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原本住人间

　　在近百年的中国学术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无疑是个群星闪耀的年代，胡适、郭沫若、顾颉刚、罗家伦、张君劢……这些名字对于今天的中国学界而言，个个如雷贯耳，他们的学识才华叫人倾倒，他们的不朽贡献叫人肃然起敬。在仰望中，我们看不到，或者根本不会去想，他们都还有着各自的私人情感世界。

　　蔡登山先生专注于探寻民国文人的心灵和情感世界，已出版一系列的著作。其研究的原始动机是出于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兴趣，着重于文人。而我关心的是近百年的学术史，更着重于学者。学者与文人是不一样的。文人的生命犹如鲜花，当其绽放时艳丽夺目，绚烂无比，然后便逐渐褪色，终至凋零；学者则如陈酿，需要年岁的积累才能有香醇的味道，他不曾享受到文人那般繁华热闹，自然也不至品尝繁华过后的寂寞与荒凉。文人有点风花雪月的故事那很正常，而对学者来说，坐得冷板凳方吃得冷猪肉，乃是他们本分的生命轨迹。所以，当我从蔡先生的著作里读完《五十年来千斛泪——顾颉刚的感情世界》后，确实是惊愕了。顾颉刚先生无论如何算不得文人，他是一位谨愿的学者，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然而这样一位谨愿严肃的学者竟有着如此令人荡气回肠的感情故事，甚至在给老朋友俞平伯的信中写出这样的话：

　　而我的感情对我说：“你若不去理他，你的生活就干燥得像沙漠了，太不美了，你就不可算作人了；至于事业学问，本来是桎梏性灵的东西，管他怎的。”平伯，我的理智同感情分了家，叫我如何是好？

　　一个月来，我的心境不辨酸甜，不别悲欢，如睡在杨花做成的衾裯中，温柔到极度，又如被撇在一个无底的幽洞里，凄怆到极度。惜我无创作的天才，不能写将出来。（1924年5月6日信）

　　顾颉刚先生太谦虚了，都能写出这样美丽缠绵的文句了，还说自己“无创作的天才”，这些书信放在二十纪的现代散文里头，一点也不会比那些名作家的篇章逊色，简直像是从徐志摩的文集里头节选出来的。假如真是徐志摩写出来的，那我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这是徐的本色。然而这竟是出自连说话都有点结巴的顾颉刚之口，怎不叫人瞠目呢？嗣后，我又读了余英时先生的《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才知道对此瞠目结舌的不只是我一个人，余英时先生也坦言：“终日在故纸堆中出入又复谨言慎行的顾颉刚竟是一位浪漫的情种，更使我为之挢舌不下。”

　　当然，在一个有着“文史不分家”传统的国度里，文人与学者的界线是不明确的，很多时候是相互交集，如以文人为主要面貌的鲁迅也会有《中国小说史略》这样不朽的学术著作，以学者为主要面貌的胡适也会创作《尝试集》之类的新诗。再说人也不是生而为了身份准备的，通常的情况是一人而兼有数个身份。正因为如此，蔡登山先生的著作对于我这样的关心近现代学界的人来说，也是有价值的。也正因为是出于学术史的视角而非文学史的视角，在蔡先生的系列著作里，我比较着意两本：《人间四月天——名人的爱情故事》（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和《民国的身影：重寻遗落的文人往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为《温故书坊》丛书中之一种）。两书相隔近十年。书名的副标题也昭示了各自的不同范围。前者是“名人的爱情故事”，后者是“重寻遗落的文人往事”，没有限定是爱情故事，所以该书分为上下两辑，上辑仍是蔡先生的拿手好戏——爱情主题，下辑则基本不涉及爱情。但该标题标明是“文人”，这就多少有点问题。即使将“文人”的内涵作广义解，其中收入的俞珊、阮玲玉、郑毓秀等也难厕其列。

　　坦率说，该书最精彩的还是其上辑，民国文人的爱情主题毕竟是蔡先生的“看家活儿”。在该部分中，除了关于顾颉刚、俞珊、阮玲玉的三篇文章外，还收入了有关张竞生、袁昌英、凌叔华、林徽因（以上三人皆又涉及徐志摩）、罗家伦、张幼仪、田汉、王世瑛以及郑振铎等人的文章共六篇。

　　读罢这些篇章，让我印象最深刻是的作者精湛的考证功夫。其中《重审爱情的潘多拉——凌叔华与林徽因的“夺宝记”》一文围绕徐志摩遗物的争夺战，对参与争抢的各方都作了非常精细甚至于烦琐的考证，综合地利用了各方的日记、书信等资料，将每阶段的事件锁定到日期的精确度上，穷追徐志摩遗稿的下落。在追索中，亦可见到各种利害关系，以及各人的性格气质。其考据之精细、反映之深广，颇似于陈寅恪先生对于钱柳姻缘的考证。又如《罗家伦与张幼仪的爱情“插曲”》一文从被误译的“卢家仁”一词，考证出实则为“罗家伦”，因而探获了一段不为人知的恋爱“插曲”。这样的考证真可谓神诣独得，与清代高邮王氏父子虽然所治范围不同，但其见解之精彩正复相类也。另外，在《“莎乐美”的魅力——俞珊迷倒青岛大学的一群教授》一文里，笔者也初次了解到陆小曼“牙刷”之喻的本事。以前以为陆小曼的妙喻是针对辜鸿铭“茶壶茶杯”之歪说的，没想到竟有其本事，真所谓“古人之言必有所为而发也”。在该文中，作者还据旧报纸和当事人后代的回忆录，纠正了长期以来对赵太侔与俞珊结婚时间的误断。这类考证均是极见功力的。

　　在这些爱情故事中，郑振铎与王世瑛的初恋更有着很感人的细节。郑、王二人两情相悦，但王的父母因为郑家家境困苦而捧打鸳鸯。王虽心下难舍，然亦不敢违背父母之命，终致劳燕分飞。作者在文中引用了郑振铎的回忆，以说明他当时的痛苦：

　　我那时心绪很恶劣，每每借酒浇愁，酒杯到手便干。常常买了一瓶葡萄酒来，去了瓶塞，一口气咕嘟嘟地全都灌下去。有一天，在外面小酒店里喝得大醉归来，他们俩好不容易地把我扶上电车，扶进家门口。一进门口，我见到一张藤的躺椅放在小院子里，便不由自主地躺了下去，沉沉入睡。第二天醒来，却睡在床上。原来他们俩好不容易又设法把我抬上楼，替我脱了衣服鞋子。我自己是一点知觉也没有了。

　　郑、王二人各自成家之后又有一次会晤，作者又据郑氏之子郑尔康先生的回忆录，对这次会晤作了如下描述：

　　郑振铎的神情举止和当年在北京时没什么变化，所不同的是，当年的穷学生如今已是名教授，而王世瑛也已是一位雍容华贵的阔太太了。她边让座倒茶，接着又端出一盘新鲜龙眼说：“尝尝家乡的香片和龙眼吧，借表多年的乡（相）思！”一语双关，勾起郑振铎久埋心底的情愫，他喝着茶，慢慢地说：“香片、龙眼味道年年一样，人却变了！”这时佣人又端出三碗红豆莲子汤，程俊英开玩笑地说：“相思豆配莲（怜）子的点心，点了你的心！”“别开玩笑了，快吃吧！”王世瑛凄然而强做微笑说。良辰苦短，谈着、吃着，已近黄昏，郑振铎只得向王世瑛依依握手告别。

　　或有人说，这些并非作者考证出来的新知新见，不过是从现成的回忆中抄录下来罢了。但我想，史料大多是零碎的，从种种零碎史料中再见有意义的历史，要求写史者是个好的“倾听者”。蔡登山先生或许正是这样的倾听者，他从纷繁噪杂的近现代学术史、文学史中听到了美妙而动听的爱情，并把她们记录了下来，让普通的读者也能去倾听，让他们的心灵与先贤们得以沟通。从这个角度来说，像该书中的《天高情已远——袁昌英与徐志摩的一段情》，其中最精彩的部分虽然都是从杨静远《又见“小脚”》一文中转来，蔡先生不过补充了袁昌英的一些传记材料，但将它置于本书当中，还是有其意义的。

　　蔡渊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