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官上任点火难

　　编者按：作为一名刚大学毕业的村官，张小青觉得自己作为不大，但是作为一名旁观者，她却难得经历了基层民主选举的壮阔场面，发现即便是村里的能人有如彪子者，立志“为村里的百姓干实事儿”，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篇深入基层的文字，可说代表了一代青年的观察与思考。

　　村党支部书记换届选举三年一次。我所在的村老书记老王已经连任两届，熟谙为官之道，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村民百姓，都打点得头头是道，如鱼得水。六年来，虽说没有太大的功绩，但无过则功，也还过得去。村书记选举由村里的党员投票表决，四村共有52名党员，半数以上同意就生效。老王对这次选举信心满满。我问他，这自信从何而来，他也没说明白，只嘟囔着，我也没得罪谁，该有的礼数，也都到了，应该没问题。

　　但结果让我们都十分惊讶，老王以25票之差，败给了村里杀出的一匹黑马。

　　这匹黑马是一个被称为“农民企业家”的中年人，经营一家运输公司，早些年走南闯北，积累了一些人脉和资本。在他当选书记之后，慢慢熟络，我问他为什么竞选，他给我讲了一件事：几年前，村里有个村民得了癌症，组织党员捐款，老王捐了500，他捐了2000，因为他觉得乡里乡亲怪可怜的，都不容易。但这事儿刺激了老王，从那以后，村里开党员会、村民代表会，老王都不知会他。他说：“我觉得他不是好人，一个不是好人的人，怎么能为老百姓做事情。”这匹半路杀出的黑马，村里人叫他彪子，是我们现任的新书记，43岁，在村书记当中算年轻的。

　　彪子的新政

　　新书记在规定时间内走马上任了。作为村委会的一员，我们必须辅助新的书记，做好工作。

　　彪子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清理遗留帐目。村委会成员高会计拿出一本帐，彪子看了一眼扔在桌上：“甭给我看这玩意儿，我干运输这么多年，帐目怎么搞我比你们都清楚，交老底儿来。”高会计是村里为数不多的懂点财务的妇女，跟着老王游走江湖这么多年，多少有点身经百战的意思，咬死了，眼前这本帐就是全部家当。双方僵持不下，彪子也没了招，他知道眼前这些人暂时都还得罪不得，他一个光杆司令，怎么也得指着这些人干活。

　　过了两天，彪子组织村委会成员开会，声明：对于旧账一概不追究，但从现在开始，立新的规矩：

　　一、 坚决不用大队的集体资产请客吃饭，尽可能减少胡吃海喝现象。

　　二、财务公开透明，什么时间干了什么事儿，都得公布，你得让老百姓知道，集体的钱，都干嘛用了。

　　彪子义正言辞：“羊毛出在羊身上，别觉得我亏待你们，不带你们胡吃海喝、发福利，村里就这点钱，年底了，真金白银发给大伙儿，咱不行啊？”这话说得真切，村委会成员听得也动容，大伙也表示同意，都觉得不错。但接下来没几天，却民怨四起，抱怨新书记抠门，其他村民也逐渐表示反感，认为无论开什么会，干完活请大伙吃个饭总还是有必要的，太抠门了也不好。有一次村委会成员换届，选举工作之后，彪子主动在村里最大的饭店摆了几桌，奖励大伙工作认真。饭后，高会计按照公款消费悄悄去结了帐，第二天，彪子把吃饭用的一千五百块钱一分不少退还给高会计。他说，我说过，绝不拿大队一分钱。这事儿传开了，村民又有微词，觉得他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背后不知道贪了多少呢，如此种种。

　　好事不用商量？

　　彪子觉得，自己不能像当初的老王那样，工作上打哈哈，请客吃饭溜须拍马，要给老百姓干点实事。于是，开着自己的路虎车在村里溜达了好一阵，回来之后决定先把村里6个公厕修整出来。在此之前，村民自家多用旱厕，对于农村的厕所，鄙人深有体会：砖头危房一间，露天通风，脚下石板松动，胯下一坑微浅，成就你扎马步抑或练就一身轻功的本事！茅房无门自然没锁，如此，练就如厕者速战速决且耳听千里的神功，凡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即行动。有时阿猫阿狗也来凑热闹，如此如厕一次需完成若干蹲起运动。公厕按照区域划分，集中解决村民如厕问题，老王上任的头一年这厕所也修整过，没用多久，因为没人管理打扫，也没人愿意负责，也就搁置在那儿成了摆设。

　　彪子用了两周时间，亲自监督工程，将废旧的公厕修整一新。公厕完工那一天，我们跟着去了，彪子笑盈盈地说：“用相机都给我给照下来。”我有点不情愿，觉得拍个厕所回家有点奇怪。也没照做。厕所的情况就不描述了，就像我不愿意给它拍照一样。不过，修整后的厕所，总是解决了村民实际问题的。

　　谁知，一周之后，有人反应，6个公厕5个都堵上不能用了。原因很简单，放在里面的废纸篓一夜之间全都不见了，原本每个坑对应一个，手纸杂物丢在里面防止下水道堵塞。结果过了一晚全没了，有村民反映看见张三、李四偷偷拿回家了，后来也有人效仿……于是下水道堵了，一个两个……五个，仅存的那一个也危在旦夕了。

　　彪子也很无奈，回去想了个办法，在厕所的墙上贴上标语，规定不得将公共财物归于自己，一经发现必有重罚。然后责令保洁每天清理一遍。这之后，总算平静了一阵。

　　接下来，彪子又带领工程队清理了旱沟，清了垃圾，修了路，装了路灯，村西头的边儿上，建了绿化带，村民有了活动中心。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跟底下人商量，我们私底下提醒过他，他总是满脸不屑：“一个大老爷们儿问心无愧为老百姓做事就行了，犯不着跟人嘀咕。”

　　话说我们村下面有四个生产小队，每个生产小队又有自己独立的队长和会计以及小队成员，这生产队留存的历史可追溯到上个世纪。以往，村委会办事都要经过四个小队长签字，再召集村民代表开会举手表决，再召集党员开会，有些事儿会上谈不笼就靠在饭桌上，大伙借着酒劲畅所欲言。

　　彪子早些年在外做生意，很少参与村里事务，村里跟他相好的同伴给他支招，好言相劝，要团结稳定顾大局，四个小队不可以忽略。但是彪子不听，他早就对这繁杂冗长的办事风格恨之入骨，说：“我这想个什么事儿都要经过他们，一回一回开会，吃饭，一开会就要支出误工费，给了钱你还得管饭，又是一笔开销，大伙儿的钱都这么作践了。”话糙理不糙，我想时间长了，百姓得了实惠，也就慢慢理解了。

　　彪子想不通，我想不通

　　但事情却越来越不顺畅，紧接着，政府接到村民举报，告彪子不按规矩办事，违背了《村民自治章程》，账务不公开，要求政府出面解决。政府一趟趟叫他去开会，检讨。他不服软，觉得自己没错，放出话去，要改革村务。重新选举小队队长，或者干脆撤掉生产队，统一归村委会管理。

　　口出狂言的后果是，第二天中午，几个队长私下聚集，借着酒劲大闹村委会，掀了大门砸了玻璃，桌椅板凳一塌糊涂。说来惭愧，我这村官听到动静以后，只窝在小屋里大气都不敢出。事情发生以后，我曾深刻忏悔过，我是不是应该出去劝阻或者直接上去跟这几个醉汉理论？好在当时村委会除了我一个“常住居民”之外，还没人办公，也无人受伤。我给书记打电话，告知村委会情况，书记说：“你们千万别出去，我马上就来。”五分钟后，等书记过来四个队长已经被附近的村民劝走了。他一边叫人收拾残局，一边跟我说：“出于安全考虑，你还是暂时出去几天，太乱，出了事儿对你不好。”有那么一个瞬间，我似乎觉得眼前这书记就像个英雄。

　　我走后，听说彪子跟队长们大干了一场。回来看到他脸上的伤疤，问怎么来的，他笑说打架的时候被三队队长抓的。我说，解决了么？他答：“都是一个家族的，我媳妇是他媳妇的婶婆，按辈份，他还得管我叫声叔，昨儿还在我家吃饭......”我有点懵了，什么情况？打架？亲戚？又一团和气在家吃饭？然后继续僵持？在我有限的生命体验当中实在无法理解农村老百姓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态度的转变。也许，对他们来说，最直接的也是最有效的，打架或者告状都是沟通方式的一种，吃饭或者喝酒又是情感维系的表现。

　　彪子想不通自己想做点事情为什么阻力重重，他觉得自己没错，问心无愧，但依然没从老百姓嘴里落个好儿。我也有些困惑了，看不出这其中的端倪，似乎谁都没错，问题又层出不穷，关系错综复杂，做事又一头雾水，想搞明白，确实不那么容易。没过几天，书记被政府叫去谈话，从昨天到现在一直都没回来……也许，他在家反思，或者重新琢磨自己这个新官该如何点火。

　　文/张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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