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司改得与失

　　【√】这次九月政争，最终还是会以司法判决画下终点。这也验证了法治社会的标志，正是法律而非政治

　　九月政争，台湾地区马王大斗法。先是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将王金平关说案件上升为“台湾民主法治发展的关键时刻”。马王大斗法，纷纷扰扰的热闹之外，还有不少门道值得观察与玩味。台湾政坛当下种种争执，最终都要回到法律层面解决。不难看出，政治司法化折射法治进步，台湾早已今非昔比。

　　正如法官对媒体所说：“此次（王金平）假处分判决，剥离政治因素，与一般民事假处分案无异”。主审法官强调，法官不是神，也不是泛道德家，仅能就事实部分合乎法律的规范地方，给予法律判决。点明了法治基础还是在于法律精神与事实认定。

　　可以预见，这次九月政争，最终还是会以司法判决画下终点。这也验证了法治社会的标志，正是法律而非政治，才是社会秩序的安全阀。

　　台湾司法改革，最大特点是自下而上推动。民众当时怨声载道：司法不独立、错判乱判、法官终身制，人事体系封闭等等。民间改革呼声强烈，但朝野两党，均对司改议题兴趣欠缺。

　　一批热心公益的律师和法学家挺身而出，他们深信改革的力量必须来自民间，反对由上而下进行改革，坚持由下而上推动。1995年财团法人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成立，立志于以民间的、持续的、行动的力量来监督司法，建立清廉的、独立的、高品质的司法环境。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又和民众联系密切，他们深知什么地方最应该改革。

　　民间司改会着眼于行动，派人到法院旁听，记录法官一言一行，看哪些法官迟到、打瞌睡、乱骂人、不认真，然后把结果在媒体上公布。此外，他们对律师进行问卷调查，给法官打分，公布结果。效果不俗，法官态度开始变好。

　　解严初期，台湾社会对法治需求迫切，案件数量遽增，司法人员编制大幅增长。一批新法官、检察官进入司法系统。这些年轻的法官、检察官，大多受到民主运动的影响，民主意识和改革精神远超前辈。这一批新人成了后来法院改革运动、检察官改革运动的坚定支持者。

　　谁人不知，那时台湾司法不独立，审判常遭上级干预。法院院长插手“事务分配”，决定哪个法官办哪个案子。1993年前，各法院院长可以决定将大案要案——政治敏感或是贪腐案件，分配给他信任的、听话的法官。“法院组织法”沦为一纸空文。

　　1993年台中地院9名法官公开举行记者会，要求事务分配权属于全体法官。他们呼吁以民主的方式，而不是以资历来决定。其它地方法院随即跟进。

　　另一个上级干预司法的手段，是臭名昭著的判决书送阅制度。法官写好判决书后，须呈送院长审阅，美其名曰是要由院长把关、纠正错误，实际上给了院长干预判决的机会。匿名法官将此公之于众，社会舆论哗然。1994年施启扬接任“司法院长”，召开司法改革会议，废除院长审阅制度，法官开始走向自治。

　　台湾法律一度规定，法院预算独立，但须“行政院”审批。如此一来，“行政院”就能够通过预算牵制“司法院”。1997年，“司法院”游说成功，通过“修宪”，规定：“司法院”所提出之年度司法概算，“行政院”不得删减。至此，阻碍司法独立的制度性障碍，几乎全部消除。

　　今天，台湾一般性的案件，外部力量要想干预难度极大，法官收红包也少之又少。但是，在司法独立的前提下，法官素质如何提高，如何提升判决书质量，如何淘汰不合格的法官，如何确保一个独立行使职权的法官不会滥权，一个独立的司法体制如何回应民主政治和社会的要求，这些问题，依然考验着台湾司法的智慧与良知。