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内地的习惯说法,温州人应该是“富得流油”,才会玩出那些年利率可以高达180%的高利贷疯狂游戏。透过官方发布的一些数据对比,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去年温州的GDP是2925.57亿(2010年末数据),在浙江省内排行老三,前两者是杭州和宁波。
“民富”之后,大概就具备了大家都想玩“钱生钱”游戏的环境和土壤,可能才会有诸如“民营经济之都”等一系列的雅誉上身,当地政府多年来一直铆足了劲在力图打造或谋求全国“民营资本之都”或“民营金融之都”等在其他城市看来想也不敢想的地位。
温州人敢玩钱、也会玩钱的能耐与传奇故事,不仅让全国人民都知晓,更是远及港澳台和海外各地。温总理近日不辞辛劳的率领国务院的一众高官,二度亲赴温州救火与维稳,虽然总理对外坚称“集中力量解决一个局部地区的问题,我们是有能力的”,但还是足见,温州人确实把这场“民富”之下的金钱游戏玩大了。
温州高利贷危机引爆后,市场的主要关注点,还是该次危机为何会爆发?以及为何单单会在温州这个特定的地方爆发,而不是出在其他的省市?笔者很早看到这些新闻后的第一直觉就是在问自己,也在问周围的人,为何温州高利贷乱局没有出在珠三角、或者别的什么地方?难道珠三角的中小微企业与温州的同类企业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么?
其后笔者勉力搜寻与思索,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些在两地之间明显有区别的地方。
第一,温州人的平均“民富”程度,即使放在广东来做比较,也仅仅只是稍逊于东莞(市区)和深圳这两个地方,而要大大超过珠三角的很多富庶地区,比如说南海、顺德和番禺等,不论是当地的GDP、还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数据,这或许是与温州人热衷于玩金钱游戏有着很大及直接的关系;
第二,民间借贷在温州或江浙一带非常流行、且一直都有历史传统。有数据指,温州当地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还有一些有头有脸的公务员参与其中。但笔者在珠三角一带,并不常听闻有涉及大规模民间借贷的故事和传闻被爆煲、或因此而出现“跑路”现象;第三,依笔者所见,在深圳宝安、龙岗和东莞一带的众多老板厂中,极少数是由本地人经营,绝大多数都是外来的老板:有港澳台、海外的资金、也有内地资金兴办的加工企业。笔者所看到的更多是,这些地方的厂房及土地,是当地一些村镇所有及负责出租,但经营工厂的老板,绝大多数都不是当地人。而在温州,据称主要还是以当地人为主体在当企业老板。两地这种企业老板构成的明显差异,或许也为温州得以滋生高利贷乱像提供土壤和温床。
此外,当下的高利贷危局与温州民间的雄厚资本大胆放弃实业、青睐投资“赚快钱”、玩钱生钱的游戏太有关系。据当地人讲,在2000年以前,温州资本基本还是在做实业。随后,温州商人发现了赚钱更快的方式:投资房地产。于是,温州炒房团、进军山西煤矿炒煤、收购新疆油井炒油等“暴富之路”,犹如潘多拉魔盒被打开而一发不可收。2008年金融危机后,温州资本开始涉足创投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领域,并在银根收紧的背景下的民间借贷市场大展拳脚。大批企业放弃制造业,转向投资房地产和虚拟经济。
这些温州人的种种前无古人的惊世创举,其实与近年的宏观调控、包括金融管制有关吗?好像不那么直接与明显。反倒是被内地太多媒体所忽悠和误导,以所谓的小微企业贷款极度困难为借口,过度渲染,娱人娱己和误人误己。
仔细看一看这些“跑路”的老板们出事之前的情况:1、有几家公司是小微企业?2、这些人多数目前早就已经不做实业了,而是在玩钱生钱的富人游戏。包括巨资炒楼和豪赌,并被有些学者斥之为一帮“赌徒”;3、90多个出走的老板中,很多人并非是高利贷的直接债务人,而是高利贷这根邪恶链条上的一个关联方,四处担保而已;或者是既借钱、又担保,甚至再担保。这与所谓小微企业贷款极度艰难完全不相干。
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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