勁、風流妍妙聞名於世，別具兩晉時代藝術特色。唐太宗尤其鍾愛「二王體」，曾稱譽其書法「盡善盡美，古今第一」。初唐書法家也深受「二王體」影響，名滿天下的歐陽詢初習書法，亦以王羲之為楷模；及後「漸變其體，筆力險勁」，時人稱譽為「一時之絕」。盛唐時代，書法名家輩出，如賀知章之草隸；「草聖」張旭之狂草，皆為盛唐書法奠下牢固基礎。終唐一代，書體齊備，流派紛呈，堪稱百花齊放。這為當時深深仰慕盛唐文化的日、韓兩國知識分子，提供學習書法技藝的上佳蹊徑。

　　日本書法帶有濃厚「唐風」

　　日本自「大化革新」起，全盤學習盛唐文化。斯時，書法於日本國內漸見普及，比較著名的作品如《金剛場陀羅尼經》（公元686年）和《長谷寺銅板法華說相圖銘》（公元7世紀末）等，都顯見初唐書法家歐陽詢的藝術風格。平安時代，日本文化燦爛——雖然平安初期時值晚唐，盛唐書法藝術對於日本書法界的影響，仍是顯而易見。有「平安三筆」美名之稱的空海、嵯峨天皇及橘逸勢，合創出平安時代書法的高潮時刻；他們的作品中明顯帶有濃厚的「唐風」，甚至被學者稱為「仿唐書法」。空海的作品《灌頂記》兼具王羲之的優雅及顏真卿的渾厚；嵯峨天皇的《李嶠詩》（《李嶠百詠斷簡》）帶有濃厚歐陽詢行書作品《張翰帖》之感；橘逸勢的《伊都內親王願文》被學者譽為繼承王羲之的書法神髓；兼具中唐李邕及柳宗元行楷之法，可謂盡得中國晉、唐書法技藝之真傳，無愧享譽日本「書聖」之大名。

　　平安中期，隨着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前往中國，復加其國內文化的自然發展態勢，日本書法家開始嘗試擺脫一味模仿盛唐書法的桎梏，致力創造屬於自己民族的「書道」獨特風格。此時期的代表人物是有「平安三蹟」之稱的小野道風、藤原佐理和藤原行成3人。他們一心尋找屬於日本民族自身的「書道」，反對拘泥古法與刻意模仿。後世學者稱譽他們的作品筆法流暢奔放，字裡行間顯見濃烈「日本風情」，是「日本化書法」——「和樣」的重要奠基者。雖然如此，被奉為「晉唐書法」正統所在的王羲之書法神髓，仍然顯見於「平安三蹟」的作品之中，以致日本「書道」史家往往評價「道風得羲之骨；佐理得羲之皮；行成得羲之肉」；而小野道風更被譽為「羲之再生」。由此可見，在日本書法家努力追求屬於自身民族的「書道」同時，中國傳統書法技藝的精神面貌仍然明顯存在，這深刻展現中、日兩國於書法藝術上的緊密淵源與關係。

　　韓國古代書法家深受王羲之影響

　　韓國方面，在唐朝援助下，新羅於公元7世紀結束三國時代，建立統一國家。此後唐、羅兩國雖然於邊境上屢有衝突，但宗藩關係總算漸趨友好緊密。新羅致力吸收盛唐先進文化，不斷派遣留學生、僧侶及使臣出使中國；晉「二王體」及初唐歐陽詢的書法因而東傳朝鮮半島，風靡當地知識分子。新羅一代最著名的書法家首推金生，他自幼酷愛王羲之書法；而他對於書法藝術的鍾愛，可說貫徹終生。《三國史記•金生傳》中載其「自幼能書，平生不攻他藝，年逾八十，猶操筆不休，隸書行草皆入神。」及至高麗王朝時，王室貴族與知識分子仍然對其作品真跡十分推崇，若偶能獲得，定必善加珍藏，奉為至寶。宋徽宗崇寧年間，高麗學士洪灌出使宋室，於首都汴京驛館留宿。當時宋室翰林待詔楊球、李革奉徽宗命令至驛館與洪灌會面，洪氏向楊、李二人出示金生所書行草一卷。二人一見金生書卷，驚喜說道：「不圖今日得見王右軍（王羲之）手書。」洪灌見二人誤會，乃澄清書卷並非出自王羲之手筆；實乃新羅書法家金生真迹。楊球等人難以置信，說道：「天下除右軍，焉有妙筆如此哉！」洪灌仍勉力解釋，但楊、李二人始終不信。此事詳記於《三國史記•金生傳》內，足證金生的書法，幾可與王羲之不分上下；也說明了盛唐書法技藝對於新羅書法家的重大影響。

　　金生以外，官至侍中的新羅學士姚克一也是書法名家，《三國史記•金生傳》中說他的作品「筆力遒勁，得歐陽率更（歐陽詢）法，雖不及（金）生，亦奇品也。」有「東國儒宗」、「東國文學之祖」等美譽的新羅晚期文人崔致遠，也是書法名家。崔氏12歲入唐「留學」，於中國為官20 載，與不少晚唐名士交往；通達文史，精於書法。他的楷書以富有遒勁著稱，也是中、韓兩國長久文化交流的明證。雖然公元15世紀《訓民正音》正式頒佈以後，韓國書法慢慢進入「韓字」與「漢字」並行的時代；「書藝」漸次形成，但韓國書法以中國書法為基調此一歷史事實，始終沒有改變。

　　近年，東亞三國的書法家經常聚首一堂，交流書法心得。此舉不獨是當代三國文化交流之美事，更繼承了古代漢字文化圈內非常珍貴的精神文化遺產，讓作為東亞地區內重要文化基石的「漢字」，得以繼續展現它的美態與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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