踩准政策的“鼓点”

　　核心提示：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的成功经验，会发现每一轮改革都会产生足够多的“红利”。如今，中国又站在了新一轮改革的起点，着眼企业长远发展关键在于调整战略，提前布局，深挖未来的“改革红利”。

　　飞机在天空划了一道美丽的弧线，随后降落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

　　上海商人章山宝一下飞机，就一路赶到汉口宝丰路与苗秀堂见面，随后两人便急着往江夏区梁子湖一湖心岛赶。

　　这个小岛在10余年前就被苗秀堂买下，并成立了武汉福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武汉福地农业）。因潜在的开发价值大，章山宝计划投资10亿元将该片区打造成旅游“小宝岛”。

　　梁子湖水面波光粼粼。然而，如何使梁子湖水域环境保护与水产业有序开发达到平衡，这需要有新的发展思路。这是章山宝此行最大的目的。

　　在梁子湖畔西岸这个三面环水的小岛上，10年前种植的樟树苗，如今绿树成荫。苗秀堂正在小岛上来回踱步，回顾近30年的商海历程，他认为他所有的成功都与党和国家重大政策紧密相关，只要踩准了改革的“鼓点”，企业才会有更好的发展。

　　如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苗秀堂想得更多的是，要趁重大政策出台前，调整公司战略，提前布局，深挖未来的“改革红利”。

　　转业从商

　　年近66岁的苗秀堂，阅历丰富，颇有传奇色彩。回首这么多年来的奋斗，他自称身上满是新中国改革的烙印。

　　苗秀堂对童年的记忆只有两个字：贫穷。印象最深的是3年自然灾害时，村里很多人饿死了，因为没有东西吃，苗秀堂眼睁睁地看着他的两个伯伯饿死。

　　18岁那年，他应征在武汉入伍，随后被调到汽车连。因部队每年都要开展军民一家亲活动，苗秀堂的汽车连给武汉商场帮了不少忙。也因此，他与时任武汉商场总经理的毛冬声相识，并建立了深厚感情。

　　7年后，苗秀堂完成了一个农村青年到优秀军官的跨越，成为部队里年轻的团级干部。也就是这一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全国由此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推行改革开放政策。

　　为此，他欢呼雀跃，看到了中国摆脱贫穷与落后的曙光。

　　1984年被称为“中国公司元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辞官下海经商潮”，柳传志、王石、张瑞敏等纷纷下海创业。这一年，中国政府对外明确宣布“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这股思潮影响到了苗秀堂。两年后，苗秀堂从部队转业至地方。在转业前，他到毛冬声家告别。毛冬声对他说，干脆来武汉商场工作吧。

　　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苗秀堂从军队转业到武汉商业集团，后担任武商副总、副董事长，成为时任武商集团董事长毛冬声的黄金搭档，实现由军人向商人的蜕变。

　　工厂倒闭

　　从农村来到大城市的苗秀堂，没想到自己参加工作的第二天，就被领导安排承担兼并一家板箱厂的任务。

　　国企改革在那个时代刚刚兴起。1984年8月，德国人威尔纳·格里希曾被聘请为国有企业--武汉柴油机厂厂长。但这家企业因体制、观念的落后，屡失机遇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破产。

　　当时板箱厂有700多名职工，如何安置这批人员令他深感棘手。连续十多天，他带着团队对工厂的财产一一接收，人员分流井然有序。

　　然而，板箱厂职工安排妥当后，又一件事让他犯了难。

　　按照原计划，该板箱厂兼并后，依靠工厂现有设备，可以很快转型成为冰箱等电器的生产厂家，使企业扭亏为盈。但在当时，湖北本地日用品生产企业仍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一个地区只能有一家企业生产冰箱，原湖北沙松冰箱厂已经营多年。

　　苗秀堂本想打政策的擦边球，将板箱厂办成沙松冰箱厂的分厂。但在他与沙松冰箱厂及政府有关部门几经周旋后，最终只得放弃办分厂的想法。

　　1987年年底，板箱厂兼并后不到一年，武汉商场决定关闭这家工厂。到了1993年，由于企业经营陷入困境，“沙松”冰箱不得不退出市场。

　　“太可惜了！就是因为思想不够解放，好端端的一家企业就这样没了。”苗秀堂告诉记者，整个上世纪80年代，湖北仍存留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子，购买电视机、自行车、衣服等均需要票证，“只有不断改革，经济才会有活力。”

　　“开价效应”

　　让苗秀堂大开眼界的是，1988年，他被派往武汉市对口友好城市--日本大分市学习商业管理模式。在日本学习期间，苗秀堂印象深刻的是，他们脑子里装的商业管理知识远比日本人丰富，但日本人在专业领域方面的见识却要比他们深得多。

　　巧合的是，这一年，中国召开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在深化改革的同时，产品定价权开始逐步开放。

　　同年年底，学成归来的苗秀堂大显身手，将日本所学运用到武汉商场管理上。武汉商场率先在全国开放服装等零售价格，商品明码标价。

　　苗秀堂回忆称，武汉商场在放开价格销售前，工作人员仅拿一件衣服展示给顾客看，顾客没得选择。开价销售后，商场内所有衣服均公开展示，顾客可货比三家。

　　“武汉商场内的自动扶梯上，每级台阶均站满3人，这种火爆场景持续了好几个月，商场不得不在自动扶梯两头各安排两人维持秩序。”苗秀堂称，“开价销售后，商场仅服装部的销售额，就从往年的2000万元陡增至1亿元。商场2万平方米的仓库，所有商品被抢购一空，不再有往年积压的存货。”

　　“要是不改革的话，怎会有这样的效果？”此事之后，苗秀堂的信心比以前更足了。

　　到了1992年9月1日，国家物价局宣布，从当日起国家将571种生产资料产品定价权交给企业，同时将22种产品价格下放给省级物价部门。至此，由国家管理的物价品种只剩下89种，全国最为艰难的一次物价“闯关”也得以通过。

　　市场化转型

　　武汉商场的开价销售，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习考察团。以此为契机，武商转变了过去老套的经营方式，商场不再向工厂要货，而是让工厂在商场内开设专柜，各家自己叫卖自己的商品，服务员由武汉商场聘任。

　　这些变化都出自日本所学。苗秀堂将此总结为：市场化经营，商场化管理。“让市场决定商品供需量，我们仅要做好的是将服务员培训好，将商场管理得更有秩序。”

　　试行股份制，对当时的武商来说，又是一次挑战。武商从1986年实行股份制改造，但在那个对姓“社”还是姓“资”争论不休的年代，武商上市之路几经波折，几度风雨。

　　1992年，武商集团抓住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历史机遇，毛冬声与苗秀堂等为武商集团提出“盘企业就是盘资本”这一新的资本营运发展观念。

　　深化改革的声音让武商再次迎来新的机遇。1992年11月20日，武商集团股票“鄂武商A”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异地上市的商业公司，也是第一家湖北省的上市公司。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提出包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扩大对外开放等政策方向。这无疑更坚定了改革信念，从1992年至1997年，武商集团通过扩股、配股从证券市场融资8.3亿元，为武商集团后续发展积累资金。

　　瞄准新红利

　　1997年，苗秀堂用自己赚来的第一桶金买下梁子湖畔一小岛。这次投资，对苗秀堂来说，其实是个无奈的选择。

　　位于梁子湖西岸三面环水的该岛，原本是要卖给武商作为培训基地所用，但武商因专注发展商业而放弃了这个机会。苗秀堂考察后，联合其他四位股东决定买下占地约1千亩的贫瘠小岛，铺路打井、植树造林。

　　“后来，那几位股东看到这个荒岛没有任何投资价值，他们选择集体退股。”苗秀堂似乎天生就有当商人的潜质，当别人准备撤退的时候，他却早早嗅到了商机，并买下了该岛的全部股份。

　　次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序幕。看到时机已到来，苗秀堂并未急于开发这个小岛，而是在小岛上种植大量树木。他介绍，当初买下小岛时，连进岛的路都不通。16年来，他出资逾百万元为当地老百姓修建水泥面公路，上交国家税收超过500多万元，并安置当地农民工就业，带动一方百姓致富。

　　2005年，中国出台了“非公经济36条”政策，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各大领域。这一回，苗秀堂又“踩”准了点。同年，他买断了梁子湖1万亩水面使用权，注册并养殖了“天福”品牌大闸蟹，重新组建了武汉福地农业。到2010年，中国再次出台“民间投资36条”时，民营经济的内在活力进一步被激发，民营大企业不断涌现。

　　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认为，民营企业在2005年的一个贡献就是沟通城乡；在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城乡鸿沟越来越深，现在由于民营企业的参与，城乡之间的鸿沟被填补起来。

　　“城镇化的投资主体是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政府要有胆量和气度把它们组织起来，城镇化和城镇一体化一定要真正放开。”保育钧称。

　　抢占新机遇

　　2010年，在与毛冬声搭档20余年后，苗秀堂从武商集团副总经理一职退休。退休后的苗秀堂并未闲着，担任起湖北省河南商会会长一职，架起黄河与长江民间投资对话的桥梁。

　　苗秀堂自己创业，深知民营企业之苦。他说，过去民营企业办工厂，大部分精力都用在找政府部门办各类手续，有时一年都难办下来，但现在全国各地的投资环境已大大改观。

　　“河南花都保险柜公司在武汉东西湖区办分厂，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就走完办厂手续。”苗秀堂接着向记者举例，商会一位副会长在湖北大冶投资项目，当地政府允许其边建厂边办手续，“只要厂房区没有农舍、农业耕地等，用地符合国家标准，这类办厂行政审批手续都很快。”

　　“推进机关效能，优化投资环境”，正是近年来湖北着力打造的“重商”文化。自2011年底起，全省直37个有行政审批职能的部门都加大力度清理省级行政审批事项，到去年5月，湖北已成为全国行政审批事项较少的省份之一。

　　“投资环境的改观，将为新一轮深化改革打造坚实的基础。”苗秀堂认为，在国内外经济结构深刻调整的背景下，“哪个地方的改革力度大，哪个地方就会率先在扩内需战略中赢得先机。”

　　湖北有自己的强项。“每年阳澄湖大闸蟹产值超过百亿，支撑起一座小镇。梁子湖的大闸蟹完全可以成为江夏区的支柱产业。”上海商人章山宝称，“我品尝过梁子湖大闸蟹，味道非常鲜美，只要产品包装突出梁子湖大闸蟹味美又鲜，产值绝对能超过阳澄湖。”

　　“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也是未来中国的新‘红利’。”章山宝和苗秀堂均表示，近年来，湖北出台了多项湖泊环境保护条例，这是非常好的事情。而如何在保护生态环境与发展产业上寻求新的平衡，则是未来中国新的挑战和机遇。

　　(支点杂志2013年10月刊)

　　《支点》记者袁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