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樱：春意阑珊，樱花未残

　　一

　　沉樱（1907—1988）写小说的时间不长，作品也不算多。她以处女作《回家》刚刚在文坛亮相，就得到茅盾等名家褒扬。从1929年到1935年，沉樱出版了《喜筵之后》、《夜阑》、《某少女》、《一个女作家》、《女性》五个中短篇小说集，此后不再涉笔小说，但那几年她极受读者欢迎。她说：“物以稀为贵，人何尝不是如此？女作家简直应接不暇，我的小说大都是编辑催逼下写出来的。”

　　从她的小说里，可以寻出某条脉络，好像有一个女孩在渐渐长大。

　　中篇小说《某少女》以十六岁少女的五十多封信，串起一段朦胧也热烈的初恋。情窦初开，一厢情愿，梦绕魂牵，抽刀断水……这爱恋戛然而止，动人而伤感；《下雪》里的同居男女，还沉醉在自由恋爱的甜美里，欢情未减。但无钱付房租、无法买船票回家的种种窘迫，凉水般寒沁沁地漫上来，虽然暂时还未伤及感情，却也不免让心境低沉萧索。

　　《生涯》写女大学生的彷徨与闲愁。有关爱情和前程的梦想，触碰到灰色的现实：女友钰跟原来的未婚夫解除婚约，从大学退学并疏远了家庭，跟男友濬同居，日子却并不如预想的美满：钰对文学仍有满腔热诚，但家务烦杂与经济拮据，还有男友的慵懒冷漠，都很消磨和损耗她。“我”心痛于钰的无奈无趣和某种程度上的遇人不淑，自己既依恋男友、有被爱的幸福，心底却依旧空虚迷惘，似乎对未来还若有所待。

　　《旧雨》里琳珊的几个中学同学遭遇各异。结了婚的，成为只知享乐的贵妇人，或老气横秋的少奶奶。琳珊和另一位大学女生忍不住悚然心惊：“什么自命不凡的新女性，结果仍是嫁人完事……什么理想也没有了。”“女子结了婚，就像囚起来似的……连心都像给折磨得死了似的。”她们虽然叹息旧梦渐残，却也不知希望何在。

　　《妻》里的小两口，同样抱着对文学的野心，每日不间断地读书、写作。“有一个梦境的憧憬在鼓舞着我俩的心”。但妻子却突然怀孕了，她担心陷入做母亲的“牢笼”无所作为，坚持去做了人流手术。女人生儿育女的天职与个人抱负的冲突初露苗头；《爱情的开始》那一对青年，“急促地陷入恋爱”，牺牲学业和前途，不管不顾地同居了。但才过半年，他习惯性的不忠和欺骗，已让她每时每刻被痛苦啃噬，沉入痛苦的无底深渊。爱情竟然那么快就终结了？她每次心生期冀，有心修复，都屡屡被进一步的侮辱、伤害戳得满心死寂。

　　这些少妇有相近的处境：云里雾里、发热发狂的恋情渐渐退了烧，不染人间气息的浪漫，跟柴米油盐难以接轨、无法兼容；家务的琐碎，情感的淡漠，经济的压力……种种不如意，堆积成莫名的失落感。

　　沉樱晚年“深悔少作”，并不喜欢自己年轻时“幼稚的”、“模仿的”作品，自觉它们“只能算是历史资料而已”。她在台湾绝少提起旧作。其实，她的小说固然比较单薄，格局不大，但也不时有动人之处。像《欲》中叔嫂间心慌意乱的吸引，《中秋节》里表面逞强的“剩女”在节日中的敏感乖戾、落寞惆怅，《喜筵之后》的茜华想用旧情人报复有外遇的丈夫，结果难掩失望……那些女子恼人的遭遇、烦乱的心境，以及曲折微妙的情思，她都捕捉得玲珑剔透，描写得细微新巧。

　　沉樱的小说跟庐隐等人相近，涉及“五四”之后知识女性的生存状况和情感困境：她们既有新女性的骄傲自得、自醒自觉，又不得不在新旧夹缝里跋涉。婚姻自主和妇女解放是“五四”运动的一脉强音，包办婚姻在知识阶层虽然逐步解体，但婚姻制度本身的局限和人性的弱点、人际关系的难度，却不可能因为自由恋爱和女子受了教育就随风消散。旧式妇女的苦水并非轻而易举便拧得干的；新愁新恨因而也层出不穷。

　　跟同时代的好些女作家一样，沉樱的小说里能依稀看到个人生活的某些影子。

　　沉樱是山东潍城人，在山东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毕业后，考入瞿秋白等执教的上海大学。两年后学校被封，她转到复旦大学借读。洪深教授指导学生们排演话剧，沉樱与马彦祥为男女主角，他俩在马彦祥从复旦毕业不久就结婚。马彦祥一生结缘戏剧，当过演员、导演，也是戏剧理论家，上世纪五十年代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

　　马彦祥的父亲马衡担任过几所大学的考古学教授和西泠印社社长、故宫博物院院长。他希望儿子毕业后研究学问或去大学教书，但马彦祥欲投身戏剧，令马衡担忧且失望。他中断对儿子的经济支持，马彦祥一度没有固定职业，生活困难。

　　沉樱与马彦祥生有一女，他们早先太年轻也太漫不经心，连女儿的生日都没记住。婚姻仅维持了两年，1931年离婚，女儿由奶奶抚养。马彦祥将分手原因归结为婆媳不和，但他的堂妹后来告诉林海音，是马彦祥的不忠导致沉樱与他分道扬镳。

　　两年后，马彦祥与话剧新秀、后来红极一时的影星白杨有一段情缘，白杨早期参演的电影《黎明之前》即为马彦祥导演。此后他曾三次结婚，林斐宇是他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的学生，云燕铭、童葆苓都是京剧名伶。

　　后来，沉樱邂逅北大法文系主任、教授梁宗岱。梁宗岱是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诗人、翻译家、学者，生趣盎然，睥睨众生，有名士派头、狂狷风度。他的唇枪舌剑，曾被好脾气的沈从文形容为“江北娘姨街头相骂”。梁宗岱曾经跟好友罗念生（研究、翻译古希腊文学的学者）因辩论新诗的节奏，各不相让，打成一团。他翻译有《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蒙田试笔》、歌德的《浮士德》、里尔克的《罗丹论》、罗曼·罗兰的《歌德与贝多芬》等。

　　1934年，梁宗岱、沉樱同赴日本，巴金目睹过他们的欢悦：“在松林的安静的生活里，他们夫妇在幸福中沉醉了。我在他那所精致的小屋里看到了这一切。”

　　次年他俩回天津结婚，梁宗岱任南开大学教授，沉樱在中学任教，创作较少。抗战期间，沉樱夫妇居于重庆，梁宗岱任复旦大学（当时迁至重庆北碚）外文系主任。1937、1941年，两个女儿思薇、思清相继出生。

　　1942年，梁宗岱去广西百色料理父亲的后事，看粤剧《午夜盗香妃》后，痴迷女伶甘少苏，情牵意惹，诗兴大发，频频写词给甘少苏（后辑成词集《芦笛风》）。甘少苏的前夫曾聚众狂殴梁宗岱，一段绯色风波轰动广西。但梁宗岱欲罢不能，筹集巨资三万元为甘少苏赎身，后来还登报与她结婚。

　　他那厢忘乎所以“救风尘”，这厢沉樱得知噩耗，携女儿和未出世的儿子转身离去，从北碚迁居重庆南岸海棠溪。

　　抗战胜利后，沉樱先后在上海实验戏剧学校和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1948年，沉樱携三个子女与母亲、弟弟前往台湾，好友赵清阁和方令孺曾经劝阻，她却表示要走得远远的，永世不再见到梁宗岱。

　　后来，沉樱一直在台湾苗栗县和台北任国文教师，独自以微薄收入养育孩子。在朋友印象中，她轻言细语，似乎与世无争，不食人间烟火。

　　二

　　沉樱写下小说里那些年轻女子的时候，她也同样年轻。那些女学生或少妇忧郁困惑，思绪纷纭，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但无论怎么烦乱，愁绪都还是薄雾轻愁似的。就算有伤有痛，也只触及皮肉，并未伤筋动骨。她们对未来虽然满怀狐疑，却也是有无限憧憬的。

　　到了真正直面人生的残酷时，沉樱反倒搁笔，不再写小说了。

　　要说少年不识愁滋味，稍显武断。少年的愁闷自然也是浓郁、苦涩的，甚至有可能陷入无边之暗。但回头望去，年轻时再怎么黯然神伤，因为有青春的蓬勃、鲜绿垫着底，未来也还有许多想象有待展开，总归是生机无限的，好比“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而成年人的哀愁则沉重密实得多。本已“焜黄华叶衰”，渐入凋零，加之更易触碰到人性和人生的昏黑、幽微、荒寒，那才真是欲说还休。然而，成年人的力度和旷达也正在此，不纠缠于低迷往事，不徘徊于霜风惨雾，日子总是要朝前走的，还要尽量走得有滋有味。

　　所以，沉樱常说：“我不是那种找大快乐的人，因为太难了；我只要寻求一些小的快乐。”她善于布置居室，爱跟女作家林海音、琦君等欢聚，喜欢做椅垫、手帕等工艺品，还有一手巧折纸花的绝技。她退休后还在工作了七年的苗栗乡间建起三间小屋，大自然的花草枝叶、溪流虫鸟都令她愉悦，常从台北来此小住。

　　沉樱六十岁退休后，潜心翻译外国文学，更是其乐无穷：“如果体会出一点言外之意，或是表达出一点微妙情调，简直像是自己创作一般得意。”1967年，她自费印刷出版了自己翻译的茨威格小说集《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结果竟格外畅销，连续加印几十次，打破了台湾翻译作品的发行记录。此后，沉樱一鼓作气，出版系列译文丛书，翻译了茨威格的长篇小说《同情的罪》，赫尔曼·黑塞的《悠游之歌》、《拉丁学生》，以及毛姆、屠格涅夫、左拉等人的作品。晚年在翻译和出版上的意外成功，既带给沉樱经济回报，也令她收获精神劳作的喜悦。她恰好说过：“人生的快乐有两个来源：一是创造，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夫妻关系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之一种。沉樱年轻时，无疑曾经在近乎灭顶的漩涡里挣扎过，最后却漂亮干脆地击水上岸。虽然与梁宗岱没有正式离婚，但她才三十多岁，已经事实上结束了两次婚姻。她绝口不提马彦祥，对梁宗岱倒是爱恨交织。给朋友的信件，寄信人都写着“梁陈瑛”（她本名陈瑛），算是以梁太太自居。别人提起梁宗岱的逸事，她也听得津津有味，很受用。1986年，几位台湾女作家为沉樱贺寿，给报纸写一个专版，林海音去信要沉樱、梁宗岱的合影。沉樱连忙催促孩子：“赶紧找出来挂号寄去。”

　　沉樱曾对女儿说：“说来你父亲其实不错，但实际上他要负大责任。”梁宗岱移情别恋，是他们分手的导火索，但这段婚姻，之前已经磕磕绊绊。赵清阁还记得在重庆时，“沉樱热情好客，朋友们都喜欢接近她。为了家务之累，她不能常写作了，心里不免烦恼，常和宗岱闹脾气。宗岱性情耿直，也不谦让……”

　　跟旁人的猜测有出入，与梁宗岱共同生活四十年的甘少苏不仅文化很低，也并不漂亮。夫妻的搭配真是没有一定之规，像钱锺书和杨绛那样，才情、志趣、性格都严丝合缝接榫的，的确是天作之合。梁、沉也相互倾慕才华，性格冲突却让他们难以长期同路。女儿回忆，小时候常听到父母亲吵架，母亲看不惯父亲爱吹嘘的性格，有时不免说他，于是吵嘴。口头禅为“老子天下第一”的梁宗岱显然更乐意被人翘首仰望、拍手喝彩。而以沉樱此后独自抚育子女的强韧性格看，她不可能俯首低眉、百依百顺的，所以会碰撞得火星四迸。她说自己有山东人的脾气，“他很有钱，是一个有双重性格的人。我只有离开他，才能得到解放……我是一个不驯服的太太，决不顺着他！”

　　两岸隔绝，音书渺茫。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小女儿回国见到父亲，沉樱、梁宗岱才恢复通信。时间能磨掉很多东西：仇绪恨意，性格尖角，年轻气盛……他们往日毕竟有过浓密情意，还有三个子女；过来人的仁恕、公允也占了上风；甚至我们还不妨猜测，沉樱离开梁宗岱后，再没有经历过印痕如此深刻的感情。所以，她写给他的信既心平气和，也有隐约温馨：“时光的留痕那么显明，真使人悚然一惊。现在盛年早已过去，实在不应再继以老年的顽固……”“在这老友无多的晚年，我们总可称为故人的。我常对孩子们说，在夫妻关系上，我们是怨偶，而在文学方面，你却是影响我最深的老师……”她的几本译书也想请梁宗岱过过目，因为“至今在读和写两方面的趣味，还是不脱你当年的藩篱”。

　　七十年代初，沉樱随在美工作的子女移居美国。1982年，她曾回国与巴金、赵清阁等老友相聚，但不知为何与梁宗岱未见面，当时她还萌生过回国定居的念头。1988年，沉樱病逝于美国。

　　沉樱的小说，只写到主人公们遭遇感情失意、丈夫不忠，便戛然而止，她们几乎都还没有来得及做母亲。她自己风雨交加的一生，却将故事续得浓烈饱满、元气淋漓。两次婚姻失败，有多少伤情伤怀可堪流连？她却不是惊慌失措、只会自怜自伤的无助女子。携子女远走高飞，既是负气、逞强，还有一点点对负心人的报复，却也有独自教养子女的自负和能耐。沉樱到底是成长于民国的新青年、知识女性，就算跌入过情感或人生的低谷，可能一度踉跄、迷茫，却不会一蹶不振，终究有本事独自上路，而且走得又远又稳。

　　王 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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