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明刚：寻求经济结构调整的增长

　　政府很早就已经认识到宏观经济形势的艰巨性，这从2011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下的稳中求进的基调和2012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7.5%的经济增长目标中就可以看出。在2012年1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也反复强调金融应当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经济结构调整。从这一系列重要的定调会议上，我们可以感觉到决策层认为宁愿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也要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然而，在5月下旬以来，决策层的调子似乎有所改变。5月23日，国务院的常务会重点讨论了宏观经济形势。鉴于严峻的经济形势，保增长又成为首要任务。财政、货币政策都开始调整，发改委更是忙着审批项目，监管部门也开始配合工作，地方政府都异常兴奋，于是像2008年那样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或打了对折的两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在坊间传开。原因是不难理解的。我国近十年来高度依赖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基础设施投资。2010年来的调控，使不少地方经济倍感压力，地方政府有着强烈的经济增长冲动。在2008年的经济刺激计划下，许多地方政府大干快上，开始了大量地铁、高速公路等城市建设项目，铺了很大摊子，这都基于以土地收益为融资担保。在我国现行的体制下，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有非常强的机会主义倾向，非常希望按照以前的增长路径来发展。如果中央政府的口风稍微松一松，就会被充分利用，而原来中央调结构的努力可能会前功尽弃。

　　由于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主要发达国家增长乏力，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都受到了影响。对于中国来说，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有利于保持就业率和社会稳定。如果没有好的政策安排，保持经济增长很有可能会回到放松房地产和政府投融资平台上。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国经济转型可能还未开始就已经停止。因此，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同时实现调结构和保增长的难题。但保增长与调结构之间是不是必然的矛盾关系呢，在二者之间能否寻求一个平衡呢？能否出台一些有利于结构调整的增长政策呢？调整结构的增长政策，可能是短期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问题，如在新批项目中能否以符合产业政策为原则，促进新材料、新能源、环保产业等发展，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的软件应用环境改造等。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结构性改革问题，例如，如何刺激新的消费来替代近年住房市场带来的消费增长；如何鼓励创新型投资来替代传统的依赖房地产的投资和部分基础设施投资；如何真正落实改革措施，实现民间投资替代当前投资等。这不是短期临时性措施所能实现的，需要长期性措施，需要结构性改革，更需要对政策和改革的坚持，不能因为短期的问题而放弃或中断。

　　不可否认，我们近年来在推动消费增长上也做了很多工作，如更大范围的社会保障网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仍然不够，保障水平还很低，覆盖范围还有限。在这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需要将一部分国有企业的资产转让出来建设更为扎实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降低老百姓的预防性储蓄率，提高消费倾向。从投资角度来看，近年来确实存在某种国进民退的现象，存在着国有经济的挤出效应。一些民营企业资产被国有垄断企业收购，民营企业获得了变现，成为董事或管理层，这不是好的现象。一方面反映着部分民营企业家持续的创业热情和见好就收的心态，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幸运的是最近一系列的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接连出台，这表明了中央决策层的决心。因此，决策层需要做的是需要重新燃起广大民众的创业激情，正像二三十年前那样。

　　我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同时也累积了一些矛盾和问题。其中，现存的问题都是一些难于处理且较深层次的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从全球来看，在危机面前，各国政府都面临着保增长、调结构和推改革的艰苦任务。值得庆幸的是，虽然2012年是特殊之年，维稳压力很大，但中央仍然放出了改革的强音。然而我国政府面临着多重约束条件和多重目标，面临的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难题。为了使问题简化，需要舍弃某些不是特别重要的目标，或者在某个阶段确定不同的主要目标，这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决断能力。

　　(作者系外交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欧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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